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獄及日記背景
《收教所日記：別拋棄絕望》，是2004年5月2日，我因被構陷第四次入獄兩年間，隱秘記錄在囚犯工廠賬本、書籍邊縫和零散信紙上的日記。日記本藏匿於監倉自製的床鋪暗格或囚犯工廠倉庫。那些可信可靠的難友，將日記本、信件和實物，夾藏於內褲褲襠、腰部，或藏匿在自製雙層塑料袋夾層裡、或混雜於私人書籍等物品中，冒險帶出。儘管有破損，但無一遺失，均完好轉交我的獄外朋友。
你今天所讀到的日記，仍然攜帶著他們的體溫。日記中均記載他們的名字。感謝這些真摯的難友！
2005年6月16日，這個獄所特意選定「六六大順」特殊日子，深圳收教所男中隊囚犯，全部遷移到新監區。而我是全監所唯一一個兩年滿期、過半未能獲釋者。隨後的日記，因缺乏紙張，我記在《常常感動》書籍上，藏匿於我保管的囚犯工廠的文件櫃裡。我原本打算坐滿兩年刑期，加上也未找到合適的偷帶日記本的獲釋難友。
2005年11月1日下午，我正坐在囚犯工廠角落的大班台上看書，突然聽到管教在喊「劉水，收拾東西！」這是釋放慣用語。我毫無準備，匆忙從囚犯工廠拿到一個正在製作的白色出口包裝袋，將書籍和藏在倉庫的日記本混裝在一起；又跑回監倉收拾其它上交的儲物箱和棉被等公物。
我一直在做囚犯工廠統計員，每天統計各小組長報來的每個囚犯學員工作量，並且換算為產值。每月上報收教所生產科。以此作為囚犯學員減期的參考依據。但是，如果沒錢交解教費，即使拼命幹活「改造」，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收教所只認錢。
我在出獄嚴密檢查中，塑料袋中的日記本被發現，還有難友接見時朋友委託偷帶給我的幾本書，全遭扣押。我當即抗議，如不歸還私人物品，我寧可不出獄。我與獄警僵持不下。我乘機將要扣押的幾本書，拿去工廠留給難友。 《西方哲學史》和莫言小說《豐乳肥臀》……，這幾本書邊角也零散記錄讀書筆記，忍痛割愛。
幾個小時後，我被安排與接到電話趕來交錢、迎接我出獄的朋友再次通電話。朋友告訴我：手續已經辦完，繳4070元解教費，趕快出來吧！於是，迫不得已，我跟管教科副科長達成書面協議，註明扣押書籍名稱，但日記本不被允許在列。這一刻，我分明感受到自由的誘惑何其強大；這一刻，我是何等軟弱與屈辱。脫下囚服，換穿上朋友帶來的我的舊衣物，穿著囚犯拖鞋，簽署一沓手續，購物卡裡的存錢兌換為現金。我自由了。朋友夫婦駕車接我回他們家。汽車輕微的搖晃，我無法控制，不停地下車大口嘔吐。原以為身體健康，卻被監獄摧殘……
獲釋次日，我去收教所索取一年前入獄時扣押的手機、書籍和日記，未遂。入監時，獄警將手機機身與電池分拆，封存在一個牛皮信封裡，膠水封口，我在封口處按指印。待我一年半後出獄，拿到手機，手機電池竟然還有兩格電量，可見被獄警和國保偷偷打開信封竊取手機信息。我出獄後與在河南某大學任職朋友聯繫，她曾接到自稱我朋友的一位男子電話，向她了解身份信息，並編造我帶著妻女移居國外了。真夠卑劣、惡毒。
出獄後不久，我回到甘肅家鄉，休養身體半年後，繞道西南地區成都、昆明、麗江，邊訪友邊旅行。一路被國保監控、騷擾，秘密返回深圳，暫居朋友家。未想到，三天後朋友出賣了我。三名警察趕至朋友家，藉口我接受外媒採訪揭露收教所黑幕，以「誹謗」罪名強制傳喚，將我帶至朋友家所在轄區——深圳寶安區民治派出所。審訊到半夜獲釋。
次日，我第二次去收教所索要日記和書籍，仍遭拒還。收教所管理科副科長戴敦仁，一邊應付我，一邊暗中通知國保。兩名便衣國保即刻駕警車趕至收教所，將我帶離，並貼身跟蹤，強制我在三天內必須離開深圳。稱我影響深圳形象、危害深圳安全。國保蠻橫警告我：「劉水，你不離開深圳也行，你住在哪裡，在哪工作，我們都會找到你，共產黨給我們發工資，就是專幹這工作的。」一副流氓無賴嘴臉。憲法35條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早被他們拋在九霄雲外。
2006年6月3日，「六四」民運17週年日敏感日，國保押送我這個「六四份子」到深圳火車站，盯著我買票乘車離開深圳。我在深圳居住、工作和生活，整整已有十年。中國大陸沒有遷徙自由和居住自由。一個多小時後，我抵達廣州下車，暫時落腳在朋友家。我一路關閉手機，防止被監控。在朋友家，我剛開機不到十秒鐘，國保來電，問我在哪裡？
臨上火車前，我問國保頭目，我以後來深圳需要經過你們允許？國保給出肯定答覆：當然要提前通知我們。法律沒有限制公民自由流動，但異議人士卻處處遭遇禁限，法律失效。
迫不得已，我再次從南方返回西北甘肅戶籍地，蝸居一年。戶籍制度不光管人，而且將人口分為城鄉、省份和大小城市等三六九等，享有的權益各不相同。異見人士更是被戶籍所累，遷徙、流動多被限制，戶籍制度是邪惡制度。
2007年6月至2019年11月30日，我移居距離深圳110公里外的廣州。十二年間，我時不時去深圳訪友。我當不會通知警方的。 2017年我再次去深圳收教所，重訪牢獄之地。收教所門口標牌雖在，但已改制為戒毒所和看守所。我在廣州，又被警察盯上了，災難不斷。這是後話，不再贅述。
距我從深圳出獄十七年過去了，日記仍未物歸原主。
倖存的日記本連同一套三冊《古拉格群島》，裝在一個大行李箱裡，隨我在深圳、慶陽、西安、成都、昆明、麗江、廣州等地流亡。它們已經變得破損、泛黃。在昆明至廣州火車上，還曾遭警察盤問、搜查，幸未被查抄。
《古拉格群島》記載一位古楚爾族女囚犯的話語：「只有跟我們同吃過一碗飯的人，才能夠理解我們。」很少有人能夠理解持不同政見者的監禁和逃亡生活。他們所遭受的刑罰、屈辱、白眼和出賣，不僅為權力者所施加，而且也來自親朋。
沒有仇恨，只有深切的悲憫、卑微與傷害，更有抗爭。為自己，也為那些無罪的「罪人」——權力宣判的「嫖客」與「妓女」。他們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日記中記錄千餘名囚犯真實的血淚、苦役、抗爭和軍事化管制生活。這次發布，配發獄中帶出的文書、信件、勞改產品等實物圖片。這是中國首部記錄收教所監禁生活的紀實作品。
2004年5月2日入獄前，我在甘肅、海南和深圳，任職記者先後十多年，政治案入獄四次。我在深圳先後任職香港大公報《大周刊》（總編部設在深圳）、《南方都市報》和《深圳晚報》特稿部。採訪和報導收容遣送制度黑幕、警察毒打記者惡案。為此，深圳市公安局宣傳處來電約談，被我拒絕。我為真相負責，卻被警方忌恨和報復。
此期《大周刊》發行後，深圳公安局宣傳處處長電話約我去公安局談話。我答覆願為報導真實性負法律責任，拒絕見面。我被迫離職。隨後轉任《南方都市報》和《深圳晚報》記者，《玩具世界》雜誌主編，多受警方施壓和報復而離職。
吳偉如是我最早在《深圳交通報》的同事，原為江西省豐城市二中高中部語文老師，1990年代中期停薪留職，下海深圳。喜歡賭博。曾被收容遣送。大約在2002年返回江西繼續當老師。他時不時來深圳，會約我見面。 2004年5月1日，吳偉如再次來深，自稱送女學生在深圳工廠打工。當晚，住在我家裡。次日晚飯後，倆人爬登我住家附近的福田區蓮花山散步。回家後，吳提議觀賞深圳夜景。隨後又出門，沿深南大道徒步幾公里遊逛。我們走到深圳市政府、中信廣場一帶，很是口渴、疲累。於是去廣場南側的埔尾村露天水果攤點，買吃西瓜解渴、休息。
吳偉如提議去街頭按摩店放鬆。爬山後回家，我更換汗濕衣物，忘記帶錢夾，隨身只有幾十元。吳遠道而來，我當盡地主之誼，沒有答應去按摩。吳偉如說他請客。在一家按摩店前，我站在門口吸煙。吳入店問詢，然後帶出兩個穿工服女技師，隨同我們去同樓二層的按摩房。分房，穿衣按摩。不大會兒，數名警察和便衣突然破門而入。
吳談定按摩費，警方認定構成「賣淫嫖娼罪」。吳偉如與警方合作設局、構陷完成，隨即獲釋。我被裁處兩年刑期。我在深圳做記者七年，多有揭露社會黑幕，深圳警方卑劣找到報復機會。
198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設立收容教養所，專門關押所謂「賣淫嫖娼」人員。收教所囚犯須自費坐牢，是政府營利機構。 2014年公安部公開大陸設有高達116所收教所。 2019年12月29日，罪惡的收容教育制度被廢止，收教所關閉轉型戒毒所或看守所等。三十多年間，估計有數百萬男女被關押。而「賣淫嫖娼」罪，也是當局構陷、迫害、污名化律師、學者、記者和異見人士常用的卑劣手段之一。
因絕望，我，我們才反抗。
2022年1月修定
（待續）
劉水：異見人士，資深媒體人，自由作家。自1989年參加民運，多次入獄，先後在九家媒體任職記者、編輯和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