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親人長期遭受病痛折磨，而親手結束其生命，這樣的社會悲劇讓法官審理時也感同深受，不過礙於《刑法》規定，2年以下才能宣告緩刑，殺人罪減刑到2年半的最輕刑度，無法獲得緩刑，法官也只能含淚判入獄，政府應妥速修法，解決這種刑罰困境。
曾經審理過類似殺人案的法官指出，日本1947年修正《刑法》將緩刑的適用，從宣告刑2年提高至3年，2013年又增訂刑之一部緩刑制度，可只就宣告刑之一部分服刑，剩餘刑宣告緩刑，但反觀台灣目前對《刑法》緩刑規定，並沒有隨著社會的轉變，適時進行修法，相關法令仍有修法空間。
近年來，台灣社會一再因長照問題，發生多起殺人案，加害人不堪親人長期遭受病痛折磨，選擇以親手結束對方生命，這對於加害人而言，不啻於背負著一生的痛楚，但無論他們的境遇如何情堪憫恕，一旦判刑確定就須入監執行。
長照悲劇殺人案的加害人，都只是平常老百姓，沒有受到司改團體及政府高官們的關注，無法獲得赦免刑罰，這樣的司法現況，只是讓悲痛的法庭審理過程及結果，一再地循環而無法解決，問題依舊、傷痛仍在。
緩刑制度可讓部分情堪憫恕的加害人，不必因結束親人生命背負悲痛外，還再受牢獄折磨，法界認為，司法機關對於現行的緩刑規定有通盤檢視的必要，藉由修法解決問題，否則長照悲劇依舊，司法困境只能不斷的惡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