台中榮總安寧病房的榮譽主任黃曉峰說：「我們很貪心，要的除了是病人的善終，也希望一起經歷死亡的家人，也感受到善終。我們希望日後家人想起這個過世家人，心中會湧起一股暖意，獲得一份支持。」黃曉峰也當過病人家屬，瞭解家屬的所有掙扎與需要的支持。當年他從安寧療護起源地英國聖克里斯多福安寧院（St. Christopher's Hospice）進修一年，學習安寧療護，回台就投入籌建台中榮總安寧病房，沒想到他哥哥成為他病房第一屆「畢業生」。
當時，黃曉峰得知哥哥確診罹患胰臟癌時，非常焦慮，因為安寧病房尚未完成。黃曉峰說：「幸好哥哥開完刀，治療的很好。後來他癌症復發需要安寧照護時，安寧團隊已經在那裡了，但是我跟家屬一樣，仍然在他床邊掙扎『到底給他抗生素？還是不給他抗生素？』按理我是最了解他價值觀的人，但是我做決定時，跟其他家屬一樣艱難。」
「這是老天給我們的鍛鍊，讓我們知道，『你不會永遠當醫生』，就像賴其萬醫師說的，『我們不會永遠站在圍牆外邊指指點點，總有一天會進到圍牆內。』」哥哥已過世多年，一談起哥哥，黃曉峰仍忍不住落淚，「我哥在彌留之際很虛弱，我在他床邊啜泣，他醒來轉身問：『曉峰，你在哭？』我說：『對啊，』他說：『沒關係，盡力就好。』病人所求其實不多，很多時候都是病人在安慰家人。」
因為這樣的經驗，黃曉峰更能同理的回應病人跟病人家屬，他常教導年輕醫師如何在面對自己跟病人的情緒下，告知病人壞消息。他說：「不要害怕跟病人聊這個事情，可以從病人的身體狀況、治療跟吃睡好不好聊起，他會清楚自己在治療上的節節敗退意味著什麼，因為都是壞消息，醫師要在情緒上去扶持他，逐漸就會觸及他的靈性跟價值觀。」
黃曉峰認為許多家屬要醫師隱瞞病情是怕病人擔心，或怕醫師用一種粗糙的方式告知病人壞消息，但是其實病人最清楚自己的身體，醫師只要發問，讓病人說出心裡已經清楚的事就夠了，「醫師只要聆聽，每當我問病人，你擔心嗎？我常聽到他們說『人都要走這條路，不要太辛苦就好。』能給病人表達恐懼跟憂鬱，對病人就有治療作用。」
病人內心的憂慮經常被醫師跟家屬忽略。對於有些病人希望跟家人談，但是家人不願面對，立刻以「你不要想這些有的沒有的，把病養好再說。」回絕，黃曉峰會提醒家屬：「即便你不忍聽下去，至少不要阻擋他談，他擔心的事才有辦法處理。」
目前醫師在溝通方面的訓練嚴重不足，但是黃曉峰認為，這可以訓練。要真正落實執行《病主法》，其實更早在簽署預立醫療決定之前，醫師跟病人，還有病人家屬就要不斷溝通，了解對方的價值觀。台大醫院整合醫學科醫師蔡宏斌說：「台灣的問題在於，我們始終沒有形塑一個，非常通用的溝通議題的文化。」他提到自己的醫師父親當年洗腎半年，心臟裝了3根支架，但是父親從生病到死亡前，父子間從沒針對這些問題談過。
蔡宏斌的父親心肌梗塞發作時，正在看病人，送急診後心臟休克，「在急救室時，我爸的氣管內管是我插上去的，後來裝上葉克膜，緊急做心臟繞道手術，但是他的心跳始終沒再跳回來，最後多撐了十四天，離世前，我才幫他簽不施行心肺復甦術。」這段經歷讓蔡宏斌在拿到腎臟科專科醫師後，又投入重症醫學，想更清楚到底何時是適當的放手時機。他也開始學習醫病溝通，今年他將多年的臨床溝通經驗集結出版《好活與安老》一書，供醫護人員跟病家參考。
修改《病主法》，才能確保病人意願得以執行
奇美是最早試辦病主法的7家醫院之一，很早就在社區推廣病主法，謝宛婷說，「剛開始真的沒有什麼民眾理會，一來是聽不懂，二來是諮商要錢。聽得懂的民眾則懷疑，這真的可以保障我嗎？後來我們在臨床執行真的遇到困難，加上要跟民眾講個5次、10次，他才稍微懂一點，我們認為這樣不太對，就在推廣安寧照護同時，也把病主法的預立醫療一起談。」
謝宛婷認為，預立醫療計畫很複雜，必須在一次次的門診時，找機會跟病人談。她會特別留意一些慢性病老人，謝宛婷說：「這樣的病人病況一次比一次差，而且是併發症很高的族群。他們可能每天來洗腎，看起來很健康，洗完快快樂樂回家，卻突然因心臟衰竭在家裡倒下。很多醫療糾紛就是這樣發生的。」所以她每次幫他們看病時，會提醒他們或請家屬留意，也慢慢跟他們解釋病主法，並提前提供安寧緩和醫療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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