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都市公園起源於歐美各國的工業革命，都市因人口激增導致環境惡化，現代國家基於公共衛生、改善環境與人民身心健康而設置公園。1920年代歐美國家為抑制都市的快速擴張，紛紛採行「綠地地域制度」以解决都市化的弊端。
1930年代與歐洲相隔9千多公里的台北，在同一時間裡也走進了人口快速成長階段，隨著經濟發展，台灣人開始改以汽車為移動工具，隨著交通體系對都市結構帶來的變化，城市逐漸向外擴張，此時執掌都市規劃的日本政府開始對臺北市的城市結構、佈局、景觀、交通道路，提出整體性的都市改造規劃，也將「公園系統」的概念引進寶島。
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日本政府意識到災後的民生安置與公園數量有所關連，開始將防災概念導入「大臺北市區計畫」，同時開闢多條通往郊區道路，並以公園道串聯公園與公園間形成公園系統。
時間拉近至2021年，麥克風前的地理學者林芬郁教授，目前正端坐在離林森北路兩旁「康樂公園」和「林森公園」步行三分鐘可達的錄音室裡，訪談中聊起研究文化地景的核心，林教授慎重劃下重點「地理學研究的是『人、地』關係，是最貼近我們生活的一門學科。」
說著林教授拂了拂桌面成疊備全的資料，語氣輕巧像是細緻抹去歷史鏡面上久遠累積的塵埃，帶我們走入「康樂」和「林森」兩公園在清治時期歷史中的滄海桑田。兩公園現址和鄰近區域昔日稱為「三板橋庄」，當時多為農地。日治時期，兩公園規劃為日本人的共同墓地，現址還存有平行而立的兩座大小鳥居，是台灣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和其秘書官鎌田正威曾葬於此地的明證。
從農田、墓地直至如今的綠草如茵，此地還曾歷經1949年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大量軍民，和部分北上打拼的島內移民也因找不到居所，拾起簡單的建材和木料隨即在空地搭建暫時的棲身之所，當時簡陋的門戶常能一眼望穿，住民將居家衣物晾於兩座鳥居的畫面時有所見，也由此塑造出人鬼共居的獨特景致，而居民守望相助，在鄰里之間互為看顧的緊密關係也成為難得的人情風景。
之後，隨台灣經濟榮景也迎來周休二日的新措施，為了民眾的休閒需求，1986年政府編列了遷移居民和闢建公園的改建預算，過程卻因政令變化導致居民在未妥善安置的背景下，遇見家園遭推土機突襲式剷平的景況，由此也引發了「反對市府推土機—14、15號公園反拆遷運動」，事件撼動了學界和社運團體，陸續催生了紀錄片「我們家在康樂里」和《臺北市十四、十五號公園口述歷史專輯》一書。
林教授談起這場曾發生在鄰近土地上的社會運動，語氣透著維護居住正義的凜然，「這些違建戶被遷移之後，14、15號公園尚未啟動建設，周圍房價已開始水漲船高，只要有公園綠地的地方，如同現在的大安森林公園和高雄美術館生活圈，房地產價格立刻爆增。」她也敘述這種「綠色縉紳化」的情況仍不斷發生在世界各地，「紐約中央公園周圍建物多為頂級飯店和高級住宅，只要有景觀的房子，價錢相對高昂，卻也讓市井小民面臨同樣難以負荷房價的窘境。」
在「公園」帶出「景觀豪宅」的邊際效益時，林教授仍不忘點明「公園」為常民生活創造的歡愉，早期休憩活動較少，公園開放給所有民眾作為社交與休閒的空間；如今生活壓力滿載的時代，公園讓大眾能接近自然，放鬆心情。公園不僅美化城市、隔絕噪音，對現代人的身心都有卸載的作用。
訪談步入中場多少窺見教授對於文化地景研究的熱忱，好奇探問她是如何看待這場長久與研究共舞的歷程，「長期從事文史研究、文化資產保存運動，近年來轉向參與環境保護的社會運動，除了學以致用外，還善盡了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我始終認為研究應是『接地氣』的，應與社會生活結合，而不是走在雲端上的理論。」天光漸淡，這場穿梭於公園百年地景，讓流轉於土地上的故事再度鮮活於我們記憶的說「書」之旅才正熱烈的朝下半場邁進。
口述．林芬郁 文．李書嫻 攝影．黃子濤
圖．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 秋惠文庫 / 林芬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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