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咪摩爾：走過殘破人生，我已沒什麼好掩藏

穿著長袖T恤、套上鹿皮靴，黛咪•摩爾盤腿坐在自家客廳地板。此刻的她，不是《第六感生死戀》、《軍官與魔鬼》中那個定義80、90年代電影的巨星女演員，不是那個追尋電影產業薪資平等的先鋒，更不是那個神秘的絕代尤物。

在即將出版的回憶錄《Inside Out》中，黛咪•摩爾自揭神秘面紗，就像填空一樣，她把外界汲汲營營想挖、想八卦的事，一次說清楚，像是她被窮追猛打、與布魯斯•威利和艾希頓•庫奇的兩段婚姻，還有那些她曾急於隱藏的童年舊事，以及近年幾乎讓她的家庭分崩離析的酒精、藥物成癮問題。

「如果你帶著比井還深的羞惡和未經處理的創傷，那麼不論多少金錢、成功和名氣都無法填補，」黛咪•摩爾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在56歲這一年，移除界線和粉飾，讓外界把自己看個仔細，黛咪•摩爾興奮中帶著焦慮。她告訴《紐約時報》，「這令人興奮，但我也害怕受傷。」

Demi Moore in Ghost

無止盡的遷徙，拼湊成黛咪•摩爾的幼年。從新墨西哥到賓州、俄亥俄州再到華盛頓州，最終一家人落腳南加州。一路上，她是父親蓋恩斯（Danny Guynes）的小幫手──幫忙阻止母親自殺。

直到父母離異，黛咪•摩爾才知道，蓋恩斯不是自己的生父。

黛咪•摩爾15歲時遭到性侵，不過她沒有公布加害者。18歲時，她與搖滾歌手佛佛迪•摩爾（Freddy Moore）結婚，儘管自己的不忠扼殺了這段婚姻，但冠上的夫姓，她始終不曾再取下。

婚姻翻船，演藝事業卻大放異彩。在影集《杏林春暖》（General Hospital）首度擔任主要角色，接著領銜主演電影《半熟米飯》（Blame It on Rio）和《昨夜風流》（About Last Night）。在這些早期的角色中，黛咪•摩爾都扮演著慾望對象，存在的價值就是展現性感。「年輕的時候，我感覺到自己有義務『做招待』，如果我不那麼做，就不會被喜愛。我的價值與我的軀體是不可分割的。」

於是，她開始病態地對自己的體重吹毛求疵，也染上了酗酒和吸食古柯鹼。

不久後，黛咪•摩爾與沉默寡言的動作巨星布魯斯•威利結婚，並生下了三個女兒。此時的黛咪•摩爾炙手可熱，代表作來得又快又密集《第六感生死戀》、《軍官與魔鬼》和《桃色交易》，每一部都是經典。

火熱的事業，卻似乎燙傷了她的婚姻。據黛咪•摩爾的說法，布魯斯•威利對她的工作頗有微辭，認為工作讓黛咪•摩爾對家庭投入太少，布魯斯•威利甚至說「不確定自己還想不想要婚姻」。

而當黛咪•摩爾身價水漲船高，像是《脫衣舞孃》片酬突破1250萬美元，媒體開始為她冠上「Gimme Moore」（取自give me more諧音）這樣貪婪的小名。

回首過去，黛咪•摩爾深覺自己就是娛樂產業性別薪資不平等的受害者，身為爭取同工同酬的「開拓者，我很光榮，雖然因為這樣讓我背負了許多罵名和批評，但如果我有帶來一點改變，我很樂意背著這臭名」。

如果真要說一件讓黛咪•摩爾洩氣的事，那大概就是《魔鬼女大兵》（G.I. Jane）了。在這部電影裡，黛咪•摩爾飾演的海軍情報官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參加特種部隊「海豹突擊隊」訓練的女性軍官。為此，黛咪•摩爾接受數週非人性的訓練。但電影上映後，退役軍人抨擊電影偏離現實，影評家也毫不留情。

「他們就是不願意讓我贏一次，」黛咪•摩爾說，「這一切，把我內心的那個小女孩徹底擊垮」。

與布魯斯•威利離婚後，她的母親也罹癌走了。黛咪•摩爾專心照顧女兒們，僅零星的接片。40歲的年華，她卻經常自問，好萊塢是否已經不要她。

在後輩女演員眼裡，黛咪•摩爾是一位不願墨守成規的前輩，葛妮絲•派特洛（Gwyneth Paltrow）說，「在黛咪•摩爾的年代，女性無法理所當然地融入娛樂圈那樣的體制中，但她確實是第一個爭取平等薪資，並成功的人。她嚐到的報復不少，而後輩女演員因為她的努力受惠。」

2003年，黛咪•摩爾開始與艾希頓•庫奇交往，15歲的年齡差距，讓「老牛吃嫩草」、「吃幼齒顧眼睛」這樣的閒言閒語沒少過。

但黛咪•摩爾的真實感受是，「重活了一次，和他在一起，我好像真的回到那段時光，我才知道原來那樣的年歲應該那樣的活，那都是我自己20多歲時無緣經歷的事」。

與艾希頓•庫奇很快有了愛的結晶，他們連名字都取好了，就要叫Chaplin Rayz，但女寶寶在黛咪•摩爾懷孕6個月時流掉了。黛咪•摩爾傷心欲絕，再度拿起了酒杯狂飲，恨自己殺死了心肝寶貝。黛咪•摩爾與艾希頓•庫奇2005年結婚，兩人接受人工受孕，要把寶寶生回來。但酗酒問題啃蝕著黛咪•摩爾，2人在2011年分居，2年後離婚。

彷彿人生還不夠殘破似的，黛咪•摩爾繼續當派對動物、夜夜笙歌，毒品伴隨的荒唐生活，讓3個女兒也疏離了。

黛咪•摩爾說，「現在的我沒有事業、沒有愛情。我的身體也有問題，像是我的內臟慢慢地衰退。」

「我一點都不擔心回憶錄會讓我賠上什麼，因為我已經沒什麼好掩藏的了。真的」，黛咪•摩爾說。

黛咪•摩爾也告訴《紐約時報》，寫回憶錄不是為了錢，「要賺錢顯然有其他讓我更自在的方式」，但她自認有權利分享與知名前夫們的故事，畢竟在故事裡，她沒有把誰說成壞人，也沒把自己描繪為受害者。

葛妮絲•派特洛認為回憶錄有助於卸下黛咪•摩爾背負的精神行囊，「黛咪•摩爾正一點點的把自己拼回來，她接受藥品濫用治療與醫師合作擺脫心理創傷」。

「許多女人自認我們需要自己消化所有事，自己背起家中每個人拋向我們的精神壓力。黛咪•摩爾的書像是她自己的療癒之旅，身體上的、心理上的，也是情緒上的」，葛妮絲•派特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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