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處處都是外人。
威尼斯視藝雙年展，周圍都係人。
不知道尚在威尼斯居民是怎樣想。
根據網上數據，2020 年約有 258,685 人居住在大威尼斯或威尼斯市，其中約 51,000 人居住在威尼斯歷史老城區（CENTRO STORICO DI VENEZIA），其餘的人住在內陸。過去幾十年來，由於威尼斯的生成本比其他意大利城市較高以及被旅客迫爆的情況，留在老城區的居民數字持續下降。
今年第 60 屆威尼斯視藝雙年展以「FOREIGNERS EVERYWHERE」為題，的而且確，威尼斯周圖都係人，無論是從當下的政治環境來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意味愈來愈濃），還是從威尼斯的現況（自今年 4 月尾後，威尼斯更是實施入城費，以應對爆多旅客的情況。）來看，「FOREIGNERS EVERYWHERE」是前所未有的那麼切中肯綮，很是貼題。第60屆威尼斯視藝雙年展由聖保羅藝術博物館（MUSEU DE ARTE DE SÃO PAULO，簡稱MASP）藝術總監 ADRIANO PEDROSA 擔任策展人，他亦是首位擔任威尼斯雙年展的拉丁美洲人。
在策展語上，PEDROSA 開宗明義定下一方向，讀起來猶如一份挑戰藝術史敘事的宣言。這次雙年展的重點聚焦在外國人、移民、僑民、難等的議題，並包括在南半球與北半球之間流動的藝術家。主場館展覽展出了 80 個國家 331 位藝術家及藝術單位的作品，文字裡頭特別說明包括香港、巴勒斯坦和波多黎各。相信那是這三個地區在這幾年間所經歷的特殊環境而致。PEDROSA 這般定義「FOREIGNERS」「無論你走到哪裡，總會遇到外國人，他們（或我們）無所不在」、「無論你身在何處，在內心深處，你終始終是一個真正的外國人。」，第一層指涉地緣政治的問題，特別是當下社會充滿多危機，種族、語言、國籍、性向、性別、經濟資本造就的差異，第二直指現代人面對困境——在人潮之中，每個人都是孤獨的個體，無一例外。
選擇此般與政治密不可分的題目，PEDROSA 大概預料到本屆雙年展與政治難分難解。在開幕期間，由藝術家、行動者和文化工作者組成的「藝術非種族滅絕聯盟」（ART NOT GENOCIDE ALLIANCE，ANGA），進行聲援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要求禁止以色列參加雙年展。最後，在以色列展館門上只掛著一塊牌子：「當達成停火協議並釋放人質時，以色列館的藝術家和策展人才會開放展覽」，並長期有制服人員駐守現場。
無論是軍械庫（ARSENALE）還是綠園堡區（ GIARDINI）的主展館，來自全球南部、酷兒、原住民的藝術家作品佔了大多數，把那些平時被排擦在白立方、藝術館、美術館之外的藝術品一一包攬在內，政治正確得令人汗顏，意下之言是你不好意思去評論作品，挑選的藝術家實在太符合目前社會需要，以致難以解齒，或覺得自己沒有資格說些什麼。因為作品背負的道德實在重要。「ITALIANS EVERYWHERE」是一個令人難以下判斷的區域，當中挑選40名藝術家的作品，他們都是不得不離開故鄉的意大利人。他們的畫作懸掛在由混凝土塊固定的玻璃板上。所有解釋性文本放置在作品之後，彷彿是藝術家本身的遭遇才是作品得以在此展出的最大因由。
紡織品的主場
紡織品在主展館佔據很重的比例，尤其是軍械庫主場館。踏進主場館，觸目所見是由縱橫網狀帶交織而成的大型藝術裝置。那是由4位毛利人（MĀORI）女性藝術家組成的紐西蘭藝術團體「MATAAHO COLLECTIVE」創作的《TAKAPAU》。「TAKAPAU」是毛利人編織分娩墊（BIRTHING MATS），即是用作初生嬰兒接觸這世界的保護網，交織出來的形狀令人聯想到子宮般的搖籃，光線從線與線之間滲透出來。與此同時，基於《TAKAPAU》的大規模，像天幕一樣，觀者置身之內，倍感安全。「MATAAHO COLLECTIVE」獲得由雙年展頒發的最佳藝術家獎。
DANA AWARTANI 創作的《COME, LET ME HEAL YOUR WOUNDS. LET ME MEND YOUR BROKEN BONES》採用淡黃、淡紅的絲綢組成。AWARTANI 在阿拉伯世界、印度和其他國家，與工匠交流，從而發展自己的作品。裝置看上去那麼輕盈，背後是映照戰爭和恐怖主義如何不斷導致阿拉伯世界的歷史和文化遺址遭到破壞。絲綢上每一個洞代表一個被轟炸和推土機肆意夷為平地的遺址，藝術家用紗線親自縫合。如此，走近看時，會見到一個個的縫口好比傷疤。而絲綢的顏色則是 AWARTANI 學習的喀拉拉邦傳統紡織品染色方法，而這種天然染有具有藥用價值的。
美籍菲律賓藝術家 PACITA ABAD 的作品使用的絎縫技術在當代藝術場域很少見，不完全是紡織品，倒是與紡織技術有關係。絎縫技術多數應用在棉被、床墊又或者是冬季衣裝。20 世紀 70 年代末，藝術家開始運用 TRAPUNTO 技術來創作，先填充和縫合畫布上，再上色分層使用。是次展出 ABAD 的作品中，《FILIPINAS IN HONG KONG》描繪外傭在香港的景況，由於作品裡外傭往往是三五成圍在街上聚集，推論是她們的週末休息自由時間，配以香港標誌性的中銀大廈及通街所見的名牌牌子。在威尼斯的主場館平時在香港容易被人忽略的外傭的指涉，又想起是次雙年展的題目，處處都是外人。偏偏在香港，不少家庭都是靠這些「外人」才有住家飯吃。外傭在香港的貢獻，身為香港人又有多少有留意呢？
逃逸線
不少錄像作品是雙年展一大亮點。BOUCHRA KHALILI 的《THE MAPPING JOURNEY PROJECT》是一例，作品規模和展示方式好比人家的國家館。視覺元素極其簡單，地圖、標記以及聲音，表達卻清晰及直接。《THE MAPPING JOURNEY PROJECT》項目歷時三年，橫跨地中海移民路線，與來自北非、東非、中東和南亞的難民和無國籍公民合作開發。在錄像中，藝術家是一個傾聽的角色。錄像藝術在一向的展覽中，總有種難以令觀者專注，停下來觀看的難題。在場內，倒是每一個屏幕，都有人專心地觀看。
與《THE MAPPING JOURNEY PROJECT》有同等份量及規模的錄像作品是《DISOBEDIENCE ARCHIVE》。那是一個多階段及不斷發展的視頻檔案，主要挑選的錄像展示了藝術實踐與政治行動之間的關係。有些是針對當地政治、社會環境的，有些是針對性別定型，形形式式的反抗結集，譬如其中一個錄像剪輯了《英雄本色III夕陽之歌》，徐克執導，周潤發、梅艷芳和梁家輝主演，故事講述無根的華橋或香港人，可以逃到哪裡去。
我很喜歡 KARIMAH ASHADU 的錄像作品《MACHINE BOYS》，當中講述了一群摩托車手在拉各斯非法載客的故事，所謂的 MACHINE BOYS 其實是非法載人的車手。OKADA 是尼日利亞和其他非洲國家常見的電單車的士，由於 OKADA 引起太多交通事故，以致拉各斯頒布禁令，無論是乘客及司機，凡是坐上電單車的士，均屬違法。《MACHINE BOYS》透過 OKADA 車手的自白，及鏡頭大特寫其打扮（名牌黑超及殘爛拖鞋，又或名牌拖鞋及傷痕累累的腳板），呈現有害的男子氣概（TOXIC MASCULINITY）是如何「煉成」。
在綠園堡區主場館，更多傳統媒介，譬如畫作、裝置的出現，當中有不少「滄海遺珠」。譬如 MADGE GILL 的畫作《CRUCIFIXION OF THE SOUL》，畫面非常引人入神，佈滿難以捉摸的女性臉容，以及令人眼花繚亂的樓梯和幾何平面，在視覺上產生眩目的效果，彷彿是塑造一個不斷擴散的密集網絡。對應著 MADGE GILL 這般背景、較為上一輩的藝術家，策展人亦有把在當代藝術圈很火紅的新一代藝術家包攬在內， 好像 GIULIA ANDREANI、LOUIS FRATINO 以及 SALMAN TOOR。
策展人很有意識地希望透過展覽，令觀者正視正史的問題。強勁鐵證是 PABLO DELANO 的《THE MUSEUM OF THE OLD COLONY》。作品是一個以檔案為基礎的概念性裝置，通過波多黎各的經歷來審視經久不衰的殖民結構。作品展示了為數眾多的照片、報紙、電影和雜誌，勾勒波多黎各政府、資本商家與美國的權力關係，大美帝國是如何在在殖民、社會衛生和種族等級制度的基礎之上剝削人民，觀展時猶如上了一課有強烈批判性的歷史課半堂。有了《THE MUSEUM OF THE OLD COLONY》，更令我想到對某些世界不公義之事的反映之缺席。
從題材觀之，PEDROSA 是很希望把糾正藝術史上的不平衡，盡量把原住民、民間、酷兒，無根者 —— 那些過往被博物館、美術館認為不正統的創作實踐容納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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