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魔咒已成台灣勞工之恥？基本工資調漲的真相　只能爭取外勞來台

低薪一向是台灣勞動市場的一大缺點，但蔡政府宣稱，台灣經濟是史上最好，也在任內六度調漲基本工資，要與勞工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但真的解決普遍的低薪問題了嗎？根據TVBS民調發現，不少勞工的確受惠於基本工資調漲，但實際訪問不同性質的工作者，很多人卻覺得很無感，因為物價的漲幅更高，台灣低薪問題到底該怎麼解決，來看我們的報導。

悶熱的低壓籠罩著城市，無論是在高樓大廈操作吊臂，亦或是蹲坐路面，維修人行道，他們是勞動力的輸出者，也是整座城市的生產者，辛苦的付出是社會進步的基石，但諷刺的是他們的社經條件，卻往往是社會弱勢。

記者顧上鈞：「2022年，台灣的基本工資調高到25250元，時薪則從160元調高到168元，但其實薪水高於基本工資的人，會覺得很無感，倒是雇主多了漲價的理由，變相把這些多出來的薪水支出，轉嫁到商品或服務的價格上，等於間接抵消了薪資成長的果實。」

TVBS民調中心，訪問18至49歲，最近三年有調薪的台灣民眾，薪水增加的原因，有61%是公司調薪，30%是基本工資調漲，19%是透過跳槽，從帳面統計數字來看，基本工資調漲效果不錯，但實際感受真的是這樣嗎？

打石工人李先生：「房子吃的這種開銷，多多少少都會漲啊，經濟成長就這樣而已，你要要求說要多少錢多少錢，其實也是有個限制，就是說生活過得去就好了。」

打石工人李先生：「對生活看得很開，雖然基本工資調漲，但物價同樣在漲，對於領日薪的派遣工人而言，生活變化似乎不大，而勞資雙方存在的資訊不對等，以及非技術型勞工的弱勢處境，也讓最低工資的保障效能弱化。」

人力派遣業者尤朝會：「動作比較慢比較弱勢年紀比較大，有些工人不知道現在工資調高了，他不知道啊，跟老闆就這樣跟他一起做下去了啊，有技術的工的話可能都不行了，都是沒有技術的工。」

同樣是非典型就業，基本工資調漲，對身懷一技之長的接案工作者，有幫助嗎？

拿著筆電走進咖啡廳，這位27歲的插畫設計師，沒有正職靠接案工作，舒服的城市角落，就是她的行動辦公室。

插畫設計師Chill：「現在這個是，我就是跟類似一個小小的插畫師合作，比較恐怖驚悚的貼圖，目前的話接案量可以2至3萬，可以跟自己的生活有打平。」

台灣房價太高買不起，因此目前不規劃買房，而最低工資調漲，對她而言更毫無影響。

插畫設計師Chill：「沒有甚麼感覺，因為我就是以接案的多寡跟類型，在決定我每個月的薪資，不會到很吃力，就是可能也沒辦法存多少錢。」

接案仲介公司公關陸皓婷：「其實對於一般勞工或是接案者，基本工資的調漲並沒有太直接的影響，主要是因為一般勞工，他們的薪資可能會跟個人年資，或是一些職業能力上面有所不同，那在接案者也是因為，他們主要會根據案量，還有工作的內容來跟業主這邊談。」

對於一般藍領階級，以及接案工作者而言，最低工資調漲，與加薪的直接關聯並不大，但對於經濟發展而言，卻仍然至關重要。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邱達生：「本國勞工基本上所領取的報酬，都是基本薪資以上，那基本薪資大概就是外勞，但是現在國內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製造業，有很普遍的一個缺工現象，將來可能這種缺工現象，會變成一個國際競爭的情況。」

台灣面臨少子化，基層勞動力的缺口，必須由外籍勞工來填補，若法定薪水門檻過低，我們與鄰近國家相比，根本毫無競爭力，因此才要調高基本工資，但本國勞工的加薪難題，卻仍無解方。

上班族林先生：「其實我覺得台灣的薪資，是一直有在慢慢地上調的，現在年輕人會覺得可能比較痛苦的點是，物價也跟著在上升，所以當薪水沒有物價上升這麼快的時候，其實它還是會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27歲的上班族林先生，從事媒體行銷業，除了正職工作，還另外接案賺外快，如此拚命，是因為他年紀輕輕，已背負上千萬房貸。

上班族林先生：「房貸的話一個月要繳3至4萬左右，之所以現在有辦法的話，是因為家人有幫忙，就是家人有幫忙付頭期款，其實大部分像我這個年紀的人，大概可能薪水都落在40K至50K之間，其實我覺得光是要付保險費，還有物價就滿困難的，更何況是要存到一筆，兩三百萬去買頭期款。」

買車買房結婚樣樣都要錢，在這個世代，沒有家長的奧援，光靠自己的薪水，想成家立業真的好難，根據中央銀行研究，台灣民間消費與薪資連動性很高，薪資成長緩慢，就是民間消費動能低迷的主因，但消費低迷廠商營收銳減，又連帶讓薪水凍漲，成為惡性循環。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邱達生：「現在的經濟就是有點兩極，為甚麼因為我們看到，比如說像高科技廠商，特別是電子零組件的製造商，半導體這些產業，它的訂單還是源源不絕，但是傳產或是說內需型的服務業，基本上就是受到供應鏈的阻塞，還有疫情的影響，那調漲薪資他們的壓力會很大。

最低工資法，是總統蔡英文2016年提出的政見，將勞基法之下，作為法規命令的基本工資審議辦法，提升為法律位階，與基本工資的最大不同，就是勞資雙方必須依法定期召開會議，決定薪資的漲幅，而非像現行勞資政三方會談，以討價還價的方式決定基本工資，但這部法律至今卻仍然卡關。

政大勞工所教授劉梅君：「在西方國家勞工的薪資要提升，其實很少時候是靠法令，而是靠甚麼團體協商，的確有些企業它其實不是付不起，可是它就是跟大家混水摸魚，台灣的民眾要對勞工的集體組織，要有正確的認識。」

記者顧上鈞：「其實台灣的勞動法律，現在已經修訂的相當完善，包含勞基法工會法，現在還在研議最低工資法，但我們的普遍勞動條件以及薪資待遇，卻仍然差強人意，關鍵原因可能出在我們勞權觀念，沒有從小正確教育。」

台灣普遍勞動觀念，認為工會的存在就是與資方作對，因此雇主相當忌諱員工組工會，而員工也怕被列入黑名單，不敢加入工會，讓台灣的勞動權益，始終停滯不前。

政大勞工所教授劉梅君：「從小學開始你的課程裡頭，就應該要有這樣的元素進去，你就不會一看到有人加入工會，有人去組織工會，你就覺得他們在跟你作對，就會平常心看待這件事情，所以勞動教育法很重要。」

台灣低薪問題冰凍三尺，沒有一部法律，能達到立竿見影的功效，除了法制面的改革，改善整體經濟強化勞動教育，各面向工作的推動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