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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水:收教所日記─別拋棄絕望(一)

作者用囚犯工廠統計表冊和難友留下的筆記本所製作、記錄的部分日記本。(劉水提供)

入獄及日記背景
《收教所日記:別拋棄絕望》,是2004年5月2日,我因被構陷第四次入獄兩年間,隱秘記錄在囚犯工廠賬本、書籍邊縫和零散信紙上的日記。日記本藏匿於監倉自製的床鋪暗格或囚犯工廠倉庫。那些可信可靠的難友,將日記本、信件和實物,夾藏於內褲褲襠、腰部,或藏匿在自製雙層塑料袋夾層裡、或混雜於私人書籍等物品中,冒險帶出。儘管有破損,但無一遺失,均完好轉交我的獄外朋友。
你今天所讀到的日記,仍然攜帶著他們的體溫。日記中均記載他們的名字。感謝這些真摯的難友!

2005年6月16日,這個獄所特意選定「六六大順」特殊日子,深圳收教所男中隊囚犯,全部遷移到新監區。而我是全監所唯一一個兩年滿期、過半未能獲釋者。隨後的日記,因缺乏紙張,我記在《常常感動》書籍上,藏匿於我保管的囚犯工廠的文件櫃裡。我原本打算坐滿兩年刑期,加上也未找到合適的偷帶日記本的獲釋難友。

2005年11月1日下午,我正坐在囚犯工廠角落的大班台上看書,突然聽到管教在喊「劉水,收拾東西!」這是釋放慣用語。我毫無準備,匆忙從囚犯工廠拿到一個正在製作的白色出口包裝袋,將書籍和藏在倉庫的日記本混裝在一起;又跑回監倉收拾其它上交的儲物箱和棉被等公物。

我一直在做囚犯工廠統計員,每天統計各小組長報來的每個囚犯學員工作量,並且換算為產值。每月上報收教所生產科。以此作為囚犯學員減期的參考依據。但是,如果沒錢交解教費,即使拼命幹活「改造」,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收教所只認錢。

我在出獄嚴密檢查中,塑料袋中的日記本被發現,還有難友接見時朋友委託偷帶給我的幾本書,全遭扣押。我當即抗議,如不歸還私人物品,我寧可不出獄。我與獄警僵持不下。我乘機將要扣押的幾本書,拿去工廠留給難友。 《西方哲學史》和莫言小說《豐乳肥臀》……,這幾本書邊角也零散記錄讀書筆記,忍痛割愛。

幾個小時後,我被安排與接到電話趕來交錢、迎接我出獄的朋友再次通電話。朋友告訴我:手續已經辦完,繳4070元解教費,趕快出來吧!於是,迫不得已,我跟管教科副科長達成書面協議,註明扣押書籍名稱,但日記本不被允許在列。這一刻,我分明感受到自由的誘惑何其強大;這一刻,我是何等軟弱與屈辱。脫下囚服,換穿上朋友帶來的我的舊衣物,穿著囚犯拖鞋,簽署一沓手續,購物卡裡的存錢兌換為現金。我自由了。朋友夫婦駕車接我回他們家。汽車輕微的搖晃,我無法控制,不停地下車大口嘔吐。原以為身體健康,卻被監獄摧殘……

作者的收教決定書。

獲釋次日,我去收教所索取一年前入獄時扣押的手機、書籍和日記,未遂。入監時,獄警將手機機身與電池分拆,封存在一個牛皮信封裡,膠水封口,我在封口處按指印。待我一年半後出獄,拿到手機,手機電池竟然還有兩格電量,可見被獄警和國保偷偷打開信封竊取手機信息。我出獄後與在河南某大學任職朋友聯繫,她曾接到自稱我朋友的一位男子電話,向她了解身份信息,並編造我帶著妻女移居國外了。真夠卑劣、惡毒。

出獄後不久,我回到甘肅家鄉,休養身體半年後,繞道西南地區成都、昆明、麗江,邊訪友邊旅行。一路被國保監控、騷擾,秘密返回深圳,暫居朋友家。未想到,三天後朋友出賣了我。三名警察趕至朋友家,藉口我接受外媒採訪揭露收教所黑幕,以「誹謗」罪名強制傳喚,將我帶至朋友家所在轄區——深圳寶安區民治派出所。審訊到半夜獲釋。

次日,我第二次去收教所索要日記和書籍,仍遭拒還。收教所管理科副科長戴敦仁,一邊應付我,一邊暗中通知國保。兩名便衣國保即刻駕警車趕至收教所,將我帶離,並貼身跟蹤,強制我在三天內必須離開深圳。稱我影響深圳形象、危害深圳安全。國保蠻橫警告我:「劉水,你不離開深圳也行,你住在哪裡,在哪工作,我們都會找到你,共產黨給我們發工資,就是專幹這工作的。」一副流氓無賴嘴臉。憲法35條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早被他們拋在九霄雲外。

2006年6月3日,「六四」民運17週年日敏感日,國保押送我這個「六四份子」到深圳火車站,盯著我買票乘車離開深圳。我在深圳居住、工作和生活,整整已有十年。中國大陸沒有遷徙自由和居住自由。一個多小時後,我抵達廣州下車,暫時落腳在朋友家。我一路關閉手機,防止被監控。在朋友家,我剛開機不到十秒鐘,國保來電,問我在哪裡?

臨上火車前,我問國保頭目,我以後來深圳需要經過你們允許?國保給出肯定答覆:當然要提前通知我們。法律沒有限制公民自由流動,但異議人士卻處處遭遇禁限,法律失效。

迫不得已,我再次從南方返回西北甘肅戶籍地,蝸居一年。戶籍制度不光管人,而且將人口分為城鄉、省份和大小城市等三六九等,享有的權益各不相同。異見人士更是被戶籍所累,遷徙、流動多被限制,戶籍制度是邪惡制度。

2007年6月至2019年11月30日,我移居距離深圳110公里外的廣州。十二年間,我時不時去深圳訪友。我當不會通知警方的。 2017年我再次去深圳收教所,重訪牢獄之地。收教所門口標牌雖在,但已改制為戒毒所和看守所。我在廣州,又被警察盯上了,災難不斷。這是後話,不再贅述。

距我從深圳出獄十七年過去了,日記仍未物歸原主。

倖存的日記本連同一套三冊《古拉格群島》,裝在一個大行李箱裡,隨我在深圳、慶陽、西安、成都、昆明、麗江、廣州等地流亡。它們已經變得破損、泛黃。在昆明至廣州火車上,還曾遭警察盤問、搜查,幸未被查抄。

《古拉格群島》記載一位古楚爾族女囚犯的話語:「只有跟我們同吃過一碗飯的人,才能夠理解我們。」很少有人能夠理解持不同政見者的監禁和逃亡生活。他們所遭受的刑罰、屈辱、白眼和出賣,不僅為權力者所施加,而且也來自親朋。

沒有仇恨,只有深切的悲憫、卑微與傷害,更有抗爭。為自己,也為那些無罪的「罪人」——權力宣判的「嫖客」與「妓女」。他們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日記中記錄千餘名囚犯真實的血淚、苦役、抗爭和軍事化管制生活。這次發布,配發獄中帶出的文書、信件、勞改產品等實物圖片。這是中國首部記錄收教所監禁生活的紀實作品。

2004年5月2日入獄前,我在甘肅、海南和深圳,任職記者先後十多年,政治案入獄四次。我在深圳先後任職香港大公報《大周刊》(總編部設在深圳)、《南方都市報》和《深圳晚報》特稿部。採訪和報導收容遣送制度黑幕、警察毒打記者惡案。為此,深圳市公安局宣傳處來電約談,被我拒絕。我為真相負責,卻被警方忌恨和報復。

1999年,作者在大公報大周刊任職記者,採寫警察毒打記者同行的此篇報導。

此期《大周刊》發行後,深圳公安局宣傳處處長電話約我去公安局談話。我答覆願為報導真實性負法律責任,拒絕見面。我被迫離職。隨後轉任《南方都市報》和《深圳晚報》記者,《玩具世界》雜誌主編,多受警方施壓和報復而離職。

吳偉如是我最早在《深圳交通報》的同事,原為江西省豐城市二中高中部語文老師,1990年代中期停薪留職,下海深圳。喜歡賭博。曾被收容遣送。大約在2002年返回江西繼續當老師。他時不時來深圳,會約我見面。 2004年5月1日,吳偉如再次來深,自稱送女學生在深圳工廠打工。當晚,住在我家裡。次日晚飯後,倆人爬登我住家附近的福田區蓮花山散步。回家後,吳提議觀賞深圳夜景。隨後又出門,沿深南大道徒步幾公里遊逛。我們走到深圳市政府、中信廣場一帶,很是口渴、疲累。於是去廣場南側的埔尾村露天水果攤點,買吃西瓜解渴、休息。

吳偉如提議去街頭按摩店放鬆。爬山後回家,我更換汗濕衣物,忘記帶錢夾,隨身只有幾十元。吳遠道而來,我當盡地主之誼,沒有答應去按摩。吳偉如說他請客。在一家按摩店前,我站在門口吸煙。吳入店問詢,然後帶出兩個穿工服女技師,隨同我們去同樓二層的按摩房。分房,穿衣按摩。不大會兒,數名警察和便衣突然破門而入。

吳談定按摩費,警方認定構成「賣淫嫖娼罪」。吳偉如與警方合作設局、構陷完成,隨即獲釋。我被裁處兩年刑期。我在深圳做記者七年,多有揭露社會黑幕,深圳警方卑劣找到報復機會。

198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設立收容教養所,專門關押所謂「賣淫嫖娼」人員。收教所囚犯須自費坐牢,是政府營利機構。 2014年公安部公開大陸設有高達116所收教所。 2019年12月29日,罪惡的收容教育制度被廢止,收教所關閉轉型戒毒所或看守所等。三十多年間,估計有數百萬男女被關押。而「賣淫嫖娼」罪,也是當局構陷、迫害、污名化律師、學者、記者和異見人士常用的卑劣手段之一。

因絕望,我,我們才反抗。

2022年1月修定

(待續)

劉水:異見人士,資深媒體人,自由作家。自1989年參加民運,多次入獄,先後在九家媒體任職記者、編輯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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