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實施兩年半，在英國政府接納香港移民的計劃之下，已有約14.4萬港人移居英國，但中國及香港警方的魔爪仍未徹底放過他們。去年在歐洲參加示威的港人當中，有人的居港家人遭國安警察威脅，也有人自己返港後遭警方恐嚇，突顯《香港國安法》長臂管轄的荒謬之處。
化名查理（Charlie）的港人向《金融時報》指出，他2022年在英國格拉斯哥一場聲援香港民主的示威中發言，之後又在曼徹斯特參加另一場類似集會。
一個月後查理返回香港，香港國安警察將他傳喚至旺角警署，拿出他在英國參加示威的照片，並說：「你在外國示威並發表演說，已足以構成恐怖份子活動。」在未交保就獲釋後，他迅速離開了香港。
查理表示，警方出示的照片都未曾公開在網路上，他懷疑英國有內應與香港警方合作。
發起「香港人在英國」組織的鄭文傑（Simon Cheng）表示，他的組織已聽說約十例港人返港後遭警察施壓的案例，因為他們在海外曾參加政治活動。他說：「警察會質問他們在海外與哪些活動人士和組織見面。他們認為『反中』的團體會面，他們就可能視為『勾結境外勢力』罪。」
有更多案例是海外港人參加示威後，他們在香港的家人遭警察騷擾。這些港人幾乎不願意公開分享他們的親身經歷。
2020年6月底實施的《香港國安法》明定，外籍人士或在境外從事該法禁止的行為，若進入香港或搭乘港籍航空的班機就可能被捕。
旅居愛沙尼亞的港人Iverson Ng是「香港—歐洲僑民聯盟」（Hong Kong-Europe Diaspora Alliance）工作人員。他表示，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旅居歐洲的港人在參與香港相關事務時均隱姓埋名，即使是與政治無關的文化活動亦然，「我們會恐懼，因為不知道實際後果如何」。
海外示威常出現可疑人士拍照蒐證
經驗豐富的社運人士表示，參加了幾場示威後，就能察覺到現場是否有可疑人士拍照蒐證。德國非營利組織「香港自由」（Freedom for Hong Kong）主席黃台仰說：「那些人不參與活動，如果有人跟他們接觸，他們不是不願說話，就是廣東話講得很糟，或是只會說普通話。」他自己就曾在柏林與哥廷根的示威中被拍照。
社運人士懷疑這些拍照人員是中國駐當地使館安排的，或是小粉紅所為。
某些人士還被跟蹤。黃台仰就說，2019年他帶一群香港學生拜會德國國會後，就注意到有兩名男子跟著他們，「我們在一間餐館吃飯時，他們甚至還拿出手機對著我們拍照」。
次年他赴倫敦與另一名社運人士見面時，也遭跟蹤，「他們的舉動很明顯，完全不打算隱藏——這是向異議人士施壓的常見手段，讓你知道有人正在盯著你」。他表示，香港境內的安全人員也會這麼做。
即使受到重重壓力，這些香港社運人士仍持續與當地公民團體及其他被跨國迫害的人士合辦活動。
瑞慈人權合作中心（The Rights Practice）創辦人馬蘭娜（Nicola Maclean）指出，遭中國政府騷擾的族群包括港人、藏人、維吾爾人有許多可分享交流之處，「像是藏人已受迫害幾十年，長久以來他們已建立了足以抗拒（中國騷擾）的強健共同體」。
對港人有責任 英政府矢言對抗「跨國壓迫」
某些國家也開始設法應對中國的跨國監控行為。英國安全事務國務大臣圖根達特（Tom Tugendhat）去年11月主持了首次「捍衛民主任務專案組」（Defending Democracy Taskforce）會議，這個跨政府與情報部門的新編組是為了因應英國所面臨的「日益繁多與不斷變化」的國家威脅。他矢言對抗「跨國壓迫」行為。
英國蘭開斯特大學（ Lancaster University）學者丘伯（Andrew Chubb）倡議政府成立「跨國人權保護辦公室」。
去年10月，中國駐英國曼徹斯特總領事館人員將港人示威者拖入大門內暴打後，英國國會跨黨派議員已呼籲採取更多行動，阻止北京政府干涉英國境內的集會與言論自由。 事發地所在選區的工黨籍國會議員阿夫札·汗（ Afzal Khan）說：「我們對港人有責任，要確保他們受到保護。他們因為受壓迫而離開香港，那些壓迫不應追著他們到英國境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