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talk新聞
台灣做為一個理論的立足點，注定必須從世界史及全球範圍來思考。知識論的種族歧視，甚至知識的屠殺是一個很嚴肅的指控及道德論證，但也值得我們深思其存在的可能性。
當我們討論到知識的課題，甚至以種族歧視以及屠殺等字眼來討論與分析時，無可避免觸及到人類不平等的問題，這讓我們想起西方近代哲學，尤其是政治哲學裡面強調的人生而平等的預設，另外盧梭關於人類社會不平等的起源也重新進入我們思考的脈絡。
近代的世界史，無可避免談到資本主義擴張的歷史，也就是殖民主義的盛行，最後導致了一個華勒斯坦所謂的世界體系的形成，不平等的分工，從軸心、半邊陲到邊陲，至少界定了三個不同的領域。
我們很難論證台灣具有無可取代的獨特性，但是我們可以討論，甚至形成一種共同的理論，至少是視界的融合，來討論與台灣類似的殖民經驗，而在這樣的殖民經驗下，可以形成彼此共同的後殖民論述。
我所談的共同視界融合，基本上是指被中國霸權曾經直接統治，或者以藩屬地位臣服於中國的地區或者國家，或者曾經被大日本帝國統治的地區，最後是被美國這個新自由帝國主義納入一個全球冷戰體系範圍內的國家，這三者的交集代表他們曾經分別臣服於這三個帝國，以邊陲或者殖民地地位而存在。
當我這樣討論這個問題時，其實就是在分析台灣在全球化的處境下，如何在世界史中定位的問題，即他們分享了共同的殖民經驗。
我們首先從人文社會科學的既有研究如何劃分的問題來探討，從量化程度最高的計量經濟學來看，不分地域運用量化模式來分析，這使得地域的區別不太具有另外成立理論的必要。
如果從發展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來看，則殖民經驗在經濟史裡面就會具備不同理論意涵，譬如韓國、台灣、香港及新加坡都曾經遭受過日本的統治，淪為其殖民地。
一九八十年代亞洲四小龍出現經濟奇蹟的時候，有學者開始以儒家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為題來探討亞洲四小龍，這使得亞洲四小龍具有了兩個意涵，一個是韋伯式的命題，但反韋伯的結論，即儒家倫理有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譬如說儒家文化重視教育。
另外一個出於預設的命題則是韓國、台灣、香港及新加坡屬於共同的文化圈，即儒家文化圈。這個區域在被修正的世界體系理論後，被發展理論稱之為依賴發展模式，又稱為雁行理論，也稱東亞發展模式。
究竟韓國、台灣、香港與新加坡是不是儒家文化圈，則當然值得探究，香港與新加坡因為被英國人統治，過去在政治學的研究裡面向來被歸類為民主化程度相對比較高的地區。
但是台灣的政治發展儘管有很多問題存在，卻已經完成了再次政黨輪替，也就是說進入了民主鞏固的階段，在民主化程度來說，反而有超前的跡象，韓國的民主化程度也較高，香港自從實施國安法後，民主化程度呈現倒退跡象，至於新加坡一直被認為沒有出現政黨輪替是一種威權體制的象徵。
這四個國家或者地區都出現過威權體制統治的階段，就像拉丁美洲的依賴理論經過修正後，被用來解釋東亞的發展一樣，源自拉丁美洲的威權體制理論也解釋了東亞國家過去的威權體制模式。
有趣的是，以經濟史來看，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最後超越了拉丁美洲的邊陲地位，而進入所謂「依賴發展」的半邊陲地位。
政治發展也是如此，拉丁美洲的民主化從威權體制轉型的成功案例較少，反觀東亞地區從威權體制的轉型較為成功，這使得東亞與拉丁美洲之間很難直接共用一套理論，儘管他們原本在世界體系裡面居於類似的邊陲地位。
反過來看，當東亞國家試圖挑戰過去到現在為止既有的全球文化霸權或者殖民論述時似乎具有了更多的國際社會中文化資本，半邊陲地位使得東亞具有共同的論述位置，也因此擁有更多的動能，這個動能可能無法撼動美國或者中國等世界強權的文化霸權地位，但卻足以形成甚至支撐成半邊陲論述，而擁有自己的後殖民論述，站穩自己的論述位置，甚至形成一套自己的反霸權理論。
思考台灣做為理論的起點，不如思考東亞做為反霸權的後殖民論述的起點，可能在挑戰全球化裡面的文化霸權時更具有葛蘭西所謂的「有機知識分子集團」的形成的可能性，當這些知識菁英有意識地形成一個知識集團時，絕對比單一國家來進行努力會更容易形成自己的文化資本，反殖民的文化資本，換言之，也是反種族歧視的文化資本，反知識屠殺的文化資本，最後，建構起一套屬於東亞的反殖民論述，一套屬於東亞的後殖民論述及其哲學，不就是當我們思考共同的殖民經驗時，應該試圖建立的一套後殖民、反霸權理論嗎？
作者：陳竹奇博士，高雄大學退休教授
右手寫歷史，左手寫文學。
台灣嘉義人，目前從事台灣文學研究。
主要領域為現代性、後殖民書寫，專事寫作。
出版詩集《光影之間》、《這究竟仍是一場夢》
短篇小說集《以父為名》、《涵碧樓傳奇——雲林故事集》（致良出版社）
長篇小說《Psoseongana》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