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風暴、和平封院，都是近18年前的事情了。當年拒絕回院的周經凱受到各種處分，儘管自認決定正確，但刑事、民事、國賠、釋憲，幾乎沒有一個判決認同他。
未平之冤，因去年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成立，再度出現翻轉機會。這一次，周經凱協同3位深信自己是封院決策的「被害者」，向人權會提出陳情。
他們之中，有人回院被擋，因政策的混亂，換得《公共危險罪》傳票，有人在院中深陷大概會死在裡面的恐懼心情，有人確診染煞，癒後收到「抗煞英雄」獎狀，太諷刺了，他直接丟掉。
白色巨塔淪為修羅場，平安歸來的證詞都是血淚。傷口要真正癒合，需要的有時就是一個官方承認的「被害身分」，以及道歉。
我問前和平醫院消化外科主任周經凱，和平封院過去這麼久了，這些日子，如果要選「最痛苦、最像地獄的一刻」，會是哪一天？
選擇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他身上幾個擺脫不了的控訴，各個都如手銬腳鐐，使他的步伐沉重。事情發生在2003年4月24日，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爆發SARS院內感染，台北市衛生局下令召回全院醫護人員集中隔離，周經凱卻做出了另一個選擇：自主隔離。
天災變人禍，她說：「根本就是官僚殺人。」
很難說那是個勇敢的選擇，但至少於理有據：一聽到召回消息，周經凱即上WHO（世界衛生組織）查詢最新的疑似感染及接觸者隔離規範，清楚標示應一人一室、獨立衛浴。8天後，5月1日，政府下達最後通牒如通緝，再不回院，就強制拘提。他回去了，避開大廳聚集的媒體，「從廣州街的側門進去，到大廳領睡袋。」入院後，有人叫他找地方睡覺，但「和平只有400多床，當時關了1,400、1,500人，也沒有地方可以睡覺，我就搭著電梯看哪裡有空的地方，最後找到10樓的大禮堂，就睡在大禮堂的走道旁邊。」
5月8日，他又被送到基河國宅，重新開始單人隔離，10天後回家。死劫倖免，但活罪難逃，5月20日，第1份處分的公文即發下，因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罰款24萬元；6月13日再一張，違反醫師職責停業3個月；6月26日再一張，違抗政府重大政令兩大過免職；3年之後，又追加公共危險罪。
乍聽之下，周經凱像犯了4條罪，其實都指向同一事：未依令返院集中隔離。他將這些公文都留著，和新聞剪報、媒體專訪整理成一冊，在和平醫院行醫24年，好像就留下這些，與一個「落跑醫生」的頭銜。
一夕間跌落，是因為天災，還是人禍？周經凱的太太李宜殷說：「那時候很多人都染煞死掉，其實根本就是官僚殺人啊！」離開和平後，夫妻倆一路打官司，接近屢戰屢敗，2005年，罰款和停業的撤銷訴訟均敗訴，唯公共危險罪勝訴。2007年提出國賠又輸，同年聲請釋憲，事由為「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一項所定『必要之處置』包含強制隔離在內，違憲？」2011年，大法官仍做出合憲解釋。
白袍變破衣，她說：「要先生放下聽診器。」
去年3月，周經凱退休，返回台北的家。李宜殷對我們說：「一般人65歲退休，他60歲被革職，官司打了6年多，我們把那6年多的時間補上，就退休。」
72歲，確實是老了。回答問題時，周經凱全身都流露出一種「戰敗感」，音量微弱且語速慢，回憶舊時場景，有時話說一半就陷入沉默，那狀況就像他形容集中隔離時的時間感，是「一切都…比較鈍化。感覺那時候好像空白的比較多…」他無表情地說著。
我問他，事件後，在台北求職碰壁，2006年遠走台東執業的這幾年，感覺委屈嗎？他說：「沒有委屈，因為能夠再次站起來工作，也是一種很幸運的事情…」採訪結束，我們希望他能穿上白袍拍照，李宜殷這才說白袍被她剪破了，「（退休）回來就剪破了。」為什麼？「坦白講，這樣離開醫院，對他來說還是很傷心。我心裡想，我這輩子永遠不會再讓我先生去執業了。我心裡深處的目標，是要讓我的先生放下聽診器。」
放下了聽診器，放不下那些罪名。我們和周經凱夫婦約在他台北的家，退休滿1年，原先只剩兒子獨居的家裡，終於又出現其他人聲，單單如此就能視為幸福。他們打算重新裝潢，頂樓的花園也在整理中。百廢待舉之間，一件事發生了。
去年8月，監察院依「巴黎原則」「巴黎原則」，設立專責人權侵害事件調查與判定的機構「國家人權委員會」（簡稱人權會），被形容為周經凱「走投無路後，又看見的一線曙光」。去年，武漢肺炎全球延燒，衛福部桃園醫院爆出院內感染，但隔離政策的過程、結果都大不同，正好提供了回頭反省的機會。
李宜殷開始打電話，尋找戰友，三十多通，但最後只有3人願意參與。拒絕者多半認為舊事已過，不想再一次袒露傷口，也有仍在和平醫院工作者，或以公務員身分退休者，李宜殷說：「（他們）怕被追討退休金。我不會怨，我同情，因為這是政治迫害…但現在時間不一樣了，政治氛圍也不一樣了。」
平民變罪犯 他說：「追殺控訴形同地獄。」
加入周經凱陳情行列的人，其一是當時和平醫院的櫃台人員林正哲。封院那天，他上晚班，用過午餐後準備上班，「結果警方已經拉完封鎖線了。警察也有點搞不清楚，就說現在不能進也不能出。」
一切都亂了套。林正哲願意受命回院，但因非醫護人員，不得其門而入。那年他32歲，從台中北漂打拚，月薪僅2萬元，最後卻因政策的混亂被罰款6萬元。3年後，以為所有事告一段落，他又收到公共危險罪的起訴傳票，出庭時，他已找到新工作，還要請假去打官司。「他好像（被）綁個炸彈一樣。公共危險罪…你要怎麼跟老闆講，你公共危險罪要出庭…」李宜殷在一旁補充。
莫名其妙就變成了恐怖分子，至今未獲道歉或補償。關於「哪一刻最痛苦、最像地獄？」的問題，他的回答就是收到傳票、上法庭那刻：「你被罰了薪水的3倍、（延遲返院罰款的）行政訴訟也被駁回，好不容易繳清，怎麼知道又來個刑法訴訟…八輩子沒有和警察、檢察官、法官接觸過，心中特別忐忑不安。」
林正哲沒錢打官司，就讓周經凱的委任律師幫忙，一審判無罪，檢察官上訴，被李宜殷形容為追殺，所幸二審維持原判。這些年，林正哲結婚、生子，在桃園機場擔任地勤，武漢肺炎疫後1年，年終歸零，他苦笑道：「再多的經驗，疫情一來，你的恐慌跟歧視完全不會變。你經歷過，才不會去歧視部桃的人。」
恐慌變政策，他說：「市府導三流恐怖片。」
台北醫學大學公衛學院博士高志文也說：「當時恐慌被激化到…在高雄就有大量醫護辭職潮。」他說，台灣在爆發SARS前，早有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經驗，已經累積了3、4個月流行病學的知識，「應該知道不需要用封院如此極端的作法。極端的措施只會讓疫情的控制更糟糕。」他引用數據說明，和平的總病例死亡率為33％，遠高於全球的15％，而且台灣是被WHO列為旅遊警示時間最長、也最後脫離名單的國家，與和平封院關係明顯。
今年1月22日，部桃封院事件仍延燒，當年全副武裝進和平醫院、時任台北市衛生局長的邱淑媞於臉書發文，批評指揮中心為大內宣，談到此事，高志文說：「敗軍之將，何以言勇？」李宜殷則激動地再次引用「官僚殺人」說法，將罪名冠在邱淑媞身上。
被指控棄病人於不顧的醫師，他的太太如今在採訪中，指控了另一個人，誰的版本更接近真相？當時在行政院政務委員辦公室擔任專門委員的高志文說：「感覺台北市政府和中央，一直有種不應該的競爭關係。有時早上才討論完，下午台北市就發布了更為極端的政策。」
高志文在當年出版《恐慌，在政治瘟疫蔓延時》，書中提到這一段，就寫：「和平醫院被市府無知的恐慌下處理成一齣三流的SARS恐怖片，瞬間成為頭條新聞。」
2004年，監察院糾正行政院衛生署及台北市政府的案文則指出：「台北市政府對於和平醫院封院所採行之配套支援不足，且就地隔離措施欠當，召回醫護人員目的不明，程序草率混亂，徒增院內交叉感染之疑懼，引發抗議脫序亂象，貽笑大方，確有可議。」
隔離變團滅，他說：「覺得我會死在醫院。」
究竟有多脫序，同為陳情人之一、時任小兒科醫師的林秉鴻，引用他自己的「隔離經驗」來說明。封院那時，他剛下班不久，接到電話請他立即返院隔離，「回科辦公室，報到，量體溫，N95，都有。」然後呢？「就暴動了。」他笑著說。
接著小兒科自動自發，統計人數，幫全院訂便當，「我們是A棟，（感染情況最嚴重的）B棟（便當）我們就放在交岔口，A棟（便當）就放在電梯口，大家都不能去其他層。」一天，送便當進電梯，他發現同一個電梯也運載裝屍體的屍袋，很震驚，「沒有管制。屍袋跟便當同一個電梯，這跟鑽石公主號一樣，是無效隔離。」
更震驚的是，「有些B棟的人還會來A棟睡覺，沒有人可以管，第4天（時任台北市副市長）葉金川進來才分開。內部秩序管理是很困難的，你要有一個外部權力的管理者。」林秉鴻曾說，能消除歧視的，只有感染，彼時A棟的人也歧視B棟，「可是我覺得完全沒必要。B棟是…發病就丟到B棟去，但A棟的醫護也已經接觸了有出血型症狀的印尼看護啊，難道沒有嗎？」
所以在A棟或B棟，根本沒差？林秉鴻又笑了，「準備等死就是了。」他的地獄一刻是隔離第2天，「路過護理站，看到1位年輕的護士在寫紀錄，突然想起應該要跟我喜歡的女生告白，也許此生再也沒機會說了。」他開始覺得自己會死在醫院裡，並慶幸有買壽險，萬一怎麽了，對家裡還算有個交代。
林秉鴻用「企圖團滅」形容和平封院，卻同時同意此決策，「不封的話，光旁邊的仁濟醫院，不是有個林姓婦人跑到高（雄）長（庚），然後林永祥醫師不是幫她插管，然後林永祥就死了，高長就封院。所以你不趕快的話，每一家醫院都會爆啊，全台灣醫院都會爆喔，全部點火，你怎麼收拾？」
釋憲變絕路，他說：「隔離決定蠢又違法。」
高志文也說，和平封院更像監禁，不像隔離，「確實有一種要讓他們在裡面自生自滅的感覺。」周經凱的兒子周詮量則以1946年嘉義布袋因霍亂而封城的事件，比喻和平封院，「機關槍架在外面，離開就發射。」當時萬人隔離，4千多人染病，2千多人死亡。我詢問高志文，他未研究過此案，僅說封城不是不行，但「要符合比例原則，不應該讓介入所造成的傷害，比那個疾病傳染的本身更加嚴重。」
林秉鴻則以電車難題類比，指犧牲少數人（和平封院）的性命，換取多數人（院外民眾）的安全。但這難題真的沒有解方？其實也就是部桃的做法：部分集中隔離、部分異地隔離、部分居家隔離，讓犧牲的人少一些。他說：「其實救人問題就是殺人問題。這是很難的，所以才希望大家不要究責，也不要出來說自己是英雄（指邱淑媞）。你就補償、道歉，就好。」
林秉鴻和我們碰面，第一件事就是說，向人權會陳情，唯二要求就是，不責難，和補償。不責難誰？「全部。最需要（被不責難）的其實就是台北市，但最先出來責難（別人）的就是台北市。包括撤銷（周經凱）公務員資格，記兩大過，還有對那些人提出公共危險罪，這些就是責難。」
這些年，林秉鴻一直留意周經凱的新聞，也知道他釋憲未成，而那就是周經凱覺得最地獄的一天：2011年9月30日，那時周經凱已在台東執業，收到公文，很平靜，「因為開業，所有的注意力總要放在執業上，沒有餘力再想這些。」為什麼選這一天？他說：「因為司法程序最後一關，就是釋憲這個過程…如果釋憲不能成功，就表示說司法程序已經結束了，這等於是最後一關了。」
幫他們寫釋憲申請書的律師尤伯祥也說：「市府下令召返、集中隔離的決定，坦白說很蠢又不合法，也突顯了《傳染病防治法》授予防疫機關這麼大的行政權力，卻沒有透過正當法律程序去解釋，一旦下決定的人出錯，確實就有可能釀成大禍。」
從結果看，大法官內部的意見也多有不同，反對者中，時任大法官的許玉秀就以器官移植需爭取時間，不代表多重確認程序就可以打折扣為比喻，反對合憲解釋。現任司法院長許宗力也將合憲解釋形容為「天真認為照護型人身自由之剝奪不可能濫權。」
就這樣，周經凱背著欲加之罪，知道再無平反機會。平反路，走8年，走到最暗之處，此案也逐漸淡出公眾視野。
然後人權會成立了。不過是一個機會，周經凱等了近10年，好不容易找到3人共同作戰，包括當時確實染煞的童建榮。那年，童50歲，生病又失業，人生同樣走到斷崖處。
棄子變英雄？他說：「沒有把我們當人看。」
當時洗衣房包括童建榮在內共6名洗衣工，封院前2天，已有2人感染。院方請他們休息下班，童建榮因擔心自己已染病而拒絕。院方安排檢查，接著就上B棟8樓隔離，2人一室，「我住進去那個房間，根本沒消毒也沒整理，還有嘔吐的東西，在廁所洗手檯的下面。」
和平之前，童建榮做了一輩子的洗衣工，和平之後，他什麼都沒了。他回憶當年3月底、4月初，洗衣房就開始送來許多紅色袋子，上面貼個帶子，寫「疑似SARS」，但童建榮看不懂英文。身為洗衣班班長的他，再往上問醫院派來的組長。「她說SARS。愈來愈多，就不對勁。我寫（早知道院內有感染的）聲明給和平，他（院方）就不理我們。」6名洗衣工之後全數染疫，1名死亡。
童建榮還記得每個人的名字，記得隔離時誰和誰一間，我說希望側訪那名組長，他不用查手機就能直接背出號碼，撥去後對方以往事已模糊拒訪。劉姓洗衣工病逝後，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前去慰問，他陪同，「當時的聲明書，我影印了十幾份，每個記者都發，大家都不理我們啊。」隔離62天，他每天「都吃那個很強的（不知道什麼）藥，吃了都不能小便。出來後走路什麼都喘。最後只有給我們一張獎狀，寫『抗煞英雄』，我看了就討厭，丟掉了。什麼抗煞英雄，差一點命都沒有。」
最後，童建榮又經過各種確診檢查，才拿到35萬元補償金，人體實驗般的賣命錢。採訪結束，他和李宜殷通話，確認到監察院開調查會的時間地點，李宜殷說：「童老闆，你知道我們的事情，快要有成功希望了嗎？」
真的有成功希望嗎？大法官認為合憲的和平封院決策，人權會能扭轉？尤伯祥認為，此案由人權會調查很恰當，「它是事實調查機關，也有職責。和平封院是大規模人權侵害事件，也是事實。從人權侵害的角度切進來看這件事情，我想也會比單純的法律訴訟看的面更廣。」去年底，周經凱偕同林正哲、林秉鴻和童建榮，正式向人權會提出陳情，今年2月8日，人權會通過「和平封院人權侵害」的提案，正式重啟調查。
警察變納粹，她說：「我們感覺像猶太人。」
但人權會沒有行使權，之後若正式定調和平封院為「大規模人權侵害事件」，能如何提供補償，甚至道歉？負責陳情案的律師黃鈺媖也說，此案中，「有人是名譽和工作權受侵害，或精神上的痛苦、死亡恐懼的陰影；有的是身體健康權，像童建榮的肺有一些後遺症，每個人內容不大一樣…人權受侵害是沒什麼疑慮，問題是能提供的幫助有多少？」
今年3月8日，人權會於監察院舉行第一次調查會議。下午5點多，歷時逾3小時的調查會議結束，我們在外頭等著，準備幫4位陳情人拍張合照，卻發現童建榮開車自停車場駛出，從我們面前經過。明明才答應了要一起拍合照，難道忘了？我追上去，但他一個加速，沒有停留地跑了，那速度毫無疑問是逃，手機也關機了。
10分鐘後，他才接了電話，說 ：「被拍到，人家又會知道我染煞。」
我想起李宜殷說起的一件事，封院結束幾年後，一次有警察上門查戶口，「我去跟他（周經凱）說，警察來按鈴，好像要做什麼，他一聽…那種神情好像對於警察保護人民的感覺已經被破壞了，當下愣住，而且有一點驚嚇。」之後又以訊息補充：「（警察）讓我們感覺像納粹，要來抓我們猶太人。」
若以史為鏡，德國有正義審判，台灣也有《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人權會可以建議另立特別條例嗎？監察委員、人權會副主委高涌誠不排除此可能性，但坦言：「現在談結果還早。人權會的作用，是透過組織法給予的調查權限，把真相還原，透過媒體讓社會大眾知道。如果政府部門不認真看待這件事，也是要靠民意跟媒體去監督…讓社會大眾公評。」
召開調查會前幾天，我隨周經凱夫婦從植物園走回和平醫院，這也是他們這些年回去找老朋友常走的路線。植物園裡，忽然有人走近，對李宜殷說了聲「加油。」我問她，是朋友？她說：「不是。是看到我們上電視，給我們加油打氣。」
當年的「落跑醫生」，如今被喊加油了，現實中的平反，似已取得成效，唯對心中的「加害者」未能受罰仍有不甘。針對此指控，我採訪邱淑媞，她除了表示可能提出誹謗訴訟，也說：「不回院如果是正確的，那當時在B棟照顧病患的醫護算什麼？可以多關注他們嗎？」這確實常成為此案裡對周經凱最後的控訴，像他曾被挑戰：「不想打仗就不要考軍校，這是醫德問題。」他難得稍微放大音量，主動辯駁：「我的病人都轉院了。院內沒有人需要我照顧，我回去，就是隔離而已。」
尤伯祥則說：「用打仗來類比防疫，大家很習慣，但畢竟不一樣。再者，如果這個命令本身就不合法，那醫師不願意接受命令，本身是不是可以構成懲戒事宜，我覺得是可以討論的。當初去聲請釋憲，就是要攻擊這個點。」
畫作變證明，他說：「留下也是一個紀念。」
當年的最後一戰，輸了，但你永遠不知道命運將為你帶來什麼新的契機。採訪到最後，我問周經凱，最後離開和平，收了什麼東西？他思考半响，想不起來，李宜殷又出面代答，卻特別指出一幅周經凱買的、沒帶走的畫，畫裡有一條路，兩旁都是銀杏樹，樹葉落了滿地，用金色框裱起來，「那個畫框我們很喜歡。」
那為什麼不帶走？李宜殷看了一下周經凱，說：「他說這個畫就適合這個地方。我們就留在這裡，也是一個紀念。」
留言 2
ChiaHoChao
應追究馬英九殺人罪
2021年04月12日00:55
李婉玲
還有邱淑媞，謀殺罪。
2021年04月12日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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