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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紀念日的大文章:中共黨史的建構與重構

德國之聲

更新於 2021年06月27日07:50 • 發布於 2021年06月27日07:50 • 徐慶全
Provided by Deutsche W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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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中文網)自1941年紀念中共建黨日開始,每年的七月一日,都是一個隆重的節日。中國文化傳統講究的是:“五年一小慶,十年一大慶”。大慶之日,除了比較非常時期的年份——比如1961年四十周年,時在大躍進過後的經濟蕭條時期;1971年五十周年,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其他大慶日,中共基本上有關乎政治走向的大文章問世。

而且從1981年開始,每個大慶日都是最高領導人在紀念大會上致詞,所宣示的中國方針政策,國際國內都矚目。可以說,是紀念日的大文章。這裡說說30年和60年紀念日的大文章。

黨史讀本

1951年是中共30年大慶,毛澤東要求對中共30年的歷史予以總結。1951年新年剛過,毛就給胡喬木布置任務,要他寫一個“黨史大綱”。胡喬木和楊尚昆主持會議討論,提出的紀念日大文章是三篇:第一,由馬列學院寫一篇黨史提綱;中央宣傳部寫一篇中國共產黨30周年紀念宣傳大綱,編一本供下級黨員用的介紹黨史的通俗小冊子。

此時,胡喬木身兼二職,既是中宣部副部長,又是馬列學院副院長,考慮的結果是,三篇合並為一篇,即《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由胡喬木執筆。後經毛澤東、劉少奇數次修改,在七一前定稿,並決定由胡喬木署名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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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大文章三萬多字,當時四開八版的《人民日報》若一次性發表,容納不了。為此,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報》以增出一張四版的方式全文發表。

這篇大文章的作用有三個:第一個是,通過總結中共建黨30年的歷史,系統論述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發展過程,更加凸顯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第二個是,1951年中共建政不久,在高校和全黨的教育中,如何講述中共的歷史,尚無一本官方出台的黨史大綱。這篇大文章可以說是中共黨史的奠基之作,成為中共黨員和各級干部的學習讀本,也成為教育部指定的高校黨史教材代用本和毛澤東著作講授提綱。

第三個是,胡喬木也由此贏得了廣泛的聲譽,奠定其中共黨史專家的地位。不過,晚年的胡喬木,對此有過反思。他說,第一,對這篇大文章所得到的聲譽,“我很慚愧”;第二,他認為,“這本小冊子無論從邏輯、史實等方面都有很多錯誤”。這已經是1985年了。三十四年彈指,時過境遷了。

新時期決議

30年後的1981年,是中共60周年紀念日,中共的大文章主題相同。所不同的是:毛澤東思想及其歷史地位,30年前是建構;30年後則是重構。

這篇大文章的題目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79年年底開始起草,1981年中共建黨紀念日前夕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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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中共粉碎“四人幫”後,由開放而改革,進入歷史上的“新時期”。“新時期”的定位,是歷史階段的劃分,也是對毛時代的告別,必然面臨如何對待毛遺產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中共黨內的看法分歧比較大。如果把毛的遺產比作一座北京的四合院的話,一部分人說,這個四合院很好,以後蓋房子還要以此為本。這部分人,在當時有個“兩個凡是”的詞來概括,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一部分人說,這座四合院要保留,但是蓋房子不能以此為本,可以蓋不一樣的房子。這部分人,當時也有一個說法,是“實踐派”,即奉行“實踐是檢驗整理的唯一標准”,四合院很好,但實踐證明,還有更好的房子。

還有一部分人認為,這座四合院已經老舊不堪了,應該拆掉,蓋我們自己需要的房子。這部分人,是當時的“西單民主牆”派。

三部分人,三種凸顯分歧的觀點,在1981年中共建黨60周年紀念日,做一篇大文章來統一思想,就成為歷史的必須。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實踐派”主導的。

起草決議時,在檢討了毛澤東在1949年後尤其是“文革”的一系列錯誤後,都認為,毛晚年的思想是錯誤的。關於如何闡述毛澤東思想,就是成為一個大難題。

有人主張寫“毛澤東的思想”,這樣既可包括他正確的思想,也包括他錯誤的思想;也有人主張用“晚期錯誤思想”的提法,但面臨的問題是:用這樣的提法,免不了還得提出中期錯誤思想是什麼,早期錯誤思想是什麼。

斟酌來斟酌去,直到建黨紀念日前兩天,才有了一個提法:用毛澤東“晚年錯誤”來區分毛澤東思想。《決議》中表述為:“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決議》表述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或者“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

對於毛的歷史地位,《決議》也有表述,即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1981年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篇大文章。60周年紀念日,也因此有了劃分歷史階段的作用:從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

徐慶全為中國當代史學者,前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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