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蘇聯長期以來被視為二戰的同盟國和解放者。但蘇聯的侵略行徑絲毫不亞於它的對手納粹德國。只不過，蘇聯用意識形態包裝和革命話語，為自身的侵略行徑塗抹了防護色，從而享受了戰後80年的歷史論述紅利。這對東亞和歐洲當今局勢造成極大影響。如今，重新認識蘇聯二戰角色、祛除其「解放者」的偽裝外衣，是無比重要的道德與人文關懷，也是重新審視歷史的關鍵所在。
歷史真實：擴張鐵蹄遍及歐亞
二戰歷史是複雜的。當今人將否定納粹主義作為戰後普世價值時，依託於這歷史事實上的人文情懷，則攻佔了納粹德國首都柏林、打開一座又一座關押猶太人集中營大門的蘇聯紅軍，在軍事意義上會被視為「解放者」。莫斯科當局從1945年至今，一直以這樣的「解放者」自居。在1990年5月9日二戰勝利45週年的紅場閱兵式上，伴隨著軍樂隊演奏蘇聯愛國歌曲《萬歲，我們強大的祖國》，一個蘇軍士兵懷抱德國女孩造型的花車，行進在受閱部隊最前列。這個士兵與女孩的構圖，源自德國柏林Treptower Park中的蘇軍紀念碑，是為紀念蘇軍攻克柏林而建。可見，儘管1990年的蘇聯已經走向民主與改革，但他們還是希望世人能夠記住或接受這樣一個歷史見解：蘇聯以及蘇聯紅軍，是全人類的解放者。
作為歷史研究者，筆者絕不會否認與軸心國作戰的蘇軍在具體戰事、戰役層面所具有的正面意義，因為具體而細微的真實，是不能夠被否定的。但具體真實與歷史真實，是兩個範疇、兩種概念。具體真實與價值所要考究的是有限的時空脈絡。而歷史真實，則要有更宏觀、更具有普世和人文情懷的視角來研讀和反思整體性的二戰價值座標。因此，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要依靠歷史真實。
在具體真實中，蘇聯紅軍晚抵達一分鐘，就會有更多的猶太人在集中營中死去，這無可辯駁。但在歷史真實中，我們決不能夠對蘇聯在二戰時期的諸多暴行和擴張侵略視而不見。我們應該看一看歷史的真實是什麼。
1945年8月，沒有得到中華民國政府邀請或許可，蘇聯紅軍佔領東北滿洲地區，這是赤裸裸的侵略。1939年冬季，為了擴張勢力範圍和建構緩衝區，蘇聯入侵芬蘭；芬蘭在未能獲得英法美援助的情況下，孤軍作戰，最終被迫割讓領土。納粹德國入侵波蘭後，蘇聯勾結納粹德國，佔領了波蘭東部，並屠殺了數以萬計的波蘭軍人，製造了「卡廷森林慘案」（Katyn massacre）。同樣是勾結納粹德國，蘇聯在1940年吞併了波羅的海沿岸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在二戰後期，蘇聯以強大軍力為威懾，利用當地左派分子，先後發動政變，顛覆了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合法政府，建立起親蘇傀儡政權。在匈牙利，蘇聯佔領軍拒不承認當地人民合法民選的國會，另起爐灶，迫使匈牙利成為蘇聯附庸。在二戰後期，波蘭被再度加害——當波蘭人民在合法政府領導下發動反抗納粹德國的1944年華沙起義時，蘇聯按兵不動，坐視波蘭反抗軍被鎮壓和消滅，莫斯科這種冷漠，只是為了扶植自己豢養的左派政權「波蘭人民共和國」。
自從追求民主的歐洲1848年大革命以來，俄國是鎮壓各國人民自決呼聲的歐洲憲兵。從普奧戰爭、普法戰爭，到一戰和二戰，東歐各小國一直活在德國和俄國的兩強陰影下。二戰給了蘇聯一個絕佳的合法擴張機會。在「消滅法西斯」、「實現共產主義」的口號下，蘇聯紅軍堂而皇之掃蕩了東歐平原。東歐甚至中國東北人民在蘇聯戰車下被碾壓的苦難，被後世輿論濃縮在了蘇聯紅軍的所謂「軍事光榮」中。這是不道德的。正因為這些遍及歐亞、無可辯駁的歷史真實，「解放者」這個崇高的名詞，才不能夠被蘇聯及其繼承國今日俄羅斯所玷污。
有償而充滿算計的援華
華人文史圈在討論蘇聯的二戰角色時，一定會論及蘇聯與中華民國八年抗戰的關係，其中尤以1937至1941年蘇聯援華航空志願隊這段歷史最為引人矚目。南京的航空烈士紀念館將原本是青天白日圖案的二戰蘇聯I-16軍機，改為紅星，篡改歷史、否定中華民國空軍抗戰歷史，令人憤慨。但這也激發了更多人的討論和關注。
在台灣，包括馬英九前總統在內，諸多學者或藍營政要，大致採取與中國大陸官史立場相同的史觀，即認為：在七七抗戰之後的初期數年中，蘇聯是唯一援助和支持了中華民國反侵略戰爭的國家。2015年抗戰勝利70週年之際，時任總統馬英九在接見蘇聯航空志願隊後人時，再度表達了「蘇聯係抗戰初期唯一支持中華民國之盟邦」的立場。中國大陸反美、極左、粉紅的網紅、學者更認為，蘇聯援華航空志願隊支援抗戰最早、不是僱佣軍、不收錢，比美國飛虎隊要高尚，以此抹煞和降低美軍在中華民國二戰中的意義和歷史地位。
上述謊言和錯誤認知應當被揭穿。實際上，據中國大陸學者研究以及俄羅斯解密檔案的公佈內容，蘇聯航空志願隊不僅不是免費幫助中華民國空軍，而且是獲得了數倍於國軍軍人的薪水。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和蘇聯就蘇聯軍人的薪資水平進行過兩次商討，最終確認的支付標準，並不比歐洲國家空軍顧問薪酬來得低。而且不同的是，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支付蘇聯空軍薪水的方式，是交給蘇聯外交單位，這和直接支付給其他歐美國家參戰人員的做法，有重大差異。這也造成了後世部分人認為蘇聯人「無私奉獻」的印象。
另一方面，蘇聯航空隊來華參戰，在主觀動因上固然有協助中華民國空軍的因素，但當時的蘇聯處於對日備戰狀態，通過參加對日軍的空中作戰，牽制日軍不進攻蘇聯、獲取對日戰鬥與戰術經驗，是蘇聯協助中華民國空軍的最根本原因。所以，蘇聯當時的參戰是有償且充滿算計的舉動。當蘇聯在1941年與日本簽訂條約之後，蘇軍立即離開了抗戰戰場而抽身走人。與民眾和國軍互動方面，蘇聯並未將中華民國視為真正的盟邦。基於政治安全，他們的軍人具有極高的心防，盡可能減少與中華民國各級軍政人員的非必要接觸；與民眾的接觸更是少之又少。這與美國飛虎隊與中華民國軍民打成一片、其樂融融，完全不具可比性。
其實在七七抗戰初期，對國軍操練、裝備支持較大的，反而包含了被稱為「法西斯惡魔」的德國和義大利。這也就是本文開頭所說的：二戰歷史極為複雜；歷史真實和具體真實，完全是不同範疇。頭戴德式鋼盔的國軍官兵，成為很多海報、文藝作品的經典造型。訓練德式軍隊一直是國軍當時的戰訓目標。抗戰初期，精銳的國軍部隊，幾乎都是德式。至於義大利，則有完整的空軍顧問團在協助中華民國空軍；也提供了很多飛機和航空保障裝備。當時的洛陽航空學校也是義大利教官負責教學與考核。雖然後世部分人認為義大利方面水平有限、質量不高，但歷史就是歷史，客觀事實不能夠被否認。德國當時不僅提供了裝備，更一度介入了中日戰事，主持了調停（史稱「陶德曼調停」）。
因此，所謂「蘇聯係抗戰初期唯一支持中華民國之盟邦」，顯然是對近代史和軍戰史的嚴重誤讀。固然，德義兩國最終基於對日關係考量，停止了對國軍的支持；但蘇聯不也是因為簽訂了《日蘇互不侵犯條約》而停止了援華航空隊運作嗎？因此，再結合薪酬以及參戰動機，統合戰後東北情勢，以同樣客觀的歷史檢驗標準來看，蘇聯航空隊這段參加七七抗戰早期戰役的歷史，固然不應否認，但亦不應被誇大，更不能被稱為是「唯一支持、無私的國際主義」。
蘇聯二戰海報將自己包裝為同盟國與解放者。(作者提供)
在東北奸淫擄掠
1945年8月初，二戰的歐洲戰場已經結束；亞洲及太平洋戰場方面，盟軍亦是節節推進。勝利在望下，蘇聯對日宣戰，進攻東北，擊潰了日本關東軍。然而，蘇軍在東北地區的所作所為和暴行，完全配不上「解放者」這三個字。用《長城謠》中的「奸淫擄掠苦難當」來形容當時東北民眾的處境，毫不誇大。中華民國接收東北官員張莘夫更是被殘忍殺害，靈位最後供奉在台北圓山的國民革命忠烈祠。類似研究和撰文非常之多，筆者不再贅述。
筆者要指出的是，蘇軍佔領東北的行為，並沒有得到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許可或邀請。而且欺侮當地民眾、掠奪當地設備和資源、殺害中華民國官員；更將1929年國軍在中東鐵路抗俄戰爭中的陣亡將士公墓和紀念碑盡數摧毀。蘇聯的種種行徑，完全稱得上是帝國主義的暴行。基此，蘇聯佔領東北的軍事行動，在政治和歷史的價值判斷上，是不折不扣的侵略。當時的民眾不能容忍蘇聯這樣的行為，爆發了全國性的要求蘇聯撤軍運動示威。這也是近代史上第二次拒俄運動。第一次拒俄運動則發生在1900年庚子國變後，俄軍不撤離東北，引爆知識分子和留學生的憤怒。蘇聯佔領東北，本質上就是延續了沙皇時代的國策，將東北和韓半島視為其勢力範圍和緩衝區而進行吞併。而今，矗立在東北全境的眾多蘇聯紅軍紀念碑，儼然是對當年被蘇軍侵害民眾的侮辱和褻瀆。
即便是在現今中國大陸官史，在表述蘇聯1945年8月的這一軍事行動和後續作為時，也顯得諱莫如深。中國大陸史學界和官媒，往往用「蘇聯對日宣戰、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來描述。「進入」一詞，大有討論和遐想空間。如果談及「解放」，中國大陸官史和官媒會表述成「在蘇軍配合下，人民解放了東北」。也就是說，「解放」的主體，並不是蘇聯或蘇軍。因此筆者非常希望中國大陸學界，拿出學術勇氣和良知，在二戰80週年之際，勇敢地面對歷史真實，將蘇聯從抗戰歷史道德座標的「解放」譜系中祛除。
洗白侵略的密碼：意識形態塗抹、革命語言包裝
蘇聯利用二戰來進行明晃晃的侵略和擴張，給歐亞各國民眾造成極大傷害。以韓半島為例，若無當年蘇聯佔領韓半島北部，南北韓斷乎不至於分裂，韓戰不會爆發，北韓人民也不可能至今還忍饑挨餓。但歷史和政治是意識形態硬幣的兩面。作為侵略者的蘇聯，卻被洗白為「解放者」。這種洗白，不僅造成了二戰歷史認知的混亂，也造成了包括中國大陸在內諸多國家內部民眾與社會的對立和分裂。
蘇聯的洗白密碼，是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來進行塗抹，粉飾了其國家宏觀戰略；用革命語言來包裝其擴張動機，合理化一次次的侵略行動。這種手段非常之成功，直到今日都建構了當年被其侵略諸國的政治話語和意識形態架構。
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聯通過共產國際來輸出革命，讓自己成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祖國」。這是一個看似矛盾、但又很具有邏輯性的認知觀念。一方面，馬克思強調「工人無祖國」，共產主義是跨國革命思想；另一方面，蘇聯成為全世界工人階級的祖國和革命中心。但馬克思所說的「祖國」，是民族國家的祖國；蘇聯輸出的世界工人階級「祖國」，是一種跨國階級、跨國意識形態共同信仰者的政治中心。這兩個「祖國」在學理上不是一件事。蘇聯全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SSR），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只有意識形態、沒有地理和民族標籤的國號；所以它似乎並不是以前的俄羅斯。但實際上，絕對理性建構的現實，往往只是烏托邦。蘇聯最終也只是俄羅斯帝國的翻版；全世界工人階級的「祖國」，也只是服務俄羅斯國家利益的工具。
莫斯科的共產黨人巧妙運用了這一認知與現實的差異。他們利用各國左派和共產黨人的單純和信仰，將一切服務蘇聯國家利益的惡行，把侵吞他國領土和利益的舉動，用意識形態和革命語言敘述，包裝成共產主義革命。例如，1929年中東路事件發生時，舉世譴責蘇聯的侵略行徑；但中共部分領導人卻出人意料地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當時由中共支持的左派革命社團還組織民眾，衝擊紀念抗俄烈士的追思活動。這種情況後來也複製到東歐。當蘇聯強佔羅馬尼亞領土摩爾多瓦時，羅馬尼亞舉國反對，但左派的羅馬尼亞共產黨卻雙手擁護。他們是真心認為：這，就是革命。
蘇聯二戰期間的一次次擴張和侵略，就是在這種革命語言和意識形態包裝的方法論下完成的，多國的左派解放者、革命者，自覺或不自覺成為了蘇聯推行擴張和侵略的工具。這種深遠影響持續到今日。在他們看來，蘇聯紅軍佔領東北滿洲、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等，是「解放」自己的祖國；各國的左派反抗者、革命者，是蘇軍的「同志」。對很多國家和他們的左翼革命者來說，當年對抗德日兩國侵略，是左派支持者乃至本民族歷史、情感、記憶的重要部分，不能被否定。因此，即便是2023年，已經民主化的保加利亞決定拆除蘇聯紅軍紀念碑時，保加利亞親俄的在野黨仍強烈反對，認為這是玷污了保加利亞人民當年反對納粹法西斯的歷史；保加利亞社會陷入衝突。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面臨類似保加利亞的兩難情形：如徹底否定蘇聯「解放者」身分，就一併否定了本國左派的反侵略史，這造成了內部嚴重的社會動蕩。而蘇聯和它的繼承者俄羅斯，則充分享受了這種歷史和政治的意識形態紅利，至今縱橫東歐和亞洲。
建構新史觀：區分蘇聯、蘇軍軍人與各國左翼反抗軍
2024年底，作為志願兵，中國大陸籍人士彭陳亮在烏克蘭為抵抗俄羅斯的侵略而犧牲。很多中國大陸民眾得知後，用各種方式表達了對他的悼念。在烏克蘭悼念陣亡將士的紀念碑、烈士遺像前，擺滿了來自中國大陸各地民眾致送的鮮花。彭陳亮的犧牲，照亮了最為質樸的人性光輝；他與那些來自中國大陸的鮮花一樣，昭示著：在烏克蘭抵禦莫斯科帝國威權的侵略戰爭中，中華民族沒有缺席。
彭陳亮的故事讓筆者想到了另一個人——格里戈里-庫里申科（Григорий куришенко）。他是二戰蘇聯援華航空隊飛官，於1939年協助中華民國國軍作戰時陣亡。然而，被刻意迴避的是，庫里申科是一名烏克蘭人。長期以來，對他的讚美、緬懷，被今日俄羅斯所獨佔；對他的紀念，被敘述成了對蘇聯這個國家的讚美。這是對歷史的背叛。一直以來，烏克蘭被視為俄羅斯的附屬和邊陲。蘇聯和俄羅斯的陰霾不僅摧殘了不同國家、民族人民的自由，也奪走了本屬於他們的榮譽。中國大陸研究俄羅斯和蘇聯歷史的資深學者趙雲中，在2007年出版了《烏克蘭：沉重的歷史腳步》一書，並因此獲得烏克蘭三級國家功勳勳章。他以烏克蘭為視角，向華語學界和讀者呈現了烏克蘭千年以來的艱辛歷程；並提出必須將烏克蘭視為與俄羅斯不同的歷史和人類學主體而加以審視。
因此，緬懷庫里申科這樣具體而有血有肉的為中華民國二戰做出貢獻的軍人，應該回歸他們的祖國屬性，將榮耀歸於烏克蘭。誠如2015年波蘭外長所說，打開奧斯維辛集中營大門的是前蘇聯烏克蘭方面軍的士兵。其實，1945年5月，飄揚德國柏林國會大廈頂部的那面蘇聯軍旗，是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150步兵師的軍旗；是這個部隊的3為軍人冒著德軍砲火，護送紅旗抵達了國會大廈最高端。這3位蘇軍軍人，一位來自烏克蘭、一位來自喬治亞（又稱格魯吉亞，史達林的故鄉）、一位來自俄羅斯。然而，這位烏克蘭軍人的貢獻卻被蘇聯當局一直刻意掩蓋和邊緣化，直到蘇聯解體。
同樣，當年中國的東北抗聯、韓國獨立運動中的大韓獨立軍與朝鮮義勇隊，以及其他各國左翼反抗軍——審視他們的歷史，應跳脫「蘇聯-俄羅斯」史觀框架的桎梏，將他們視為具有主體性和反侵略精神的在地反抗軍，而不是蘇聯史觀的延伸。這可以不再讓莫斯科享受政治和歷史的意識形態論述紅利。關於這一點，反而南韓走在了前列。早在1960年代，保守右翼的軍人總統朴正熙，就追授左翼的大韓獨立軍領袖洪範圖（홍범도）建國勳章，肯定其貢獻。
警惕莫斯科強權捲土重來
二戰蘇聯，是一直擴張、並先後與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先後媾和、勾結的侵略者，而絕非解放者。它只是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後名義上、軍事戰術上的「同盟國」；但非二戰同盟國陣營政治與歷史道德層面的友邦。這是我們在二戰勝利80週年之際，應該有的新認知和新觀念。烏克蘭戰爭爆發後，中國大陸民間內部對二戰蘇聯角色的探討日甚一日，親俄與反俄的兩大民間陣營已經在神州大地漸漸形成。因而，給蘇聯歷史去魅則正當其時。
我們要警惕莫斯科威權主義，藉二戰記憶之名捲土重來。因為莫斯科的二戰記憶，作為一種方法論，不相信道義公理，只追求武力強權；不信奉民主自由，只看重國族民粹。中國大陸的極左勢力幾乎將蘇聯/俄羅斯奉為圭臬。這種思潮是對台海以及區域和平的嚴重威脅，也是對經歷二戰苦痛民眾的道德綁架與欺騙。
作者》徐全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