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成瑜
董成瑜｜《鏡文學》總經理兼總編輯。美國愛荷華大學傳播學系電影組畢業，曾任《中國時報》開卷版記者、《明日報》閱讀版主任、《壹週刊》人物組副總編輯，曾二度獲得金鼎獎出版報導獎；著有散文書《一個人生活》等。
可惜英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死得早，他去世時，電影工業還在初始階段，沒能看到17年後的1933年，直到最近的2018年之間，他的多部小說共有150次被改編成電影、電視、舞台劇、音樂劇。當然也可說，幸好他沒看到，否則他可能氣壞了。
不論如何，隨著電影工業的興盛，小說改編的需求變多，作家寫書出版，早已不再是終點，而是一個起點。例子不可勝數，我最喜歡的同樣是英國作家的格雷安・葛林、伊恩・麥克尤恩，都是作品被大量改編的優秀作家。
所以，有時聽到台灣的作家或出版社，認為自己的作品未能獲得影視產業「青睞」，是因為他們的作品「太文學性」，或者，不願自己的作品因為影視改編而「庸俗化」時，我都會想到上述三位作者的反證。
亨利・詹姆斯一生中三次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影響了後來無數寫作者。在我心中，一個真正好的作家在寫作上必然是不斷想要超越自己，而不會以被改編與否為首要考量，改編都是附帶的結果，它可能帶來一些經濟上的助益，但好作者不應該太受影響。
會不會更可能是作品的「文學性」吸引了影視產業的製作人、導演？
一部好作品，通常會有明確的可辯證的主題、能推動劇情的主角、因主角慾望和主題辯證而產生的精彩衝突、以及一個完整的故事結構。這四個元素在上述三位作者的作品中常發揮到極致，自然也足以讓影視製作人和導演想像這些作品拍出來的樣子。他們擷取書中最令他們動心的部分，加入、或不加入新的觀點，用美好的電影語言詮釋小說。拍出的作品，怎會不打動觀眾？
做為一個編輯／編劇／IP版權平台管理者，我有機會在這幾年台灣出版業與影視產業的變化中，做一些小小觀察。政府的文化部門一直希望媒合出版業與其他產業，例如影視產業，只是效果並不很好。我覺得事情可能要從最前端開始看。也就是出版社、作者能否在一開始就開發出、或寫出具備上述四種元素（主題、人物、衝突、結構）的好作品？
出版社編輯的角色或可更主動：有眼光找到好題材，再找到適合的作者來寫；或者找到好作者，跟他談出一部很可以發展的作品。
總之，在寫作過程中編輯要有能力不斷跟作者討論，寫完後再協助作者修改到完善。至於什麼是好題材，可能要長期觀察趨勢、大量看影、視、漫畫甚至遊戲，當然，更重要的是多讀經典小說培養鑑賞能力。以上這些經驗都會使我們在看完作者剛交出來的作品時，腦中浮想聯翩、眼睛大量放光，知道除了出版，還可以往哪些方向發展。
被改編成各種版權樣態的，最大宗的是小說，主要因為小說與影視作品最接近：都需要有上述四元素。當然也有其他的例子，例如：從遊戲改編成影視的《返校》，或由漫畫改編成影視的《鬼滅之刃》。一個文本母體，可以發展成等各種不同的版權樣態。如果一個文本母體發散出去，將版權發揮到最大的可能，那它就是一個IP，一個扎實的智慧財產。
那麼要怎樣讓一個文本母體的版權最大化？你要如何說服一位製作人：「你出版的這本小說，很適合改編成電影／電視／舞台劇／遊戲。」呢？不太可能是把書寄給他們、或是辦一場媒合會，雙方就能情投意合的。因為大家的語言以及想像不同。當然幸運的話，有些影視製作人也會在書店逛逛，讀到一本能打動他的小說，讓他立即聯想到改編成電影的可能。
我們的作法是，開發出較具改編價值的小說的同時，從影視界找到具有文學鑑賞力的人，做為對影視界溝通的橋樑，他們大量讀過我們現有的作品之後，將作品分類、寫影視界能懂得的推薦文字、了解客戶需求、最終說服客戶買下版權。
每一個步驟都是困難的。好消息是這兩年台灣影視產業大爆發，對於好文本的需求只會更高。出版社與作者，何不在前端開發時就把自己準備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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