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者的求救鈴5】負重仍陪往生者最後一程　高風險醫護只能相互取暖

醫院並非沒有心理輔導機制，實際上卻使用效率不彰。小鳳說，院內雖提供心理師專線，「但我沒打，心理師不是第一線，很難懂我們的點，找同事罵一罵比較有用，同單位比較有共鳴。」

暴力難防　反應時間不及

桃園療養院臨床心理師黃瓊葦認同此說法，「同單位的支持性團體確實可能是個解方。不用拘泥於形式，也許3、5個人，最多8個，大家約好時間彼此分享…悶著不講，可能就會過度壓抑。」她觀察目前各院內的心理諮商服務，多集中在疑似確診或隔離中個案，「滿多醫院是有心理師在做這樣的關懷，但一般前線高風險的醫護人員，可能由於（心理師）人手也不足，還是比較被動。」

雙和醫院在病患砍人事件發生後重新正視醫護心理壓力的問題，其中大約3成的同仁有失眠、焦慮、精神無法集中等狀況，需要深入輔導。副院長劉燦宏說：「不只受傷的醫護有心理創傷，同病房、其他專責病房的同仁也開始會害怕。本來工作就已經有受感染的壓力，現在還可能受到攻擊。」

劉燦宏坦言，醫療暴力很難事先預防：「不出事不知道。病房的視訊或監測系統，的確沒到位。」目前已改善？「監測系統已經在做了，通報系統也要，醫護要配備求救鈴，以前我們只知道病人要配備求救鈴，現在發現護理人員也要有求救鈴。」

一般來說，若遭遇醫療暴力，醫護人員須自己向醫院、縣市衛生局做異常通報。《醫療法》第24條規定，如涉及刑事責任，應移送司法機關偵辦。醫療院所雖每年針對醫療暴力做教育訓練及演練，最低時數一小時，內容包括按緊急鈴、通知警衛和警察到達現場、調閱監視器、不要刺激病患情緒等。然而，事件發生當下，醫院往往無法立即處理，按鈴通報後警衛也需一段時間才會抵達現場，在醫院反應過來前，醫護人員已經被攻擊了。

台灣護理產業工會理事、前台北榮總急診科護理師陳彥伶提供可能解方：「如果最近頻繁發生醫療暴力事件，主管會叫我們每個人都要戴防暴手環（配戴在手上的警報器，按下便可連接警報系統），確實有幫助我們爭取到多一點時間。」

見證終點　陪走最後一段

疫情暫且看不見終點，醫護人員持續積累的高壓和創傷也看似沒有盡頭。

台北內湖三軍總醫院專責病房的陳姓護理師跟我們說了一個故事：6月2日早上9點多，生命徵象儀器嗶嗶響，當她穿好裝備進入隔離病房，心電圖已呈一條直線，停留在9點46分。

那是一位91歲、家住萬華的爺爺，本來身體很好，每天都去龍山寺附近散步，爬公寓5樓。爺爺在5月25日確診住院，「第一天他手一直比，說要下床、要回家。灌牛奶時，他說：『對不起，我下次會改進，讓我回家好不好？』他可能沒想到會那麼嚴重。」她知道爺爺或許再也回不了家，沒有改進的機會，身邊沒有親人。「如果可以，我進病室就會多留幾分鐘，跟他講講話。有一次我寫紙條，問他有沒有哪裡不舒服？還請他加油。他很努力把頭抬起來看，一直跟我點頭…」

爺爺走後，她透過視訊讓家屬見爺爺最後一面，「病人死亡，家屬通常也確診或被隔離，護理師是陪伴（往生者）走過最後一段路的見證者。」她印象深刻：「進去時，爺爺眼睛沒有閉起來，我把他的眼皮闔起來，我想，他是不是還是有一些遺憾？」

大疫之下，醫護人員成為某人生命最後一段的見證者，願他們對自己、對家人也沒有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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