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關於什麼是「革命」，眾說紛紜。
一位猶太人拉比決定去打聽一下什麼叫「革命」。
「一場革命，那是什麼呢？」
地位尊崇、知識淵博的宗教導師向他的信徒不恥下問。
猶太拉比，腦子活，不守舊，追新潮，因為他「生活在國際時事的邊緣」。但他仍然不理解這個與時俱進的新詞。
沒有一個人能夠給「革命」下定義，因為《塔木德經》文本中沒有關於「革命」的記載。
拉比必須打破砂鍋問到底。
拉比找到一位學問大的猶太教授，追問：「一場革命是什麼？」
大教授口若懸河地談起「革命」是：「這麼回事。當無產階級開始與腐朽的統治階級展開一場鬥爭，一個辯證形勢就發展起來，它使群眾政黨化並引發了一種社會經濟的變化……」。
若不是拉比打斷教授，教授會將「革命」的理論進行到底，一千零一夜也講不完。
「我真不幸。以前，我只有一個詞不認識。現在，因為你，我有五個詞不認識了」。
這段話出於埃利·威塞爾的（Elie· Wiesel 1928-2016 ）的《一個猶太人在今天》。
這場關於「革命」的討論只過了二十年，東方崛起紅色「新中國」，給雪域高原的靜謐古國帶來了一場「和平解放西藏『的革命，以暴力邊佔領，邊改革，對擁有數千年傳統文化與宗教的西藏進行剝骨抽筋的「民主改造」，但全民信佛的傳統藏地從無「革命」這個新語。
入殖者對語言的控制是維護其政權合法性的盾牌。只有讓先住民的的母語從公共生活中退場，或者排斥，或者進行意識形態的改造，才能削弱被殖民地的根基，才能收編人心，統合國家。
於是從傳統藏文中找出「新」和「更換」合而為一，派生出藏語「革命」，恰好是漢字中「殺劫」（Sha Jie）二字的發音，而且表示了「革命」的本質-徹底戕害了其傳統文化與民族精神。
1966年文革爆發時，藏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已經背鄉離井，流亡到印度五年。未流亡的班禪喇嘛而後被囚禁牢獄。
儘管青藏高原地寒缺氧，為「天塹」所隔，但是這場觸及每個人靈魂的大革命仍然席捲西藏，一個新神--「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表面上佔據了藏民的精神水脈。
「殺劫」加上「文化」，藏語的發音中文拼音為「Ren Lei」，與漢語的「人類」發音相似。在眾多漢語中，詩人唯色選擇了「人類殺劫」四個漢字音形神髓地來表達藏語的「文化大革命」，因為對藏民族而言，文革就是一場名副其實的「人類殺劫」。
文革期間，西藏傳統文化被當做「四舊」徹底摧殘，佛像、佛塔被破壞，佛經、佛畫被燒毀，寺院被當做豬圈，僧女僧男被迫還俗。文革結束後，藏地原有的兩千七百多所寺院僅僅剩下八所。
世俗方面，曾經「棄暗投明」的舊「三大領主」，不聽話的「殺、判、關、鬥」，百般羞辱，使其尊嚴掃地；對「翻身農奴」，以「血淚仇，階級恨」分化瓦解，培養革命的 「忽准巴」(積極分子)。中共毛細胞組織中的基層單位「居民委員會『以戶口和口糧要挾，迫使藏民命懸一線，不得已參加革命。
久松曾是拉薩中學在的女學生，在黨的號召下參與了砸「大昭寺」的革命行動。時隔幾十年的光陰，久松回憶起少女時代的革命狂熱，「組織」、「事實」、「扣帽子」、「炮打司令部」這些時代的政治術語，不是用母語藏語，而都是用很標準的漢語發音。
「牛鬼蛇神」本是道佛宗教術語，說的是陰司的鬼卒、神人等。毛澤東多次借古今用，藉以攻擊「敵對勢力」。1966年5月3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從此，「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句新漢語政治口號成為迫害「階級敵人」的萬能通行證。
唯色說，擁有眾生平等與萬物平等傳統的藏人，根本無法理解這四種各具凜賦的眾生放在一起的隱喻。於是，用藏語四個字--「拉這頓格」來解決這個難題，「拉」與「這」是「神」與「鬼」的意思，「頓」與「格」意味著災難。
「拉這頓格」直譯為「神鬼神鬼」，與漢語的「牛鬼蛇神」並不對稱，這種變形語言說起來非常拗口。藏民的柴米油鹽、轉經拜佛的日常生活完全被革命控制，固有的母語顯然不能表達新時代的革命涵義，而「舊西藏」的「三大領主」、民間藝人、僧人、醫生等統統都作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於是批鬥大會時，藏民只好鸚鵡學舌地用漢語直接說這個詞。
「那時候我是一個『牛鬼蛇神』」。
一位不會說漢語的天文曆大師回憶自己在文革中的經歷，「牛鬼蛇神」這個詞卻不自覺地用漢語順口溜出。
鮮活的母語變成了腐蝕下意識思維中生吞活剝的，機械的時代特色的政治術語，赤裸裸地記錄藏地的「人類殺劫」。
女活佛多吉帕姆的老父親，曾被中共當做「愛國人士」，但在文革中因被群眾舉報，酒醉後漏真言：「毛主席夾巴索」（意思是毛主席去吃屎）。被關進監獄，出獄後被交給群眾監督改造。
此外，「破舊立新」等「新生事物」，甚至文革中兩派造反派組織「造總」與「大聯指」的都找到彆扭的藏語發音。母語中的豐富的傳統神話、民間傳唱、故事、歷史、文學、音樂的藏地，被變形的、貧瘠的、注射了興奮毒劑的政治標語和口號代替，標語與口號被重複成千上萬次，滲入被殖民的身體與精神，使得人像吃了迷魂藥，身不由己地捲入外來政權強加的一場紅色「革命」中。
與《殺劫》相輔相成的是唯色採訪整理的《西藏記憶》。二十三位親歷者口述的西藏文革。
一位名叫強巴仁青的普通藏人，從小出家當僧人。1959年以後至文革期間，當過居委會的民政委員、紅衛兵、民兵和造反派。他會用變形的、生吞活剝的藏語說很多革命術語，如「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糖衣砲彈」、「帝國主義」，會用藏語背誦毛主席語錄，還會用藏語唱《國際歌》。可是當「金珠瑪米」（解放軍）要求他向資本主義司令部開炮，參加「破四舊、立四新」的革命運動時，他根本不知道開炮的對象「劉書記」（劉少奇）是誰？也看不懂漢文的文件。他以為「希魯曉夫」（漢人說的「赫魯曉夫」）是一個頭上長著牛角的可怕的魔鬼。當他和其他的造反派衝進《西藏日報》揪鬥「走資派」時，聽不懂漢話，也不知道被揪鬥者是誰。
強巴仁青回顧自己很革命的經歷，只感到「自己造了很多孽，所以常常祈禱，下輩子千萬不要投生為漢人，不要投生在有漢人的地方」，「如果沒有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我想我的一生會是很好的僧人，會一輩子穿袈裟的。寺院也會好好地存在，我會一心一意在寺院裡讀經書」。
為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革命帶來的殺劫，不僅傷天害理，而且物化了人性。事實上，強巴仁青的內心一直是矛盾的、掙扎的、困惑的，絞痛的。即使當民兵骨幹跟著去砸佛塔時，他用哈達將佛塔裡的金銀珠寶包起來，並告誡同胞不要私吞。革命不允許非革命，不革命就成了反革命。強巴仁親一邊砸佛塔一邊默默地許願：但願來世投生在一個富裕的家，修一座一模一樣的佛塔。
強巴仁青從夢魘中甦醒，聽從佛性的召喚。雖然他一生再也不能穿袈裟，但直到去世前，在大昭寺自願做清潔工十七年。
大劫之後，唯有講故事，留下珍貴的見證。
唯色記錄了七十多位倖存者的故事，其中多位已經離開了人世。
在整理倖存者的聲音中，唯色覺察到他們的精神世界佈滿可怕的烙印。往事中屬於某個時代或者某段歷史的特殊語言就會滔滔不絕地湧現，仿佛從來都具有如此單調卻強悍的生命力。又因為，那些語言是外來的，入侵性質的，反而變得彆扭、生硬。似乎是，當他們使用本民族語言時，母語會自然消除那些醜陋的烙印，但他們用漢語學舌時，似乎只會重複那些烙印似的語言。
語言上的抽筋換血還在於要求更改「封建迷信」的地名與人名。
比如「帕廊」（漢人稱為「八角街」）改為「立新大街」；「為奴隸主服務的醫療機構、封建堡壘」的「夾日波」（藥王山）改為「勝利峰」；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改為「人民公園」；居委會也用象徵革命的新詞「東方紅」、「光明」、「衛新」等代替了與傳統文化接地氣的原有的名稱。
唯色的母親茨仁玉珍回憶，藏人的名字屬於「四舊」，屬於封建迷信的色彩，每個人的新名字都要上級政治部批准，不是姓毛（毛澤東）就是姓林（林彪）。自己先選了一個名字叫毛衛華，但是已經有人用了這個名字，於是改為「林玉珍」。一個原名達娃的女孩改名叫「高原紅」。但因為平時除了軍代表點名用之外，連她自己都忘記了。
這個看似笑話的幾行字，卻隱藏著對藏人的民族與個人認同的雙重否定。藏人的名字裡包含了生生世世的祖先、故鄉、傳統宗教，一旦改為革命的人名，便認不清自己是誰，從哪裡來，往哪裡去，成為無根之浮萍，無水之河流，喪失賴以生活與尊嚴的靈魂。
《殺劫》中有一張照片，群情激奮批鬥「牛鬼蛇神」的會上，一位名叫拉姆姆拉的女性啞巴，也將嘴巴張得大大的，不知道啞巴可以喊出什麼樣的口號來？。
革命的烈火曾使全國的啞巴開展造反行動，全國各地聾啞人、盲人的造反組織不計其數。比如，福州成立「福州市聾人革命協會」，鋼板刻印《革命聾人報》，貼大字報，開批鬥會，辦學「毛著」學習班，跳「忠字舞」，在敲鑼打鼓的遊行隊伍中用手語高呼口號。凡健全人的革命，聾啞人一樣不甘落後。後來由於中央文革擔心操控不力，不允許搞跨行業的革命造反組織，而聾啞人本來就來自各行各業，因此都被解散，回去「歸口鬧革命」。
估計拉薩的聾啞人尚未形成組織，拉姆姆拉只是像其他「翻身農奴」一樣，被革命的洪流裹挾。
《殺劫-鏡頭下的西藏文革》自2006年文革爆發四十週年出版以來，唯色又修訂了過2016年版，2023年版。
口述歷史的紀實文本不是在出版之際就是「完成版」，而是隨著發現新的資料以及口述者自身的修訂，作者自身的文本意識，調查研究的挖掘，尤其對於唯色來說，民族認同與個人認同的成長，文本不斷完成的過程。
2006年出版之後，拉薩乃至藏地的許多地方的抗暴運動，自焚事件改變了曾在象牙塔裡寫唯美詩歌的唯色。
唯色不再保持沉默，將「說出來」當作自己的義務，文字轉向非虛構寫作，她成為「現代西藏記憶的記錄者」。但她付出很大的代價：不僅成為自己家鄉的流亡者，也經歷被跟蹤、被監視、被喝茶、被搜查、被軟禁、被威脅成為「失蹤者」的痛苦，這種不正常成為她的日常。
《殺劫》2016年文本修改422處，2023年文本再修改147處，二者加起來近六百處，不僅文字修改和增加，還包括增加了唯色父親留下的照片以及唯色用父親留下的照相在《殺劫》相同的地方拍下的照片。
中共宣稱文革十年浩劫已經結束，但是事實上，文革依然是禁區，《殺劫》依然是禁書，文革以一種赤裸裸的變形的文化殺劫仍在加快進行中。西藏數千年傳統文化的命脈-文化載體的母語與傳統宗教瀕臨危機。
唯色三個文本的《殺劫》，回答了猶太拉比關於什麼是革命的難題，用語言築成堤壩來阻擋遺忘。
作者》謝頂 作家、時事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