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相人間】革命的女人 艾琳達與曾心儀回看美麗島
**「美麗島事件」40週年了，報章媒體熱鬧地紀念這個台灣民主運動的里程碑，然而戒嚴時期的黨外運動，女人總是站在抗爭第一線，歷史卻往往只記得站在後頭的男人。
作家曾心儀和學者艾琳達，在極權統治與父權社會的壓迫下，雙雙跳脫傳統家庭，讓自己捲入歷史的漩渦。社會氛圍越是壓抑，情感流動越是激烈，她們嘗到革命的激情，卻也犧牲了自己的愛情與家庭。
當革命浪潮退去，有人享盡掌聲鎂光燈，有人在暗處舔舐傷痕，選擇這條孤獨而艱難的道路，女人們始終沒有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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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也是「美麗島事件」40週年的日子。這天，71歲的作家曾心儀，在景美人權紀念園區（當年關押、審判美麗島政治犯的警總看守所），仰望高牆上的鐵絲網，天氣是陰，周遭很安靜，她的左眼因用眼過度產生病變而貼著眼罩，眼淚從右眼滑落。70歲的「施明德前妻」艾琳達，拄著拐杖蹣跚走在斑駁水泥地，張望當年囚禁革命同志的空間，沉默無語。
那麼多（受難者）家屬需要幫忙，需要展開救援，我不死就可以多做一點事。
在這布滿歷史傷痕的肅穆場所，2個女人相見，有話不完的當年事。「妳被抓到後，她們（政治犯太太們）就通知我，幾個女生去妳家整理妳的衣服行李。」曾心儀說。「哇！我不知道妳也有去。」「警察罵我們動作慢，我就罵他為什麼不把琳達放回來，讓她自己整理？他就把我抓到大安分局，說我妨礙公務辱罵警察。」「對！她很會罵警察的。」艾琳達轉過頭來，向我們補充說明。
40年前，台灣還處在戒嚴年代，訴求民主自由的黨外人士，以《美麗島雜誌》為名義，發行刊物並組織演講遊行，要求獨裁的國民黨終結黨禁和戒嚴。國際人權日這天，《美麗島雜誌》在高雄舉辦和平遊行，天色已黑，約十萬民眾聚集街頭，曾心儀、艾琳達和陳菊等女性走在遊行隊伍第一排。黨外女人總是站在遊行第一線，緩和與警方的衝突，歷史卻往往只記得站在後頭的男人。忽然一輛大型鎮暴車冒出白煙，催淚瓦斯點燃現場的恐怖氣氛，廣大群眾四處逃竄，鎮暴部隊強制驅離人民，爆發衝突。3天後，政府當局以「涉嫌叛亂」對黨外人士進行「大逮捕」。
「大逮捕那天，我都不想活了。」曾心儀回憶：「我突然閃過念頭，那麼多（受難者）家屬需要幫忙，需要展開救援，我不死就可以多做一點事，就打消念頭。」年底，她被警總帶走。警方反覆問：「妳為什麼要參加黨外？」她以為自己將一去不返，沒想到歷經14小時的疲勞偵訊後，警方說她2位弟弟來作保，把她釋放。多年後她才知道，2位弟弟完全不知情，警方謊稱弟弟來作保，是要用親情威脅她，驚懼的記憶讓她紅了眼眶。
紫色是女權，也是悲傷，美麗島這個月我都會穿這套出席。
艾琳達插話：「曾心儀回憶時還會流淚，是因為多年來她不是公眾人物。一般政治犯或受難家屬的恐懼感，可能過50年，還會臉色蒼白，說不出話，但公眾人物被訪問很多次，磨出來（的情緒）都已經淡掉了。」她像為自己的冷靜作出解釋。她們的互動模式總是如此，一個抒情憶往，一個理性分析。
施明德前妻的身分讓艾琳達成為公眾人物，美國人的身分則保護了她和施明德。大逮捕隔天下午，她和外國記者約在台北希爾頓飯店時，被闖入的特務抓走，隔天遣返回美國。她拎著黨外女同志為她整理的行李，去東京見史明，飛香港見媒體，之後才回到美國和媽媽納莉（Nellie Emma Gephardt）巡迴12座城市受訪，2月到美國國會開聽證會。「本來（美麗島事件）隔年2月要開庭，但因美方壓力，一直延後，最後答應公開審判。」說起驚心動魄的往事，她不帶情緒，冷靜向我們解說她一身繡有大花的紫色套裝，「紫色是女權，也是悲傷，美麗島這個月我都會穿這套出席。」
在極權統治與父權社會的壓迫下，曾心儀和艾琳達同時跳進了歷史的漩渦。歷史研究學者黃惠君說：「當年女性參加黨外運動，是要付出生命去衝撞的，威權的迫害性太強，更顯這些女性的難得，她們不知不覺中為台灣女性走出一條路。」
爸爸立下法條，不准我媽來看我們，從那時，我就非常痛很法律。
警察的質問猶言在耳：「妳為什麼要參加黨外？」這些女人為何要選擇一條艱難的道路？
曾心儀的父親是隨國民黨撤退來台的空軍上尉，母親來自台南貧苦農家，她在台北公館附近的眷村長大，家中6個小孩，雖被視為外省家庭，卻沒受到政府良好的照顧，「我家是用竹子夾泥土、稻草蓋的，周圍是黃土地，瑠公圳流過，我們過得非常窮苦，幾乎舉債度日，領糧票，穿木板鞋，上百戶人家只有2間公廁，裡面都是蛆。每天早上不分男女，都在門口的水溝大小便。」
有次，她去一個童年玩伴家玩，發現高官的家就像皇宮城堡，她第一次看到冰箱，也看到了貧富差距。她漸漸發現，政府在眷村內宣傳克難生活、反攻大陸，眷村外卻不知不覺繁榮起來，變成黃金地段，「我開始不信任國家，反政府。」高中時父母因父親的花心而離異，當年的婦女缺乏經濟能力、也沒地位，像被掃地出門，「爸爸立下法條，不准我媽來看我們，從那時，我就非常痛很法律。」
愛寫小說的文藝少女，因為家裡窮，半工半讀完成高中學業，進了升大學補習班後，卻和補習班老師戀愛，20歲時結婚，生下1子1女。夫家是上校家庭，生活優渥，她寫小說《忠實者》，諷刺她親眼所見，軍中如何配票，封殺反政府人士。忠黨愛國的先生看到後，立刻摔在地上，意識形態的衝突，結束了7年婚姻，「我婆婆說她幫我帶孩子，等孩子上大學，再讓我們見面。」她自認是好母親，只是當時，她對社會的關愛已經遠大於家庭了。
我不想當家庭主婦⋯我看到社會的矛盾，我想看到另一個世界。
27歲離婚後，她白天在《民眾日報》當記者，晚上在文化大學大傳系讀書，同時主動到提倡社會主義的左派藝文雜誌《夏潮》當義工。1978年《夏潮》成員陳鼓應、王拓等人參選國代，她參加助選團製作文宣，開啟她黨外抗爭的第一步。
相較於曾心儀從社會底層出發，透過藝文創作挖掘社會問題，再走到黨外抗爭。擁有紐約州立賓漢頓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的艾琳達，則是放棄了美國優渥的生活條件，採取知識分子的角度，來到異鄉實踐理想。
美國出生的艾琳達，14歲那年跟經商的父親來台灣，以台北美國學校第1名成績畢業，她觀察到本省人與外省人懸殊的階級差異。19歲和台灣人George相戀，因父親反對，2人私奔回到美國。她結婚生子，讀書工作，生活日趨穩定。她卻開始埋怨：「在這環境下，我一定會變家庭主婦，但我不想當家庭主婦，不想住美國大房子、過享受的生活，我看到社會的矛盾，我想看到另一個世界。」她申請到史丹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想回第三世界實踐書本上的理論。
1975年夏天，胸懷壯志的研究生藉「女工研究」的機會回到台灣，認識了陳菊等黨外人士。隔年她在美國接到陳菊的信，希望她協助人權救援，「George不要我去，說要離婚，我說OK！」她語速放慢：「說來有點難過，接下來我的人生就失去基礎，沒安全感，有種跳下懸崖的感覺。兒子當時8歲，對他也是創傷，我不是個好母親。」
美麗島事件後，我受到很多打擊，最親密的戰友背叛我、傷害我、排擠我。
27歲離婚後，艾琳達來到台灣，更加投入黨外運動，負責人權工作和媒體聯繫，起初有點刺激冒險感，當她成為美國大使館黑名單後，她知道自己沒退路了。情治單位要把她驅逐出境，她決定找個結婚對象，留在台灣。1978年，有人介紹出獄不久的政治犯施明德。施明德坐過2次牢，1962年他被判圖謀軍事叛變入獄15年；美麗島事件爆發，1980年他又被判無期徒刑，10年後才出獄。第一次出獄後，施明德也想找外國女人結婚，尋求政治保障，「我看他又黑又瘦，沒那麼欣賞，他看我也又土又胖，但大家都沒得選，他見面就講政治理想，這最重要。」艾琳達沒想到，往後40年，她將被烙上了「施明德妻子」的標籤。
我們來到曾心儀獨居在永和巷弄的老公寓，簡陋窄小的客廳，除了兒女、親人的照片外，堆滿了舊雜誌和老照片，像個迷你的黨外史料檔案室，她說：「自從走上抗爭的路，我一直有坐牢的準備，能過最簡單的生活。如果有生命危險，我也能像為革命而死的人一樣撐過去，所以一直在鍛鍊身心意志。」願為革命犧牲的強悍女人，卻在父權社會下，犧牲掉自己的愛情。
「美麗島事件後，我受到很多打擊，最親密的戰友背叛我、傷害我、排擠我，他們把我鬥得很慘。我們相處親密，但要成為伴侶時，『我離過婚』就成了他們甩掉我的藉口，有人還對我拳打腳踢。」說著說著，她激動啜泣：「我被男的打的時候，還去跟女的哭訴，想自殺，沒想到女的就是背叛我的人。之後他們夫妻功名利祿，都是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我問是誰？她拒絕回答：「我不說，受傷的是我個人；我說出來，受傷的就是整個運動。我不希望對台灣來說，還有點微光的火會熄滅，我個人情感只好隱忍。」
我跟施明德結婚後，就變他的財產，連別人也把我當成他的財產。
這天在人權園區，艾琳達指著人權紀念碑上施明德的名字，他的碑名比其他人高，因他當時被判處最重的無期徒刑。艾琳達回憶，《美麗島雜誌》出刊時，上面列出所有協助社務的黨外人士姓名，施明德卻不把她名字列上，她說：「我跟施明德結婚後，就變他的財產，連別人也把我當成他的財產。」但眾所皆知，施明德不只艾琳達一個女人。
1990年，施明德歷經10年苦牢終於出獄，2人才又團聚，但施明德女友依舊不斷。1995年，艾琳達提出離婚協議，為這段貌合神離的革命婚姻劃下句點。她坦言：「我一直清楚我們是政治結合，但我個人感情也是受傷了。我以為一起經歷那麼多苦難，他會多尊重我的角色和犧牲。當然我犧牲不是為他，是為了整個民主運動，但我的媒體角色就是他太太。」
曾是施明德情婦的作家李昂認為：「當時的男女感情是一種很自然的依賴，因為那年代從事黨外運動，根據《刑法》100條，可以判唯一死刑。男人走的時候，不知道會被關多久，甚至被槍斃，誰都不知道下次再見是何時，因此女人會特別憐惜這些男人，願意為他做任何事。也因為社會氛圍的壓抑，情感流動更劇烈，其中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因為一致反抗國民黨的目標而難以被看清。」
黨外同志一時聚一時散，個人最深的羈絆還是家庭，與至親的生離，才是她們生命中最難以承受的傷痛。曾心儀不曾忘記她的子女，每年大學聯考放榜，她會仔細閱讀榜單，確認有沒有孩子的名字，期待卻連年落空。1989年父親病逝，她想找孩子回來參加喪禮，一查才發現，美麗島事件後，前夫因害怕被牽累，早已帶全家移民到美國了。
挫敗時會特別想家、想小孩，會想如果可以回去，我要趕快回去。
那年，她設法和美國的兒女相聚，沒想到之後大女兒完全斷絕與她的聯繫，她猜想女兒仍無法諒解她當初的決定，那次見面至今也30年了。「我很多年一個禮拜有好幾天，夢見回到原來的家，幫小孩洗澡，以為終於重逢了，我再也不離開。」她忍不住哭泣：「我這一路被欺負、挫敗時會特別想家、想小孩，會想如果可以回去，我要趕快回去，跟小孩親親抱抱，跟先生妥協一下。」
艾琳達的兒子同樣有個心結。3年前，曾為台灣人權貢獻許多心力的艾琳達母親納莉過世，艾琳達說：「喪禮上有人細數我媽為台灣做過的事，我兒子當場走出去，表示抗議。其實他跟我媽感情很好，但他無法諒解我把媽媽帶到民主運動現場，這是有生命危險的。」如今，他們大多靠臉書聯繫。
黨外的女人，犧牲了家庭，可成全了政治？李昂是這麼解釋的：「這些女人太自主了，就算沒參與政治，她們也會走上拋棄家庭的路；但政治的確給她們一條道路，讓她們可以衝出去。」
我們來到艾琳達獨居深坑山區的頂樓加蓋住處，鐵皮搭起的家中有13隻貓，書桌上有1台電視、3台電腦螢幕，其中1台總是鎖定激進的半島電視台新聞報導。家裡到處堆滿台灣史地書籍，她開口閉口都是國際局勢，她說：「我現在還是70年代反美帝、反越戰的心態，如果可以回到40年前，我會選擇當恐怖分子，因為社會改革是絕望的，什麼理想都會被出賣，誰當政都不會照原來的理想。」說話時，2隻巴掌大的幼貓在她身上磨蹭，她說自己恐怖，卻又顯得無盡溫柔。
這些年，曾心儀聲援太陽花、反課綱運動翻牆進教育部，為自殺的林冠華落淚，參加反迫遷聯盟…年輕人的黨外運動，她一個都沒錯過。外面是激烈的革命世界，家裡卻靜悄悄地。我想到那天走進她家時，她介紹著客廳親人的照片說：「每次回家就感覺他們都在家，很熱鬧。」
畫架上那幅她親手繪製的女兒畫像，始終沒有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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