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版「＃Me Too」讓許多隱藏多年的性騷擾案浮上檯面，也引發台灣社會對於「性平三法」的質疑與檢討，如何避免大多數權勢性騷擾淪為黑數成為重中之重，包括「性平三法」的整合、申訴流程的改善及期限的延長、職場性平觀念的宣導與落實，以及受害者的心理支持等，都有待建立與修補。
職場性騷黑數多 性平法問題最嚴重
台版「＃Me Too」延燒，凸顯性騷擾的問題嚴重，但事實上，目前關於性騷擾的相關法規已有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其中，若是受雇者於執行職務中、雇主對受雇者或求職者為性騷擾行為，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若性騷擾事件其中一方是學生，另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上述兩種情形以外，則適用性騷擾防治法。
「性平三法」看似涵蓋各領域，滴水不漏，直到性騷擾的指控在網路上、在新聞中、甚至在身邊一一爆開，才發現對於絕大多數受害者來說，現行條文不但無法成為能舉起的盾，也無法讓他們在事後打開心門。其中，又以最早立法的性別工作平等法問題最為嚴重。
『(原音)勞動部在2017到2021年，他們做過了工作場所就業平等調查，就已經發現有7到8成遭受職場性騷擾是不申訴，所以他已經這連著幾年做的調查，都已經發現了這個職場性騷擾有很高的黑數，可是卻沒看到他們有什麼作為，就我看到這黑數了，那我要去檢討問題，完全沒有，所以我想這個勞動部你要說行政怠惰，可是我覺得他們沒有覺得行政怠惰，是因為他們從頭到尾就沒有覺得那是他們的業務，所以這是一個最關鍵的議題。』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拿出數據，單就2020年他們接到的案件，發生在一般公眾場所有2,400多件，等於全台2,300萬人平均每萬人1件；校園性騷擾1萬多件，意味著全台共400多萬學生中，每417人就有1人受害；而在1,000多萬勞工的職場，性騷擾案件數只有423件，也就是平均每2.7萬名勞工才有1人受害，她認為就是因為申訴機制出了問題，才會出現這麼不合理的比例。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提醒應檢討申訴機制，以改善職場權勢性騷擾的黑數問題。(劉品希 攝)
阻權勢性騷 補身分漏洞
確實，這波「＃Me Too」許多都是發生在工作領域或工作關係下的性騷擾，「權勢」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伍維婷：『(原音)事實上性騷擾這個議題的主軸就是權力關係，因為你沒有任何必要故意去觸摸別人，或者是故意在言語上去佔便宜，之所以有人想要這樣，他其實絕大多數，但我不能說是絕對的，絕大多數都有一個權力的關係，我看到有人講說也許所謂的藍領階級，他也有可能去性騷擾一個白領階級，事實上在性別研究裡面早就指出，那個權力關係不僅僅只是階級的關係，也包括性別的關係，就是說今天那個藍領階級的男性，他會在一個性別文化較為傳統的社會裡面，認為他是有權力去騷擾一個女性，不管那個女性的階級是什麼。』
權力的不對等、資源的落差讓受害者迫於外在情勢及自身利益而不敢與之對抗，使得原本就嫌不足的性別工作平等法更顯捉襟見肘。依照目前的性平法，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的發生，且在知悉發生性騷擾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否則將面臨處罰，但如何補上性騷擾行為人就是雇主本身的這個漏洞，民間團體已喊了多年。律師尤美女：『(原音)今天可惡的是雇主本身就是那個加害人，那在這一塊呢，在當時制定的時候沒有規定，但其實在那個辦法裡面已經有規定說，如果他是雇主的話，其實是可以向勞工局去申請的，但是因為你是受雇人，今天他是最大的老闆，你說你敢到外面去申訴嗎？那個環境你根本是待不下去的，所以你會看到被害者最後就是工作自己辭掉，但是他所受的傷害是一直存在那裡的，因此在這一次其實要加強的是明定當雇主是加害人的時候，應該是要由主管機關來做調查，並且要做懲處。』
王玥好也指出，單單加重處罰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因為雇主不可能自己調查自己，無所謂調查也就無所謂處罰，甚至雇主可能因避免遭重罰而隱匿，所以應建構一個客觀、中立的第三方處理機制。
另外，雖然目前性平法及性騷擾防治措施要求30人以上公司須設立申訴處理委員會，但由雇主及受雇者代表組成，仍難排除權勢的影響，且由主管指派，難脫「球員兼裁判」的質疑，更讓申訴者卻步，因此，專家學者都認為性工法應明定由主管機關建立人才資料庫，要求申訴處理委員會引進外部委員。伍維婷：『(原音)性別平等教育法大概是目前整個申訴機制相對完整的，它的遴選委員必須要由教育部的一個叫做性平事件的資料、人才資料庫。你要變成那個人才資料庫，都必須先經過初階、中階、高階的性平事件調查的訓練，所以基本上我會建議，性別工作平等法主管單位應該是勞動部，勞動部應該要開始建立這樣的資料庫，然後讓這些外部委員都要受訓，然後規定公司決定要組調查小組的時候，應該要從這個人才資料庫裡面去找人，而不是你自己決定你要找誰這樣。』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伍維婷認為主管機關應建立人才資料庫，要求企業在進行性騷擾申訴處理時，須引進外部委員。(劉品希 攝)
改善申訴機制 減少性騷黑數
另外，在申訴時效部分，目前除性別平等教育法無限制外，性騷擾防治法只有1年，性別工作平等法雖申訴時效為事件發生後10年內，但因民法請求賠償時限為2年，行政罰為3年，台北大學法律系教授郭玲惠便在日前舉行的一場公聽會中建議檢討。郭玲惠：『(原音)但是沒有申訴時效，它時效就沒有問題嗎？它仍然有問題，縱使我離職之後，我再來申訴，我們性工法的民事損害賠償時效通通過了，因為從你這個行為開始10年，知道有這樣義務違反2年就沒有了，所以時效是過的，你頂多只能要求他處理。主管機關介入去處理之後，說你的性別友善措施沒做好，對不起，行政罰法3年結束，也罰不到他，刑事也可能早就過了，10年早就終了，所以我們要處理的時效是這一塊的時效，在性工法該補的。』
根據勞動部的調查，在職場遭受性騷擾而不願申訴，多數是因為擔心失去工作及面對閒言閒語，因此，如何提供友善的申訴環境，也是避免職場性騷擾多淪為黑數的關鍵。
伍維婷提醒在申訴及處理過程中應落實保密原則，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監事莊喬汝則認為主管機關應適時介入，避免受害者提出申訴後遭到不公平對待。莊喬汝：『(原音)主管機關必須適時的介入，去提供一些監督考核。因為我們的法律已經訂得很清楚，性別工作平等法36條就訂了，你不可以因為人家提出申訴去給予報復，因為過去我們發現職場性騷擾的問題，就是大部分的被害人是離職後才敢提申訴，或者是我已經下定決心我就是要離職了，於是我才申訴，因為他擔心公司會覺得我是一個troublemaker。』
整合性平三法防漏接
另外，莊喬汝也建議勞動部設置專線，讓受害者能另有申訴管道；王玥好也認為應設置單一窗口提供服務，先接住受害者，再分流進行相關機制及處遇。
之所以希望設置單一窗口及專線，就在於現行「性平三法」間存有間隙與模糊地帶，受害者即使有意為自己爭取正義，但常搞不清楚要向誰求援。王玥好指出，目前「性平三法」的主管機關衛福部、勞動部、教育部缺乏橫向溝通，但整合是個大工程，短期內不可能達成，因此希望能先整理出初步樣態。立委吳玉琴也認為該如何處理各種樣態的性騷擾，應在修法時加以釐清。立委吳玉琴：『(原音)下班之後的同事或是上司跟下屬的這個騷擾就變成性騷擾(防治法)，我覺得這是不對的，因為他下班之後，你的工作權勢還是存在的，所以不應該是用性騷擾(防治法)，而是應該用性平法。所以這個就是大家不要推來推去，把它講清楚哪一個情況該由誰接。』
立委吳玉琴應釐清「性平三法」如何承接各種樣態的受害者。(歐陽夢萍 攝)
落實性平教育與受害者保護
最後則是性平觀念的落實及受害者的心理支持，由於權勢性騷擾涉及太多現實考量與價值取捨，單靠法律很難加以杜絕，除了利用輿論及社會壓力要求企業、組織或政黨負起責任外，也必須在職場落實性平觀念的宣導，才能預防類似情況發生；同時，企業也應加強中高階主管的教育訓練，發生性平事件時才能妥善處理，避免造成二次傷害。王玥好：『(原音)其實在美國的＃Me Too運動之後，這5年，我們去查了一下，這5年對他們的影響是，他們的那個教育訓練確實也比較普及跟落實了，這跟台灣的狀況一樣，法有，但是事實上做得不落實，我們相信在這一次的事件，應該大家在整個普及的訓練，尤其是具有這個職權的主管要擔任調查委員，可能我們也會要求你不是只給他上課，還應該是要有類似這種演練，有點要像工作坊那樣演練的一個訓練。』
而如何協助受害者重新站起來、勇敢為自己爭取，也是修法時必須賦予的力量。律師尤美女：『(原音)最重要的是怎麼樣去撐住被害者，因為他就是沒有那個能量、沒有那個能力去抵抗那個加害者，他才會受害，如果他今天有能量，他怎麼會受害？就是因為他已經沒有能量了，你要叫他來申訴，根本不可能，所以這時候就我們怎麼樣去撐住被害者、怎麼樣去同理他，然後讓他了解他的處境、讓他了解他的權益，甚至陪伴他，讓他慢慢的長出能量之後，陪著他去申訴，這樣子，這個制度才能夠是有效的，所以這一次怎麼樣撐住被害者、怎麼樣去協助他、empower他，是這一塊修法非常重要的。』
性平教育法 大專院校成黑洞
而在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雖是目前「性平三法」中最為完備，也仍有漏洞。王玥好便驚訝發現前幾年接獲求援的案件不少來自大專院校學生，歸根究柢，關鍵同樣出自權勢。
王玥好指出，大專院校學生均已成年，教授比起高中職以下則更具社會知名度及影響力，加上掌控學生的成績、可推薦畢業後的工作，使得情況更為複雜且艱難。王玥好：『(原音)國中你也不可能把學生fire，學生也不可能留級，可是大學有可能，你可能「二一」、你可能畢不了業、你可能拿不到論文。然後高中以下因為是未成年人，再怎麼樣，你都不太可能質疑說學生會勾引老師，可是大學生，大家就會說他也是成年人，那他可能也是仰慕老師，尤其很多教授可能是很有魅力、影響力的，所以會反而是說師生戀，所以那個學生被責備、被懷疑是不是真正的被害人，反而比起高中以下是更模糊，然後畏懼於這個教授的這個權勢、影響力，會比起更嚴重。』
王玥好表示，這些向勵馨基金會求助的學生不乏來自明星學校，當時基金會曾希望藉由學生社團培植他們內在的力量，但最後這些學生仍不敢說出來，只能自我療傷、等待畢業。
台版「＃Me Too」一波波衝擊台灣社會，也沖刷出「性平三法」的漏洞與空隙，面對各界的檢討聲浪，行政院即將推出修正草案，能否不辜負這些勇敢發聲的受害者，各界都拭目以待。
延伸閱讀
台版「＃Me Too」衝擊／社會集體療傷 助被害人長出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