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可以為羅興亞人做什麼？

5 月初，我有幸與世界展望會的團隊到孟加拉的科克斯巴扎爾（Cox’s Bazar）羅興亞難民營。我曾經拜訪希臘、塞爾維亞難民營，也去過柬埔寨偏鄉地區，但出乎我意料的是，羅興亞難民營的糟糕環境以及難民的嚴峻處境，全都超越過去經驗，讓我頓時感到無比無力，陷入憂慮與不知所措的情緒中（請見前篇：【誰還記得「羅興亞難民」】鎂光燈熄滅後，他們在世界最大難民營，過著無法想像的生活）。

幸好這趟旅程能和好夥伴共同前往，在過程中不斷交流、反思所見所聞，進而看到了許多希望，以及身為台灣人有機會可以協助的角度。雖然緬甸、孟加拉距離台灣遙遠，台灣在羅興亞議題上似乎也無法直接幫上忙，然而在當今經貿、數位活動交織的時代下，緬甸、孟加拉與羅興亞議題，絕對比我們想像中更近。本文將從羅興亞難民本身，和緬甸、孟加拉，以及國際環境等 4 個角度出發，探討台灣能如何為羅興亞難民貢獻心力。

羅興亞難民：最直接、最現實且最具彈性的資助就是錢

以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來看，最下兩層的「生理」與「安全」基本需求，羅興亞難民都未滿足。雖然羅興亞已逃離緬甸軍的屠殺，來到相對安全的孟加拉，然而如上篇所述，羅興亞人仍面對營區裡的武裝組織威脅，而且被視為「非法移入者」的羅興亞人也幾乎不受到任何法律或國家制度保障，難以遠離安全威脅，或受到補償。

位在孟加拉科克斯巴扎爾的庫圖帕隆難民營。圖／Richard Juilliart@Shutterstock

由於羅興亞人在孟加拉也沒有合法工作的身份（不少難民會在當地打黑工或在國際組織打工，然而前者已造成當地社會反彈，後者則是僧多粥少），因此不僅在食物、健康等生理需求上相當拮据，也導致人們被迫以偷搶拐騙等違法方式獲取錢財，進一步造成當地治安惡化。

綜合以上，在台灣的我們，最直接的協助就是透過捐贈國際組織、計畫，提供羅興亞維生資源。由於物價差異，在台灣看來一丁點的資助，也能為羅興亞人的生活品質帶來實際改變。例如營區內可容納百位小孩的兒童發展中心，一年經費約新台幣 40 萬元，相較在台灣營運的成本低了許多。

此外，過去有許多資助計畫是跨國提供食物、衣物資源，然而根據筆者經驗，難民營的最急迫需求往往會隨著環境與時事不停變動，因此直接提供物資不僅可能降低組織回應當地需求的彈性，往往還會造成組織處理物資的負擔；而且大量來自外國的物資注入，也時常會讓接收國感到不滿，因為不僅沒有挹注當地經濟，還會造成環境負擔，因此「錢」仍是筆者認為較佳的資助方式。

緬甸：制衡國際社群巨擘，降低仇恨傳播

羅興亞難民的大量湧出，是源於 2017 年緬甸政府安全部隊的種族滅絕行動，而在當時，國際除了批判武裝組織與緬甸軍方的極端暴行，也有眾多聲浪將矛頭指向社群媒體。Facebook 的演算法可說為這場種族清洗推了一臂之力，透過推播仇恨言論，讓同溫層極端化、動員民眾對立與憤怒。然而早在 2012 年，Facebook 的內部研究就顯示該公司了解他們的演算法可能在現實世界造成嚴重傷害，緬甸的仇恨言論問題也早在 2014 年就出現端倪，但在緬甸擁有超過 1,800 萬用戶的 Facebook 卻都沒有積極回應。2017 年事發後，Facebook 雖有增聘緬甸語的內容審查員，但回應慢半拍，增聘人員也仍舊不夠。

近幾年隨著國際間爆出多起利用社群媒體操縱民意的事件，從歐盟的《數位服務法》開始，越來越多地區與國家發展出向社群媒體究責的法案，強化社群媒體的社會責任；Facebook 也確實在國際輿論壓力下，逐漸調整演算法。台灣的 Facebook 的用戶高達 2,271 萬，而且台灣在守護言論安全上，因中國威權的壓迫，因此相較其他國家擁有更獨特地位。台灣對於社群媒體言論管制的意見與發聲是有重量的，我們可以透過相關立法與倡議管道，向社群媒體表達台灣對於社群媒體社會責任的要求，在保護我們自己社群品質的同時，也促使亞洲其他地區的社群環境更有保障。

緬甸在 2021 年軍事政變後，國家在軍政府統治之下陷入更嚴重的人權與人道災難，羅興亞人回歸緬甸的機會更加渺茫。3 年後的今天，反軍方武裝力量雖逐漸取得優勢、政府軍節節敗退，但就算緬甸政治有機會脫離政府軍並恢復穩定，羅興亞難民回歸也很困難在短時間內看到。台灣的外交處境，讓我們在緬甸議題上，較難以正式管道發聲施壓；但因著全球化的串連，以及台灣強大的科技市場與獨特的政治背景，台灣能夠出力、發聲的能力比許多國家多。

孟加拉：透過消費選擇為當地環境品質盡心力

伸出援手是人性良善的一部分，然而人在提供幫助時，也勢必會考量「成本」，也就是「幫助你，我需要犧牲多少？」在難民議題上，人們往往會對接收國提出許多要求，不過縱使接待難民是「國際共識」，有鑒於各國經濟與內政壓力，多數國家都無法（或許也不該）以開放、無私的心態面對難民。而接納羅興亞人的孟加拉，不僅國家發展程度低，也並未簽署《國際難民公約》，因此仍願意接納難民已經相當不容易。

筆者訪問科克斯巴扎爾居民時，可以看到當地人對羅興亞人相當反彈。縱使一開始願意伸出援手，但長期下來，數百萬的羅興亞人不僅造成當地環境破壞，還會「搶」當地人工作，因此為了讓羅興亞人能持續在孟加拉維持生計，一定要先確保孟加拉以及克斯巴扎爾居民的環境與利益。

在台灣的我們除了可以資助孟加拉當地的援助專案，也能透過我們日常生活行為，為孟加拉盡一份心力。孟加拉是全球第二大的成衣中心，產業年利潤約佔出口總額 85％，“ Made in Bangladesh ” 的衣服在台灣也處處可見，然而孟加拉高達 400 萬名的成衣工人卻面臨惡劣的工作環境和薪資，孟加拉的生態環境也因為時尚產業遭到污染。當孟加拉的處境越不佳，就越難有意願提供他國援助，因此作為消費者，應該更有意識地做消費選擇，重視時尚品牌對勞工與環境的態度，透過消費向品牌表達應當重視孟加拉環境與福祉。

國際環境：提升台灣的話語權與能見度

當前國際治理（Global Goverance）規範的設計大多是為了解決發生在歐洲大陸的問題，因此具有高度的「歐洲中心主義」，也導致政策難以解決發生在亞洲的問題。以羅興亞難民議題為例，無法協助解決問題的「難民旅行證」（Refugee travel documents）就是最好的例子。

難民旅行證是當難民來到了另一國，由該常居國政府根據國際公約，簽發給境內難民的旅行證件，讓持有旅行證的難民能有遷移至另一國的權利。筆者先前在希臘難民營服務時，所到難民正是在等待希臘頒發「難民旅行證」，好讓他們能合法旅行至英德法等國，再進而申請難民身份。

待在印尼的羅興亞難民。圖／herims@Shutterstock

不過對於羅興亞人而言，這個「難民旅行證」毫無用處，因為羅興亞人逃至的孟加拉、馬來西亞以及印尼都沒有簽署難民公約，「難民旅行證」也禁止持有人回到本國，不符合羅興亞難民需求。「難民旅行證」的起源是「南森護照」（Nansen Passports），這個為了一百年前俄羅斯難民設計的制度，因此要套用在一百年後的亞洲難民，當然無法合身。

制度是為了解決問題，然而長期以來國際治理往往由西方國家掌握話語權，導致設計出的制度難以解決亞洲問題，因此在亞洲議題上，亞洲國家應當有更高的話語權。綜觀亞洲，人權與民主排民第一的正是台灣。近幾年來，國際不斷聲援台灣參與國際，包括 6 月的 G7 領袖峰會，也首度以白紙黑字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證明國際對台灣的認可，以及希望在國際治理上，讓台灣的民主人權經驗發揮影響力。

台灣過去經常說 “ Taiwan Can Help ”，然而在今年台灣喊出了 “ Taiwan Can Lead ”──作為亞洲各方面表現首屈一指的國家，筆者也認為台灣應從國際治理的「跟隨者」，轉換心態至「發起者」，並在國際人道議題上更加主動。而身為公民可以做的，是支持那些在意相關議題的民意代表，甚至可以透過數位外交協會、零時政府等公民外交平台、協會，參與外交事務，推動台灣在相關議題上的行動。

每個人能貢獻的都不一樣，但一定有能發揮的

投入國際發展議題後，我發現「夥伴」與「一雙看見希望的眼睛」極為重要。國際發展現場充滿讓人無力、無奈、沮喪的景象，然而要持續相信自己能貢獻的能力，並和夥伴一起共同思考、找尋貢獻的角度。曾經的台灣，開發程度也如同緬甸、孟加拉；曾經的國際體系，面對國際難民議題也不知所措，但透過眾多不同角色的努力，台灣成為在多個方面都令人刮目相看的國家，國際也推出了各項措施與機制解決難民所遇到的困境。

面對當前的羅興亞、緬甸、孟加拉，需要各國、國際再一次的努力，而在台灣的每個人都能夠貢獻，哪怕只是一次消費、一份連署、在社群媒體上的一點關心，都有機會累積、形成更大的力量，為羅興亞人的處境與未來帶來改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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