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全面影響國內百姓日常生活的蒙元人群管理措施，應該是戶計制度，這是一套蒙元政府為了全面管理國內的人力、物力而建立的制度。制度中，蒙元政府根據職業與族群，以戶為單位將全國百姓編入各種「戶計」之中，而全國戶計就被統稱為「諸色戶計」。「諸色」亦即「各類」，「計」應指「計簿」，即官方記錄戶口、賦役、收支等事的文冊。編入各種戶計後，百姓必須世代承襲，不得自行改易，亦要承擔國家指派的義務，或是納糧繳稅，或是出人辦事。國家對於諸色戶計的遷徙、分家、婚姻等活動都有嚴格控管，也可因應朝廷的需求，重新簽補、放還、變更其中人戶。
戶計制度
戶計制度對於全國百姓全面而且嚴格的控制，在千戶制度中已見端倪，因此戶計制度是種蒙古統治策略的延伸發展。對於草原，千戶制度打破了傳統的部落連結，是個新時代的制度，或許可以解釋是種進步的做法；但對中國，唐宋變革以後的百姓生活早已自由，職業選擇不受限制，社會流動相對頻繁，戶計制度遂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造成了逆退的效果。
戶計制度最初在漢地的實施，可以溯自西元一二三五年的「乙未刮戶」。當時蒙古甫平定金朝，隨即便對金朝舊境進行大規模的戶口調查。此次調查的動機是為了清理出蒙古貴族與漢地將領所藏匿的百姓，讓這些百姓成為國家的編民。目前已經不太清楚這次調查的具體內容與後續的處理，但從日後類似的調查推測，這次的調查應該也會順便登錄財產資料，並分別設定百姓應盡的國家義務。而後，蒙元又在一二五二年（窩闊台二年）、一二七○年（至元七年）、一二八九年（至元二十六年）有過三次的調查，這些調查都是以收刮人戶作為主要目標，但是編納戶計的做法也是越來越常見。戶口調查以外的時期，蒙元朝廷也會根據需求陸續編納各類戶計、建置管理辦法，戶計制度就在這段過程中日益成熟。
元代戶計的種類繁多，估計可能不下百種。戶計是以承擔政府的義務內容，也就是以職業的類型作為主要的分類標準，另外也會結合族群身分、社會地位等其他的劃分辦法。在各式標準下，元代可有幾種類型的戶計。第一種是以職業為別的戶計。其中又有兩種類型，一是分布地方與職業類型較為普遍的戶計，像是軍戶、匠戶、站戶、醫戶、鹽戶等；二是僅在特定地方或較為專業的戶計，像是專產糯米的糯米戶、專種葡萄的葡萄戶、專做脂粉的脂粉戶、分布在廣東沿海的採珠戶（又稱蜑戶）、分布於福建沿海的鯊魚皮戶等。
這些職業戶計，家中每代都需出人出力承擔政府規定的特定任務與勞役，像是軍戶需要出丁從軍，匠戶需要保養維修各種官府所需的器物或建設。站戶則是負責各地站赤，也就是驛站的相關業務，其工作包括迎送往來的官府人員、維護運輸用具等。站赤可分水站與陸站兩種，在維護運輸工具的部分，水站站戶就要保養船隻，陸站站戶就要負責飼養馬、驢、牛、駱駝等牲畜。由於常有貴族官員濫用站赤服務，許多站戶也常因此無法支應維護費用而破產。曾有元人指出，所有的戶計中，站戶的負擔最為沉重。相對而言，由於蒙古重視軍人與工匠，對他們照顧有加，軍戶與匠戶的負擔就比較輕鬆。至於沒被劃入特定戶計的百姓，他們被全部編為「民戶」。民戶多為務農，也有城市居民與其他職業的從事者，是人數最多的戶計。
第二種是以社會身分為別的戶計，這些戶計的社會身分特殊，蒙元因此另外管理。這類的戶計主要有賤戶（奴婢、娼妓等）、驅戶（有家的驅口，驅口即是奴隸，最初來自於俘虜）、斷案主戶（因案沒官或給予事主的罪人家屬）、投下戶（屬於貴族封邑的百姓）、怯憐戶（屬於君主與后妃的百姓）等。第三種是以族群身分為別的戶計。政府文書中可以看到依照族群身分分設戶計的做法，此時就有南人戶、北人戶、蒙古戶、契丹戶、女真戶等設定。
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戶計，即宗教戶計。這類戶計有僧戶（佛教僧侶）、尼戶（比丘尼）、道戶（道士）、女冠戶（女道士）、也里可溫戶（基督教人員）、回回戶（伊斯蘭教信徒，元人稱「木速蠻」，即穆斯林）、答失蠻戶（伊斯蘭教士）、迭里威失戶（伊斯蘭教蘇非派成員）。這類戶計的規範對象是宗教人員，其中有出家眾與教士，也有一般的信徒。
宗教戶計的設定，一是基於方便管理，二來也有優禮宗教之意。由於宗教人士常有獨特的生活方式，不易承擔一般世俗人員的賦役規範，獨立管理會是比較適合的做法。蒙古人一直重視宗教信仰，對於世界各地的宗教也一視同仁，全都用心尊崇，於是在獨立管理後，就能方便政府採取比較優待的賦稅徵收方式禮敬這些宗教人員。同時，蒙元也要求這些宗教人士為國服務，除了主持宗教儀式外，蒙元朝廷基本上希望他們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向上天祈禱國運昌隆、君主福壽萬年。
如同族群分類，蒙元未曾針對所有的戶計進行一次全面而系統的說明，前述介紹的戶計分類，其實是不同時間不同規範的彙整成果。族群政策與戶計制度的發展過程，某種程度也反映了蒙元朝廷的治事思維，遇到狀況再設法解決。這種因事設制的做法呈現出一種務實的風格，可是在制度逐漸成形後，各項規範的邏輯關係與整體章法的系統性就會有所不足了。
九儒十丐
諸色戶計中有種專為儒士所設的「儒戶」。儒戶之設，約是源自西元一二三八年的「戊戌選試」。蒙古滅金之初，華北士人顛沛流離，死難者眾，倖存者多淪為驅口。經由耶律楚材的建議，蒙古決定安頓儒士，於是辦理選試，入選者被編入儒戶。在後續制度完善後，儒戶應盡的國家義務也漸清楚。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中書省下令儒戶每家每代需有一人讀書習儒，習儒子弟可以在家學習，也能就讀官學。儒戶不用負擔差役，可以減免賦稅，相關待遇大致比照宗教戶計。
對待儒戶的措施，透露出蒙元對於儒士的看法。對漢人世界而言，儒士是知識菁英，是文化與傳統的承擔者，但對蒙古世界而言，最初卻難有這些認識。在接觸後，蒙古高層開始察覺到了儒士擁有兩種不錯的實務功能。第一種是治理漢地的才能。成書於至正二十六年（一三六六）的筆記《南村輟耕錄》中，作者陶宗儀曾記，有次耶律楚材聽到一名善於製弓的西夏人獲得重用，便向窩闊台汗提醒，如果製弓需要弓匠，治理天下也要「治天下匠」，窩闊台汗聞言後就開始重用耶律楚材。不清楚陶宗儀如何得知這則故事，但從《元史》也留下了相同記載，或是抄自《南村輟耕錄》，或是來自不同的來源，這則故事元末明初時已被認為是種歷史事實了。
關於耶律楚材與窩闊台汗之間的互動，在《南村輟耕錄》百年前，約於至元四年（一二六七）成文的耶律楚材神道碑文則提供了另種說法。作者宋子貞（一一八六—一二六六）提到了耶律楚材常向窩闊台汗建言「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也推薦了許多儒士協助蒙古徵收漢地稅賦，而後宋子貞說，「國朝之用文臣，蓋自公發之」。這則記載的真實程度也許更高。無論如何，不管窩闊台汗的重用儒士是否真由耶律楚材所發，也許僅是後人的褒美之詞，這些敘述都透露出，儒士之能被蒙古高層重視，「治天下」的才能是關鍵之一。
另一種蒙古統治階層肯定的特質，在後世的敘述中就比較隱晦。由於儒家禮儀中常有祭天地、拜先賢等祭祀行為，也有一些通達天地的學問，像是《易經》的卜筮之學，在蒙古的初步印象中，儒人貌似薩滿，儒學是「儒教」。另一方面，薩滿不僅具備宗教功能，也是草原上各種實用知識的傳承者，而當時的儒士也能兼通醫學、天文曆算等各種方伎術數之學，就蒙古人的角度而言，兩者形象接近。事實上，有不少當時投附蒙古的儒士，最初是先以方伎術數之學引起蒙古高層注意。於是當蒙古優禮各方宗教之時，儒家也被一視同仁，在蒙古規劃各種宗教戶計時，儒戶也被等同待之。
治國能力與宗教性質的認可是蒙古與儒士建立關係的開始，對於蒙古高層而言，儒士兼有匠人與教士的身分，因此不太可能會完全忽視他們的價值，還是會有個合理的對待。但對儒士而言，這還是不夠。目前看來，儒士對於蒙元政策的不滿，主要與前代比較而來。在漢人王朝的時代，儒士最受尊崇。即便是金代，儒士也獲女真統治階層的重視，當時的漢人社會中，儒士仍是地位極高的社會身分。但在元代，先有族群背景的隔閡，漢人居多的儒士群體連帶地受到壓抑，後在各種社會身分中，蒙元又是重視僧道、工商人士，乃至於武人，政治場合中也還有吏人分享著朝廷的信賴，儒士已非天之驕子。換言之，元代儒士的待遇不差，只是他們已非一枝獨秀。（推薦閱讀：風評：陳宗彥八次性招待彈劾不了─連蒼蠅都打不得的監察院）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北南角力中的新秩序：遼金元史》（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