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習仲勳「文革」受迫害是無稽之談？

（德國之聲中文網）“1962年9月，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勳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康生誣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後長達16年之久。”這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習仲勳畫冊》中的一段話。這本為紀念習仲勳誕辰100周年編寫的畫冊，出版於2013年8月，算得上是“習近平新時期”的蓋棺定論。

習近平本人也受到“文革”沖擊，曾經被批鬥、被關押。出逃回家以後，母親齊心竟也不敢收留，主動將他送返關押地點。後來離開北京前往延安當知青，他感覺是一種“解脫”。2003年習近平在《福建博士風采》叢書所收錄的自述中寫道：“我先後寫過十份入黨申請書，由於家庭的原因，都未獲批准。”

對照這些敘述，來聽聽2023年4月21日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接受法國LCI電視台《大訪談》欄目直播訪談的說法，會覺得不可思議。記者問：“您能理解這段歷史的分量嗎？習近平主席出身於最高領導人之家，但是他的家人也遭受了迫害，不是嗎？”盧沙野回答：“我再強調一遍：我不是來和你討論這些無稽之談的！”

從上下文看，盧沙野說的是西方對“毛澤東的罪惡”和“文革”歷史的描述是“無稽之談”。但是，這段歷史包含了習仲勳和家人的遭遇，而且被記者舉例強調，他稱之為“無稽之談”，仍然令人感到驚訝。

在這次訪談中，他更讓人感覺驚訝的是他質疑前蘇聯國家主權，稱“從國際法的角度，甚至可以說那些前蘇聯國家沒有有效的國際法地位，因為沒有國際協議認定他們作為主權國家的地位”。這種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打胡亂說幾乎引來外交糾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公開與之切割，中國駐法國大使館也發表聲明，定調本館大使盧沙野言論為“個人觀點”，並下架稍早發布的訪談全文。

戲劇性的外交事故掩蓋了盧沙野對“文革”反思的定性：無稽之談。這是官方說法嗎？如果是，這麼重要的改變為什麼要讓一個駐外大使對外國聽眾說出來？如果不是，他在多大程度上違反了“外交紀律”，又會受到何種處罰？

“外交無小事”

1949年11月，周恩來在“新中國”外交部成立大會上發表講話，稱 “外交不能亂搞，不能沖動”，“不要冒昧，不要輕敵，不要趾高氣揚，不要無紀律亂出馬”，“應該加倍謹慎”。這些講話被總結為“外交無小事”原則。這個原則的核心是遵守“外交紀律”。正如外交部網站上有一篇文章所說：“紀律是外交工作的‘生命線’，也是外交人員的‘護身符’。每一條紀律背後，都是以往沉甸甸的教訓。“外交官要講“外交風度”，要說“外交辭令”。外交風度和專制政權的本質是相悖的，因此所謂“外交辭令”往往空洞無物，或者淪為不尷不尬的幽默。

“外交辭令”的答案是現成的。比如盧沙野可以回答說：“關於‘文革’的歷史，我們黨已經有了相關決議。”甚至可以背兩段決議內容來佔用時間。

然而，隨著經濟的強大，中國外交政策發生了變化，變得粗暴無禮，並當作是一種“自信”。原本相對中共政權其他部門來說比較文雅的外交官，紛紛變得粗魯起來——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們發現，在當下的國際環境中，這樣做更有利可圖。

盡管如此，被鼓勵言語粗魯的外交官，並非像外界所看到的那樣“隨心所欲”。他們仍然是外交舞台的表演者，甚至是提線木偶。他們發言的原則和方向，早已經由當局擬定。

因此，盧沙野令人震驚的言論中，實際上透露了中共的“玄機”：第一，中共並不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主張。第二，中共對“文革”的肯定性描述恐怕還不會止步於“前後三十年互不否定”論。

習仲勳犯了什麼錯？

習仲勳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經歷，成為習近平問鼎權力的一個資源。但是，外界對這個資源有些過度誇張，或期待習近平痛定思痛推動政治改革，或痛斥他背叛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和開明的父親習仲勳。

我瀏覽了一下近年來的中共相關出版物，“習近平新時代”版本的“習仲勳受迫害”故事是這樣的：小說《劉志丹》立場是有問題的，對它的批判也大體不謬。但是，習仲勳是被冤枉的，他對小說提出的修改意見——要把小說寫成三個縮影，"時代的縮影"、"中國革命的縮影"、"毛澤東思想的縮影"——沒有得到落實，而且被人連蒙帶騙地同意出版了。在被批鬥期間，他給中共和紅衛兵寫了數萬字的懺悔書。

無論文革怎樣“迫害”，但是習近平知道，他走到今天靠的還是特權，維持統治是他的第一要義。除此以外，其他都可以是“無稽之談”。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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