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如何踏上「成魔之路」？他為何選擇成為「魔鬼代言人」？──專訪《有罪推定》作者黃致豪

文／yc

「魔鬼代言人」（devil’s advocate）一詞的涵義，早已經遭到這個社會中的多數媒體曲解為「為重大犯罪者辯護的人」。不過黃粱並不打算為自己被貼上的這個標籤，多做什麼辯白。刑事辯護律師不需要為自己辯白，因為這個職業本身已經是一種宣言。──《有罪推定》

曾經承辦多起震驚臺灣社會的重大刑案，擔任鄭捷（北捷隨機殺人案，2014年）、王景玉（內湖殺童案，2016年）、陳伯謙（華山草原分屍案，2018年）等多名殺人犯的刑事辯護人，黃致豪律師近期發表的首部小說創作《有罪推定》掀起廣大熱議。

全書開篇就是個漫長的夜晚。主角黃粱埋首於近兩千頁的卷宗裡，不似好萊塢電影《魔鬼代言人》中基努・李維（Keanu Reeves）身著高級西裝，意氣風發地穿梭在幫色狼教師打贏官司的慶功宴上，黃粱隻身一人待在事務所，一邊大口灌下廉價的威士忌，同時帶著幾分苦澀審視眼前兩座小山般的資料。他仔細端詳著犯罪現場照片和相驗報告，就為了記住死者的樣貌。

黃粱是一名專精司法心理學的刑事律師，兼具內斂與反叛的氣質中透著幾分神祕感。書中六則短篇中，他都是重大社會刑案罪犯的辯護人，面對手中輿論一面倒的大案、看似罪無可逭的被告，以及法庭上審檢辯三方角力，他對案件出人意料的洞察，以及不按牌理出牌的風格是本書一大亮點。

這部從法庭視角出發的小說，雖然並未設定明確的地域背景，但所提到的法律、實務見解和運作方式，都符合臺灣司法系統的實際運作。因此，不少人可能會以為第一篇〈二刀流男孩的存在主義〉中那名素行良好、卻造成三死十八傷的青年是改編自鄭捷的隨機殺人案。不過，黃致豪表示全書雖依據自身從業經驗啟發而創作，但僅有〈二刀流男孩的存在主義〉和〈紅綿線〉兩篇涉及真實案件。而前者實際上取材自2021年「日本京王線列車無差別縱火殺人案」。

「如果這是一個憑著一把刀，就可以去到任何地方的世界，那該有多好。」──〈二刀流男孩的存在主義〉

在首篇案件中，黃致豪摻入了日本知名的動漫元素與術語。他認為，近年大受歡迎的轉生遊戲中實力至上的無秩序異世界，不僅意味著年輕人對「現世」的無價值感，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隨機殺人案的躁動型態。

不論是歐美常見的大規模槍擊案，抑或日本聳動一時的「酒鬼薔薇聖斗事件」（1997年）和「秋葉原無差別殺人」（2008年），這些渾身是刺的非行少年、甚至猶如社會不定時炸彈的「道路魔」（通り魔，路上隨機攻擊者），他們並不是出於金錢、仇怨、權力等非利益型動機而犯罪，那麼，犯罪對他們的意義是什麼？

「要令一個理性之人墮入瘋狂深淵，到頭來或許也只需要那麼惡劣的一天。」──〈紅綿線〉

緊接著，他將〈往日重現〉中疑似解離性人格遭控家暴的清潔婦、〈刑法第五十七條〉中十四歲少年那被控性侵並殺害妻子的父親，以至於〈亡命之徒〉中手上鐵鎚染滿了鮮血的男子⋯⋯逐一抽絲剝繭，試圖透過每一篇故事、每一齣悲劇反覆不斷地追問：

「他們為什麼殺人？」

然而，在這部可歸類為探究犯罪動機類型（Whydunit＝Why [had] done it：作案動機是什麼？）的推理小說中，成謎的動機之下其實還隱藏著另一個謎團：

「他，為何替『魔鬼』辯護？」

黃致豪指出，從律師這個職業來看，這個社會、甚至法庭上普遍存在「對惡人的遷怒」，如此一來，就容易弱化了律師在社會公義上應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從人性價值的掙扎來看，黃粱強迫被告閱讀每一名死者的檔案、追索被告的做案動機，以及逐漸對被告產生共鳴與同理的矛盾情感，都成了驅使他踏上這條「魔鬼代言人」之路的動力。

「那些追究他人過去的人，是否也存在著渴望被追究、被理解的過去？」

持續叩問的風格源於美國冷硬派書寫傳統，黃致豪身為長年的推理小說迷，在他眼中，黃粱的形象的確更接近美式的冷硬派偵探，孤僻冷傲，背負著不為人知的包袱，遊走在自己與他人的墓碑之間⋯⋯

「他們的內心支離破碎，遍體鱗傷，儘管如此，他們依然往前走。」

「這本書原本有七個故事。」黃致豪笑說，但受限於字數，最後才決定拿掉一篇。他在第七個故事中，寫到了黃粱謎般的過去，他認為那可能觸及到黃粱內心創傷與憤怒的來源，並且有助於讀者更理解這樣的角色。大眾眼中的暴力犯罪如同水面上的一小截冰山，而黃粱獨自凝視著水面之下，在屬於他的自我療癒與贖罪之路上尋求看不見的真相。

「唯有繼續寫他，才能探究水面下的事物。」

黃粱的故事並沒有結束。

要在忙碌的律師生活中擠出時間寫作並不容易，因此黃致豪往往利用等待開庭、閱卷等零碎空檔寫下片段，之後再發展成故事的血肉。當律師、寫小說，就像他所熱愛的馬拉松一樣，需要持之以恆地投入，這是極其隱密、療癒的與自己對話的管道，是他非常享受的過程。不過，他也強調：

「要在刑事律師這一行走得久，真心喜歡這個職業，內心至少某一部分會和黃粱是重疊的。探索人性的同時，你會不斷地自我懷疑。」

如同書名「有罪推定」吸引了許多讀者的目光，在黃致豪眼中，那卻是當前司法制度在民主國家裡的現實。當大多數進入司法實務的案件都已經推定被告有罪，當司法運作的現實與蒼白無力的個人之間產生了一道巨大的鴻溝，人們會漸漸產生一種反叛心。好比書中的「二刀流少年」，以及逼迫自己讀完死者檔案的黃粱，無論是積極對這社會反擊，抑或持續承受著自我懷疑的苦惱，他們都只能試圖「靠自己的力量，盡量走到力所能及之處」。

談起走上刑事辯護人這條路，黃致豪自承「在我的家族裡，沒有人樂見我當律師」。但他也不否認，實際在面對許多案件的過程中，除了學習，帶來的改變與傷害無處不在。慶幸的是，「我依舊好奇著自己究竟能走到哪裡、好奇自己可以承受多少的厭惡與壓力，而這樣的反抗，令我感到自己存在。」黃致豪認為那正是卡繆（Albert Camus）筆下薛西弗斯的真義：「反抗的每一個瞬間都是獨一無二，而你存在的意義，就體現在你奮力推著石頭的每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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