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作家、編劇
坐錯的位子，有時候是最好的位子
期待能夠重新再看「悲情城市」的願望終於在33年後完成了，而且是用一種近乎黑色幽默的方式完成。
因為我把「I」排看成「1」排，然後糊里糊塗的就坐在梁朝偉的旁邊。更扯的是我偏偏熟悉每一個坐在第一排的劇組朋友，像是錄音小杜（杜篤之）、剪接小廖（廖慶松）、攝影懷恩（陳懷恩）、策劃宏志（詹宏志），這些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一起工作，直到現在還經常碰面的老朋友們。當我們像螞蟻一樣互相拍拍打招呼也就很自然，高捷還主動來相認，他笑著說雖然戴了口罩還是認得出是我，朱天文一身亮眼的衣服開心的說，大家都只能在這種場合相遇。
雖然隱約覺得自己不應該被安排在這個位子上，可是入場券上明明白白印著「I」啊，猜測是因為觀眾已經客滿盛況空前吧，那就開開心心的近距離拍照吧，像是個追星的老粉絲，還真是有夠蠢，但卻是一次很幸福的錯誤。想想看33年後，曾經都是工作上的老夥伴們還能聚在一起看電影，而且是一部讓人情緒波動跌宕的經典電影，至少我是這樣的。從頭到尾，十指緊扣，緊緊的揪著心，凝視著超大銀幕上的每一個鏡頭，每一個細節，怕又錯過了什麼。33年前看這部電影時，受到當時心情的影響，我錯過了很多電影細節想要好好重修一下。（電影開演前我終於被引導回正確的位子上，確保我不用仰望的姿勢看完整部電影。）
那是一個中秋節剛過的午後，天空像被洗過一樣
事情就從1989年「悲情城市」勇奪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那刻說起吧。知道得獎後侯孝賢打電話給在台北的策劃詹宏志，詹宏志不等他開口直接說：「是不是那部大爛片得獎了？」侯孝賢提起這段對話時哈哈大笑，因為當時他在反覆剪著這部電影很難取捨後，很懊惱的說：「這真是一部大爛片。」人在威尼斯的吳念真也同時打電話給我報告這個天大的好消息，像是宣告我們這場已經打了一整個八十年代的電影戰爭終於得到了勝利。那是一個中秋節剛過的午後，天空因為莎拉颱風過後像是被洗過一樣，透明的水藍色，雲也是白得發亮。那時候的台北沿街沿巷充斥著狗糞，原本灰濛濛的心情瞬間被這個來自遠方的㨗報洗刷得乾乾淨淨的。不久之後接到聯合報副刊主編瘂弦先生的電話邀我立刻寫一篇關於悲情城市得獎的文章，那是一個副刊激烈競爭的年代，他說：「越快越好，越長越好！」他沒有說出口的是「越悲情越悲壯越好。」不用他交待，這點我很「擅長」，所以我把這篇文章定義在「八十年代結束前最淒厲而慘烈的悲鳴」，預告著一個高度商業化，逐漸喪失人文精神的社會已然到來了。「悲情城市」的出現並不是象徵全新的開始，而是宣告一個令人懷念的八十年代的結束。
1989，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事情，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柏林圍牆倒塌，東歐共產政權劇變，兩年後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台灣的政治也在這樣的劇變中重新洗牌，十年後的台灣，威權體制瓦解政黨輪替。在這樣的大劇變時代，讓全世界都看到台灣的「悲情城市」也只能在媒體熱鬧起閧下助長了破億的票房，連金馬獎都還捨不得把最佳影片頒給它，就可以感受到那個時代的詭異氛圍了。
時代才是電影的主角，時間平反了這部電影
沒有錯，就是詭異。「悲情城市」的主角也正是那個台灣歷史上非常詭異的四年：從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國旗更換的1945，到國共內戰結束，國民政府敗退來台灣準備反攻大陸的1949。這四年發生了太多太複雜的事情，在這四年間有多少帶著不同目的的人來來來去去奔波於兩岸？軍警特務、商人、幫派份子、走私販、躲避內戰的老百姓、旅遊者、藝術家、知識份子。雖然在「悲情城市」中有一段含蓄卻真摯的愛情，也有一個家族的興亡，還有一個堅持理想反抗暴政的人和組織，但是這些人和這些事的發生，都是非常無奈地被迫被那個劇變時代所牽引。侯孝賢用他獨特的電影語言述說著這一切，靜止的鏡頭下不斷進出晃動的人和人影，明滅的燈光，烏雲蔽日陰鬱的山頭、港口和天空。當悲切淒涼的音樂響起時，所有的人物在那個殘暴且詭異的時代中皆渺小如蟻螻。候孝賢花了很久的時間做足了田野調查，那個變動的四年之間的人、事、物、族群、語言、行為、道具、服裝。他企圖真實的還原時代的真相，沒有成見也沒有任何意識型態或是政治立場和主張的。
偏偏問題就出這種藝術家的創作態度……
台灣歷史上另外一個四年
他的作品出現在那個政治主張針峰相對箭拔弩張的1989，一個還不能夠用非常客觀又公平公開談論228的年代，更何況是一個傳播力最強大又得到國際大獎的「悲情城市」？所以它不但沒有因為它的藝術成就而躲過各種各樣的關於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的批評，反而被各種各樣的勢力用放大鏡檢視，其中包括這部電影對228事件的處理方式。這部電影幾乎得罪了所有互相敵對的政治勢力，沒有討好到任何一方。
他曾經為此忿忿不平打電話給我，抱怨他所受到的各種嚴厲但是不公平的批評。其實自從他拍攝「童年往事」用了客家語之後，批評他作品的文章從來沒有停止過，有人譏諷他拍電影只看到自己的肚臍眼，有人譏諷他拍電影只是為了給外國人看，有人說他用長鏡頭用的走火入魔。「悲情城市」在那個詭異又極端的時候出現，終於又引發了另一種涉及政治立場及意識形態的批判，這使得侯孝賢極端懊惱。因為他這部電影的主角不是政治事件，而是那個時代。偏偏「悲情城市」的出現，也正好落在台灣歷史上劇變又詭異的「另外一個四年」：1988年強人蔣經國過世，在國民黨內主主流和非主流大亂鬥下，李登輝登場。後來更觸發野百合世代的運動和黨外勢力大團結，一波波的街頭流血抗爭到1992年台灣確定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這樣的四年決定了未來台灣的30年歷史的走勢和社會的發展。
時間、寛容和餘地
33年後重新再看這部電影的敍事角度和手法，尤其是這些年已經有太多太多關於候孝賢電影的藝術成就、美學風格、簡約的電影語言的分析和探討，會發現33年前的「悲情城市」不但沒有刻意規避228，更沒有避重就輕，對於不同統治階級的控訴，甚至是不留餘地的。那句最經典的名句，這次更直接用來當預告片：「隨便他們翻起翻落，咱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
這正是候孝賢團隊在33年前以台灣人民的觀點所建構出來的電影，更還原了那段台灣人民歷史中最禁忌的四年。雖然外來政權的更迭不斷改變甚麼決定台灣人民的命運，但是電影中一直都是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觀點。在這部電影誕生16年後，公共電視集合許多專家學者繼續建構這樣由人民為主體的歷史觀，卻因為在立法院被強烈批評而非常低調的處理、播出，可見得要建構台灣史是件多麼困難也不討好的工程，其實「悲情城市」在33年前就用藝術的形式示範了
「悲情城市」在當時率先用一部藝術電影平反了228。33年後，當候孝賢因為身體因素並沒有出現在眾人面前，但他提出了一個關於「時間的意義」和「餘地」做為個人的感想時，答案不在風中飄，麈埃已然落定。
時間是殘酷的，卻也是仁慈的。它在當時的工作人員都逐漸老去，甚至離去時，適時平反了「悲情城市」。期待33年後的「悲情城市」給我們這個得來不易的民主社會多留一點寛容和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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