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犁客
「在台灣，和我一樣的『六年級生』，可能會有失落感，例如集體的社會運動，特別是學生運動，我們似乎總是錯過。」房慧真說，「因為野百合的時候，我們還太小，它突然一跳就跳到太陽花，而我們已經老了。」
所謂的「六年級生」，指的是在民國六零年代、也就是1971年到1980年間出生的台灣人；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時，這代人許多還是在戒嚴時期接受全套黨國教育的中學生，到了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他們已經成了四十歲上下的社會人士。
「我當記者的時候，採訪了很多八○年代的新聞和社運前輩，像做黨外雜誌的人，或者綠色小組，我覺得那個時代非常的繽紛有趣；」房慧真說，「但我當記者的時候，已經有反媒體壟斷，或者傳統媒體面臨自媒體、Youtuber和中共的挑戰等等問題，媒體已經變得非常碎片化。齊柏林過世的時候，《報導者》和其他媒體做了亞泥和《礦業法》的議題，然後博恩把它拿去在他的節目講，雖然講得還蠻好的，但那時我的心裡還是難免有種失落感，就是我這個時代的記者要面臨的，第一個是過剩，你要去生產大量的新聞，例如去抄名人的臉書，第二個是你做嚴肅認真的新聞，好像大家也不會注意，反倒看的是其他人使用二手資料做出來的東西。」
在採訪過程中，房慧真聽一個綠色小組的前輩提及，當年許多黨外運動在金華國中舉辦，發現那些活動舉行的時候，自己剛好就在那所學校。「所以我有一種完全錯過了那個時代的、六年級的強烈失落感，但明明就只是擦身而過。」房慧真說，「不過後來我覺得，『無知』其實好像也可以是一種視角。」
這個「無知」的視角，成為《夜遊》的敘事姿態。
第三種書寫方式
從某個角度看，《夜遊》是房慧真成長、尤其是青春期前後的個人及家庭紀錄，從另一個角度看，《夜遊》則是那段年月裡，台灣的轉變歷程。
「社會運動的書寫有長久的歷史，包括國外的六八運動，或者日本的反安保，這類書寫好像總是苦大仇深，講的東西很大很嚴重；相對之下，個人就顯得很小。」房慧真說，「但是我去採訪當時在街頭的那些前輩之後，發現用自己無知的視角代入，這樣穿插起來，好像可以說一個比較好聽的故事。」
有些朋友讀完《夜遊》之後，對房慧真講的第一個感想，是「很好看」，「他們不是說『妳這本書很有意義』，而是『很好看』，房慧真笑著說，「所以，我覺得我只是找到了一個可以鑽進去的洞 ，一方面彌補我沒有辦法真的參與那個時代的失落，一方面可以從一個側面的角度，重新去觀看那個時代。」
不過，「記者」大多隱在報導當中，不是報導的當事人，現在卻要在書中大量坦承自身經歷，是否會有些心境上的掙扎？「當記者時的確會有些自我保護，加上去年的『MeToo』事件，我也傾向隱藏自己；」房慧真解釋，「不過，雖然我因為當過記者、報導公眾議題，所以就有了公共的形象，但我先前出版過的其他作品都是比較個人的，我很想把那個私人的東西找回來。」
加上房慧真這幾年的閱讀經驗裡，出現了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艾諾的作品，「她寫的類型正是我想寫的東西，有點介於小說、散文、自傳和一種社會學的反身性書寫，傅柯也是，他們的書寫會回到自己，包括自己的階級位置、文化教養等等，我覺得那個東西非常好看。」房慧真說，「台灣最近幾年雖然有小說和散文，虛構、非虛構的爭論，但傳統上散文就歸散文，小說歸小說，但他們的東西好像可以打破這種壁壘分明，我就是想找出有沒有第三種書寫方式的可能。」
尋找一個可以逃家的空間
《夜遊》裡關於房慧真自己的部分，的確帶著一種介於小說與散文之間的質地；而對於在20世紀八、九零年代台灣度過青少年時期的讀者而言，還會從中讀到又熟悉又陌生的氛圍。熟悉的部分來自當年的流行偶像，或者曾經盛及一時的MTV，又或者專賣盜版錄影帶和VCD的「秋海棠」；陌生的部分，則來自生活場景的城鄉差距，或者性別。
「MTV是那時很多人看藝術電影、文青的養成場所，不過我在MTV看的有很多還是商業電影，第一部看的應該是《似曾相識》吧？我覺得那部電影非常好看啊。」房慧真說，「會去秋海棠買片子，大概就是因為金馬影展之類想看的電影沒搶到票之類的；當年沒有網路訂票，都要排隊買票。我記得有一年我很想看奇士勞斯基的《十誡》，去年的金馬經典影展主題就是奇士勞斯基，片單包括《十誡》，我就全部重看了一次，那時我已經在寫《夜遊》，就有種夢回那個年代的感覺。我已經忘了當年到底有沒有看到《十誡》，就算當年看了，我也一定看不懂。那時去MTV、去看影展，我應該只是在尋找一個可以逃家的空間。」
房慧真認為，閱讀年紀相仿、在台北長大的其他「文青」作者作品時，會感受到某種「隔閡」。「我的父母親對藝文沒什麼接觸，我會覺得我是在台北的文藝第一代，但那些作者的家庭背景不同，他們已經是文藝第二代，我仍然會感受到巨大的落差。」房慧真說，「每個人的生長地域和性別，的確會出現很大的差別，所以我也很希望之後在新書發表會時，可以聽到更多人講他們在戒嚴時代或解嚴之後成長的經歷。」
用身體丈量那個年代
自承不擅社交，所以房慧真以記者為業的初期有過許多掙扎，「我進《壹週刊》採訪的第一個人是張娟芬，我很佩服她做的事，她也是個很好的人，很想幫忙，但不是很想談自己，所以做採訪她很痛苦，我也很痛苦。」房慧真回憶，「那時我因為一個契機剛進媒體，就覺得雖然工作不適合我，但還是想試試看，就算只做三個月或半年都好，結束了我就回來繼續寫論文，沒想到一做做了快十年。」
讓房慧真繼續進行記者工作的原因，與社會狀況有關。「那時發生蠻多事锖，台灣社會有很多公民運動，像苗栗大埔的事件、士林王家，後來就是太陽花；」房慧真說，「我發現這個職業的好處就是可以讓我到現場去。高層本來並不特別喜歡這類題目，但因為關心的人很多，所以他們也慢慢就答應我們去做這些報導。」
十年記者工作之後，房慧真終於卸下記者身分，回到個人；而在《夜遊》當中坦露自己，除了將個人與社會的變化相互揉合之外，還出現了某些不同面向。例如讀者會在書裡讀到，將生命獻給某個理念、投身社會運動的男性，在面對女性採訪者時，仍可能隱微地流露出與性相關的慾望；記者在把自己視為採訪者或協助者時，面對弱勢，仍可能察覺自己認為並不該有的階級意識。「從前看到早年社會運動者的『犧牲』，都是坐牢啊、貧困潦倒之類的，但其實還有很多很人性的部分，也因為社運的關係被無視了。」房慧真說，「採訪過那個賣雜誌的邊緣青年之後，我好像和他變成朋友、想要繼續支持他，但到後來我才發覺到那個階級，以及我終究有個女性的身體，這個特質長久以來被埋在記者的中性身分裡，而對方讓我注意到了這件事。」
經過考量，房慧真還是保留了這些部分，「因為你可能不只用記憶來紀念那個年代，也可以用身體，包括性騷擾和體罰，來丈量那個年代。」房慧真說，「我最近重新讀經典，例如又讀了吳爾芙《自己的房間》，當年讀好像只是必讀書單上的書目，你該讀就讀了，但要到這個年紀讀它，你才能夠讀出她一百年前想要告訴我們的事情。」
回到女性，回到自己的身體，在房慧真筆下，那些巨大的社會事件，因此還原回許多獨立個體的面貌──社會是人的組合，這種坦率與還原，正是難以歸類的《夜遊》最美好可貴的特色。
留言 1
鄭哲軒
好了啦 別洗了
07月19日05:50
顯示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