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鈺馥／台北報導〕促轉會任務總結報告揭露，1975年蔣介石逝世後，黨國體制並未中止，其長子、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隨即接任中國國民黨主席，成為黨內最高領導人，國民黨並將總裁一職永久留給蔣中正。1978年蔣經國當選總統，成為黨政軍大權高度集中的威權統治者。蔣經國共同建構黨國體制，主要有「協助強化黨對軍隊的控制」、「透過救國團組織滲透校園」、「統整特務組織」三個主要面向。
促轉會強調，蔣經國並非只是被動繼承而已，自1949年起，蔣經國在台灣陸續參與諸多黨國體制構建過程中重要的社會控制任務。一、協助強化黨對軍隊的控制。蔣中正透過「政工改制」、特種黨部改造，強化對國軍的政治控制。相關任務皆由國防部下設的政治部主責，而1950年蔣經國即出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並於隔年創立政工幹部學校。
二、透過救國團組織滲透校園。救國團為1954年正式成立的組織，由行政院轉令國防部總政治部辦理，故由蔣經國主導：是國家機關的一部分，卻同時為國民黨外圍組織，主要幹部亦高達85％為國民黨員。透過長期壟斷學校軍訓教育與康樂性、政治性、服務性之各社團活動，藉以控制、滲透校園。
三、統整特務組織。蔣介石於1949年「下野」期間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並於隔年3月復職總統後將其編為總統府轄下組織「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以指導協調特務機構。蔣經國即分別於其中擔任秘書長與主任的職務。1954年蔣經國更出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該會於1967年轉制為國家安全會議，為動員戡亂機構。
促轉會指出，蔣經國早期一手掌握滲透黨政軍的特務系統，釀成大量政治案件；後更陸續擔任行政院退輔會主委、政務委員、國防部長、行政院副院長乃至院長，皆顯示在蔣介石執政後期已逐步接掌政府實權，旋即於1975年蔣中正逝世當月，接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綜攬全黨黨務，隔年就任黨主席。1978年經國民黨推舉，以同額競選方式當選為總統。
蔣經國擔任總統後，承繼黨國體制運作，在已出土的政治檔案中，雖仍未發現他如其父那般大量且直接介入司法個案的證據，但在相同的體制結構下，仍有許多侵犯人權、壓制民主的政治案件發生，如余登發案(1979年)、蔡有全、許曹德案(1987年)，其中以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規模最大、牽連最廣。
證據顯示，情治單位對美麗島事件的態度與行動，與蔣經國的個人意志有關。蔣經國於事件發生後的18日至22日間，在日記寫下：「反動派所謂美麗島暴徒在高雄暴動，企圖火燒高雄，當時情況非常嚴重。情勢平靜後，我即下令將全部禍首拘捕，暫作處理。一網打盡之後,再做斬草除根之事，為黨國利益不得不下此決心」。
促轉會提及，蔣經國認定該事件為中共於背後操縱的「內應外合之惡毒政策」、「今後國內之患重於來自國外」且「從此一定多事」，故「決定國家之安全工作由我自己親自加以督導(組織、訓練、巷戰、工作)，以力還力，才有力以擋之」，並要每週主持安全會談一次。情治機關於美麗島事件發生隔日成立專案，對黨外人士展開大逮捕。
此外，學者研究王昇日記指出，蔣經國屢次親自主持會報，「把握甚牢」，指示逮捕、起訴乃至求刑之策略。兩相比對，可證蔣經國實為處置美麗島事件的真正決策者。美麗島事件後，情治單位對社會的監控，也在蔣經國執政時期、解嚴前的1980年代達到高峰。
促轉會強調，知名政治懸案如林義雄宅血案(1980年)、陳文成案(1981年)等，受害者於遇難前皆受到情治機關嚴密監控，特別是在陳文成案調查過程中，本會發現在警總可能涉入陳案的高度爭議下，蔣經國卻於案發當年，將時任警總總司令的汪敬煦升任為國安局長。
而且國安局曾於1982年7月11日向蔣經國呈報該案調查進度，對於「明園專案」落體實驗結果將陳文成自殺可能性排除一事，理應知情，然而國安局卻以「本案政治性大於法律性」、「以免再引起不良反應」為由，將實驗結果列為機密不公布，致使檢、警無法朝過失致死或故意殺人方向偵辦，無疑扼殺真相揭露的可能。此外,還有江南案的發生。
促轉會表示，在戒嚴末期，蔣經國雖形式上未直接介入軍事審判，但仍透過國安局等正式組織或劉少康辦公室等國民黨內任務編組的運作，指揮監督情治系統，持續監控並壓制社會的民主發展；作為執政者，仍應為其任內情治系統侵害人權作為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