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陳栢青

「我在最一開始設定的時候，其實並沒有讓他死去。」小說家的筆比刀鋒利，當她指出亡者之名，現場便陷入了死一樣的沉默。

這時COVID-19擴散逾三年，看不見的病毒改變一切。小說家今天依然有諸多行程，點頭寒暄，親切問候，一桌之隔，其實是透過螢幕，以遠端視訊完成。高清鏡頭下觀察她——我是不是也被她不著痕跡觀察著，有一瞬間心底忽然閃過刀刃一樣的恐懼——插嘴問，「新冠肺炎改變了創作了嗎？」

「改變了呢。雖然能夠透過電話詢問責任編輯的意見，但卻無法碰面討論。在疫情剛爆發的頭一年，日本將近一半的書店都關門了，無法前往書店買書，可無論如何還是選擇了可以事前訂購並前往取貨的書店購書。也是在這時，我第一次使用了電子書。說起來我本來是喜歡紙本書的人，但電子書還是有它的便利性。」

「那些時候，總是讓人感到非常的寂寞呢。」宮部美幸臉上掛著些許落寞的笑，圓圓臉，很柔軟的毛衣，無論對他問什麼總是點頭微笑回答，她身上毫無稜角。

可小說家筆下殺人無數，謀殺天后同時兼擅奇幻、科幻、恐怖小說和時代小說。《模仿犯》自1995年於雜誌上連載四年餘，並於2001年以單行本方式出版，獲獎眾多，像在「平成國民作家」這頂皇冠上再加冕上珍珠，小說更幾度改編影視作品。演員一字排開是中居正廣、田口淳之介、木村佳乃、中谷美紀、坂口健太郎⋯⋯從九零年代到新世紀所有我們愛著的偶像都可能是模仿犯。

他沒有死，只是飛起來了

《模仿犯》中文版有一千三百多頁，全書登場角色43名，全員面目鮮明。宮部美幸很懂人，很會寫人，而我只想追著她要的答案，為什麼誰誰誰死了？為什麼誰誰誰不能活著？用文雅的方式換句話問：「所以，這麼多人物，這麼複雜的關係，你一開始就設定好這些人物怎麼活和怎麼死嗎？」

「大部分主要登場的人物都是事前就決定好的。差別在於有些角色的戲份會在書寫的過程中越來越多，或是漸漸比我原先預想的還要重要。」

「有什麼例子呢？」

小說家便給我一個名字，她說「嗶！」——這裡宜消音處理，「我在最一開始設定的時候，其實並沒有讓他死去。」他一開始沒有要殺他的，說出死者和暴雷兇手一樣是大忌，但小說家一說出那角色名字，我腦中先浮現對那角色的恨，不是可憐，是恨。

《模仿犯》中這角色聰明而敏銳，那麼靠近兇手，他幾乎已經拼湊出最初的拼圖，卻依然成為兇手指頭牽動的傀儡，淒慘的掉落舞台。就因為那麼靠近，所以對那名角色有所期待，又因為他到底還是失敗了，所以我恨。恨他到最後不知道有沒有察覺真相。讀《模仿犯》就是能讓人那麼投入角色，幾乎共情。

但隨著情節飛進，宮部美幸感到更能掌握該角色的性格與心理，「當我察覺『走到這一步，我想以他的性格是會活不下去的吧！』的那刻，小說自然就讓他的命運走向人生的終結。我自己也為他竟是這樣的結局感到遺憾與惋惜。」很殘酷，但依然要寫。

「不過，這樣子隨著故事自己發展起伏的角色，會比我所預先計畫展示人物更多面貌，甚至反而讓角色有所成長。」

死掉的角色得到了血肉，二十多年後重讀《模仿犯》，會發現小說中諸多死者不是消失，而是飛起來了，成為象徵。《模仿犯》闔上了，21世紀的我們卻活在兇手預言的世界裡。

小說中兇手有獨特犯罪美學，殺人現場叫做「舞台」，受害者被稱為「女演員」，行凶就是「寫故事」，那就是整個台灣新世紀以來的成功學——所謂的故事力，我們痴迷於「打造人設」、「人設崩壞」這樣的用詞，我們被教導相信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故事，希望我們都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卻有一天忽然發現，什麼時候自己早已經脫隊了⋯⋯

二十餘年後重讀《模仿犯》，發現自己不是重讀，只是提前看見未來的我。不是怕暴雷，有時候很怕那就是自己。

筆下的兇手是時代造就

《模仿犯》殺人舞台是東京，九零年代小說裡外氛圍一樣肅殺，請宮部美幸回憶《模仿犯》創作當下的氛圍，那是整個世紀到了尾聲累積起來的恐怖，「當時的日本真的處於非常辛苦的時期。」

阪神大地震、奧姆真理教在地下鐵施放毒氣、宮崎勤連環綁架事件、酒鬼薔薇聖斗殺人事件、分屍、食人、虐殺⋯⋯「我想當時的日本不斷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恐怖犯罪，讓整個世界都籠罩在不安與焦慮之中。」

很想跟她說，九零年代的台灣，和日本簡直可以組成尖叫連線。1997年台北，陳進興綁架藝人女兒進行勒贖，之後流竄街頭，擄人奪車，整形變臉，整個台北都是突發新聞現場。那是一個分水嶺，「此後，我們都將活在活生生的殺人舞台上」。

那時正讀中學的我恐懼中摻雜莫名的期待，和同學一頁一頁讀《瀛海搜奇》一類書：「諾斯特拉達姆斯預言，一九九九年七月恐怖大魔王從天而降⋯⋯」，隔海之遙，《模仿犯》正進入高潮：

東京都公園裡發現被棄置的人體殘肢，犯人致電電視台，直播節目中與名嘴對著幹，犯人指揮辦案，犯人嘲弄警方，小說中警視廳捜査一課武上刑事自問：「說不定是為了配合社會中充滿這種蓄勢待發的氣氛，才會出現這樣的罪犯。說得直白一點，犯罪的出現正是應了社會的某種需求。」

是我們召喚恐怖大魔王降臨嗎？而小說家是因為這樣的氛圍開始寫《模仿犯》的嗎？

「雖然這是我心中一直醞釀想寫的題材，實際的情況是，因為我身處在這樣不安的世界中，我想的是，在已經如此不安的社會中，書寫如此令人不安的題材是否是必要的呢？我時常會質疑，真的可以嗎？可以去寫嗎？」

宮部美幸的答案引起我莫大的困惑，是什麼讓小說家完成鉅作《模仿犯》，不如說，那困惑其實是，是什麼讓《模仿犯》歷久不衰，20年後重讀一樣經典？

真實的保存期限

說起來，《模仿犯》中犯人的招牌技能正是帶風向和操作媒體。那是最惡，也是罪惡。20年過去，我們正活在後《模仿犯》的世界，假新聞、深偽技術Deepfake「換臉」、謠言、放話、輿論操縱、網軍出征⋯⋯那讓我不免好奇，小說家如此警覺，那宮布美幸又是以何種標準，或以什麼樣的根據為基礎去判斷「這些話是可以被相信的，而這件事我絕對不會相信」？

「這真的是非常困難的事。」宮布美幸以日本東北大地震和福島核災為例，那時出現許多資訊，甚至家人和親密朋友之間所得到的訊息和因此做出的判斷都是相反的，電視台和廣播提出的訊息也有落差，更不知道哪位專家說的才是對的。

那我們到底該相信什麼呢？「這麼說吧，無論你相信什麼都有可能後悔的話，那就跟隨著親近的人或是家人的決定吧。」小說家說：「我也進入了一般社會所認知的退休年齡，已經實現了許多的夢想，在此之後也未曾辜負過非常照顧我的人，努力朝著不令人失望的方向前進、盡量不帶給身邊的人麻煩，我開始認為，以這些事情作為基準去考量的話，就算最後得到結果是錯的，也是無可奈何的。」

這段話我是聽過的。少女不停逼迫少年出面幫助他，糾纏少年，甚至告訴他，你不幫我，我會說謊，就算傷害你也再所不惜喔。而曾經迷惘的少年在經歷諸多事件後亮著晶亮的眼睛對少女說：「我無所謂。因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還有，真實是不管丟到多遠，最後還是會找到路回家的。所以沒關係的，我從此要好好想想自己的事了。」

這是小說《模仿犯》的尾聲。時間已經過去那麼久了，屆退休之齡的小說家說話依然像是二十餘年前筆下的少年。

而現在該是模仿犯最好的年代，但也可能是最壞的。「說謊的有效期間是很短的。越是誇張的謊言就越短。他成名是1月22日，到今天已經過了幾天？剛好40天。這還算是維持得久的。已經到了極限，是該結束的時候了。」小說中警察這樣述說著。他已經察覺到犯人臉上的面具帶不住了。

謊言在九零年代維持的期限是40天。那時網路剛發達，智慧型手機未問世，沒有Facebook、Instagram與Twittter，台灣尚未出現PTT等大型論壇；還沒流行查IP，起底，開小帳、比對匿名身分。那麼，在如今滿街監視器，人人都是網路高手的年代，小說家覺得《模仿犯》的犯罪手法還可能成立嗎？

「時代改變，但我想，我們個人所能感知到的感受與當年並沒有什麼不同。」 會變的是手法，不會改變的是人心吧。

「時代改變，但我想，我們個人所能感知到的感受與當年並沒有什麼不同。」 會變的是手法，不會改變的，是人的心吧。如今台灣拍攝團隊買下《模仿犯》版權，影集以台灣九零年代為背景重說故事，要在NETFLIX上架。「我仍希望那些能打動大家的、那樣子動人的東西是沒有被改變的，這是我對於這次影集改編上小小的期待。」

現實與小說的距離

如今發生的一切，像被九零年代的小說家所看見，我們翻讀《模仿犯》如讀諾斯特拉達姆斯啟示，如果小說那麼像預言，「那麼重回當年，《模仿犯》結局你早就決定好了嗎？」自己問出這問題都覺得害怕。像問故事裡的兇手，或是雲頂更上面某個神，是不是真存在預言呢？命運，早已經決定了嗎？

「整體上的大轉折點都是已經被決定好的。」當然隨著情節被實際寫出，有些人獲得了更多戲份，有些地方則忽然察覺可以增加一番波折⋯⋯。

果然還是這樣啊。

「不過，最後犯人會失敗在哪裡，我一開始還沒決定好。在我書寫故事完成度到達七成以前，很難在劇情之間看出來將這個環節放置在哪，會取得最好的效果。大概在整故事完成近八成時，我與責任記者討論『你覺得在哪裡是比較好的呢？』，得到一些反饋，『那麼，就在這邊吧』，於是像這樣做了這個決定。」

咦，記者？

「對於我自己很沒有自信的地方，會想著『這樣真的有貼近現實嗎？』，便會去請教許多人。溝通對象有藝文線的編輯，也有週刊雜誌的記者。許多人都擁有向現實中實際發生的事件去取材的經驗，因此負責的人們比我更能瞭解這樣書寫看起來是否符合真實情況。」

《模仿犯》關鍵字在這時浮現了，「有沒有貼近現實」？也許那就是20年後重讀《模仿犯》依舊感到震撼的原因。

從平成到令和，《模仿犯》出版二十餘年了，小說家出書無數，類型多變，寫作天后有千手千面，「可以寫嗎？真的可以嗎？」那問題應該迴盪他每一本小說，但也該構成他每一本小說的答案吧。他的關懷和初縱始終沒變：現實，現實，總是關於現實。

對我來說，《模仿犯》的魅力不是因為虛構和現實的角力，他在二十餘年後依然值得一讀再讀的原因應該是，可能的虛構，以及現實的可能。

讀《模仿犯》，每每懾服於他的預言性。但與其說預言是關於未來，為何不說小說家只是更深的貼近現在。犯人上電視控制訊息、偽神、心理操控，二十多年前小說中發生的，此刻現實持續上演。當時小說家努力讓小說貼近現實，但經過那麼久，我們看到的是，現實正貼近小說——或者，你要說「現實正模仿小說」？——那是時間的力量，但也是小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