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張忠謀18歲照曝 竟想當作家

三立新聞網 更新於 02月02日10:51 • 發布於 02月02日09:40

記者鍾志鵬/臺北報導

台灣半導體之父,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1931年出生於上海。今年已經90歲高齡了。他的硬漢、智慧與柔情作風,隨著護國神山-台積電股票數字「跳動」,再次引起世人注意。張忠謀在23年前出版的自傳(上冊.已經絕版)說,自己17歲的時候最想當作家,但被爸爸的一句話(五個字)點醒。張忠謀在書中,逐字寫出自己的少年文青、夢醒時分後的遠見、與重視的心靈.藝術與教育,雖然書是23年前寫的,但高瞻遠矚,一點都沒過時。

 ▲走過烽火歲月,護國神山台積電的崛起,有張忠謀(左 18歲、右 17歲)的浪漫與勇敢。 (圖/翻攝自記者鍾志鵬藏書)

18歲以前我已經逃了3次難  那是一個多麼不同的時代

這本自傳(1988年出版)涵蓋的時期是自我出生至三十三歲,恰是我現在年齡的一半。忙著做事的人很少有時間想過去,但在夜闌人靜,偶爾回想過去時,我最懷念的倒不是三十三歲以後事業稍有成就的時期,而是我的前半生。

那是一個多麼不同的時代!十八歲以前,我已逃了三次難,住過六個城市(寧波、南京、廣州、香港、重慶、上海),換了十個學校。我已經歷過槍砲(香港)和轟炸(廣州、重慶),穿越過戰線(自上海至重慶);我曾有無憂無慮的童年(香港),也嘗到了慷慨激昂、抗戰時期的中學生生活(重慶);更嘗到了離家去國,不知歸期的悲哀(自香港去美國)。

 ▲ 走過烽火歲月,護國神山台積電的崛起,有張忠謀(阿嬤緊緊抱在懷裡)的浪漫與勇敢。(圖/翻攝自記者鍾志鵬藏書)

18歲 進美國哈佛大學。在一千多個碧眼兒同學裡,我是唯一的中國人。一年中只有美國朋友,只用英文,也如海綿地吸收西洋文化。即使在幾十年後的現在看來,這哈佛的一年仍是我一生最難忘、最興奮的一年。

19歲入麻省理工學院,在這最高理工學府裡學我的謀生本領。

24歲進入半導體業,那時半導體業本身才只有三歲。

27歲進入一家正值黃金時代的世界級公司──德州儀器公司,與積體電路發明人基比喝咖啡、談研究,眼見他發明積體電路。

30歲重拎書包,到史丹福讀博士,在大師前充實自己的半導體學術基礎。

33 歲博士學成,抱著滿懷希望與期待,回到德儀。

那幾十年是一個多麼不同的時代!在中國,在美國,在半導體業,都是「大時代」。是我的青春。是半導體業的青春。也是美國成為超級強國後的青春。

即使在古老的中國,在抗戰幾年中,也嗅到了強烈的青春氣息。寫傳的遠因與近因美麗的懷念,並不足以使我提筆寫自傳。提筆的決定仍有它的遠因和近因。

父親淡淡一句:「會餓肚子的」 打消張忠謀作家夢

遠因是少年時代的作家夢。在香港的小學、重慶和上海的中學裡,總有六、七年的幼少年光陰,痴心想以寫作為終身工作。作家夢在高中畢業前就被父親淡淡的一句:「會餓肚子的」,而打消。高中畢業後到美國求學,以後在美國三十幾年,非但極少寫中文,甚至連讀中文書報的機會都很少。十幾年前在台灣,有開始以中文為主語,少年的作家夢只成回憶。有時自己問自己:「我還能寫長篇中文嗎?」

 ▲護國神山台積電的崛起,有張忠謀(右 10歲)的浪漫與勇敢。(左 張忠謀父親30歲左右) (圖/翻攝自記者鍾志鵬藏書)

直到三年多(1985年)以前。那時,友人虞有澄兄邀我替他的新書《我看英代爾》(由天下文化出版)為序。他說:「兩千字左右就夠了。」但我讀了他的原稿後,對他寫的那一代英代爾歷史頗有所感,便盡一個星期日的時間,信手寫了四、五千字。這是我幾十年少有的中文「長篇」,寫起來似乎還算順手。

 ▲張忠謀的父親母親(大約60歲左右)。 (圖/翻攝自記者鍾志鵬藏書)

幾個月後,虞書出版人高希均教授來找我。高教授認為我在平生經歷中,一定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可以用「自傳」的方式與讀者同享。高教授還說,如果我不願自己動筆,可以用口述方式,讓專業記者代筆。我不喜歡口述方式,因為我過去看到這類傳記,總覺得他們欠缺了一分傳主的感情。但如果要我自寫,這又是多麼大膽而費時的嘗試!我有沒有這個能力和時間呢?所以我好幾個星期沒有給高教授答覆。

追憶是享受動筆是煎熬  海明威打動了張忠謀

就在這時候,有一天晚上重翻喜愛的海明威文集,翻到他的短篇小說<基里孟加羅山之雪峰>。小說主人翁是一個作家,在非洲基里孟加羅山腳下得了壞疽,不能行動,望著蓋滿白雪的山峰等死,以下是他垂死前的縹緲之思:

現在,他再也不能寫那些故事,那些那儲存起來,預備在他能寫得更好時要寫的故事。也許,至少他沒把它們寫壞。也許,他永遠不能寫得更好,這才是一直拖延不寫的原因。總之,一切都不知道了。

拖延的結果,原來竟是生命末頁的無奈和不確定感!讀了這段故事後幾天,我就接受高教授的邀請,預備自己動手寫自傳。

答應是答應了,但每提筆就後悔:答應得太貿然了!對我來說,追憶是一種享受;動筆卻是煎熬。許多夜晚和週末,我坐在書桌前,拿著筆,對著一張白紙發呆。多少感情洶湧澎湃,但被阻塞在這支短短狹狹的鋼筆裡,不能盡情揮灑在白紙上。包括找資料的時間在內,這本自傳大約花了幾百小時。

 ▲護國神山台積電的崛起,有張忠謀(左 )的浪漫與勇敢。 (影中人是張忠謀父親母親與奶媽 左一)(圖/翻攝自記者鍾志鵬藏書)

少年張忠謀是文青  重慶南開中學保留投稿作品

經過五、六十年的時光,那麼多次搬家,十八歲以前的資料非常少了。這是很可惜的事,因為那時期正是我想做作家之時,日記和寫作不少。但十六歲前的日記已蕩然無存,作文只剩下幾篇,還虧重慶南開中學居然保留了幾十年,在幾年前登載在校友回憶錄裡。現在讀起來,那些文字雖然稚氣,卻喚回了不少回憶。失去的作文中尤其可惜的,是我自上海跋涉五十幾天到重慶後寫的一篇旅記,記得當時父母親還驕傲地傳給他們的朋友看。

 ▲ 少年張忠謀曾經最想當作家。(照片為13歲時投稿 )。(圖/翻攝自記者鍾志鵬藏書)

 ▲ 走過烽火歲月,張忠謀(右 五 平頭 13歲)珍惜與家人團聚。(圖/翻攝自記者鍾志鵬藏書)

十六、七歲在上海時的日記,奇蹟地在二十幾年前出現在父母親紐約的家。那一段高中畢業前後,共軍已節節逼近上海的往事,現在讀起來,猶如隔世。十八歲後的資料較多,但也不很豐富。最有用的資料還是常斷偶續的日記。

1941那年日本偷襲珍珠 張忠謀才10歲飽受戰爭驚嚇

張忠謀在書中描述自己的前半生….

我剛十歲那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戰自此爆發,我對童年的記憶,珍珠港事件可說是一個分水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記憶比較模糊,以後則很清晰。日本在偷襲珍珠港後數小時,立即開始攻擊香港,我家那時住在九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聽到炸彈聲。但是我那天有考試,所以還是步行上學,到了學校,才開始了解情形,知道日本人已在打九龍。當然考試也不舉行了,課也沒有了,趕快回家。我家住在比較冷清的區域,父親以為遷到旅館裡會比較安全,當天我們全家三人帶了一個女傭就搬到九龍酒店(在今日半島酒店的後面)。

 ▲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那年張忠謀10歲。(圖/聚珍台灣提供)

三天後,九龍被日軍佔領,以後香港又守了十幾天,但在聖誕夜(十二月二十四日)英軍投降,自日軍於十二月八日開始攻擊到年底,我們都躲在九龍酒店。幸好大家都很安全,卻也受到一些驚嚇。

起先是炸彈聲,後來常常聽見街上的槍響,更常聽見日軍隔海攻擊香港的砲聲。這幾個星期幾乎全部都在戒嚴狀態下,我們不能、也不想出旅館。旅館裡的食物漸漸吃盡,後來吃的都是罐頭食物,到最後罐頭也幾乎吃盡,幸而那時已經開始解嚴了。解嚴後,父母親都回到家,發現房子並沒有被戰火損毀,但是在英軍已撤出、日軍尚未駐入九龍的青黃不接期間,家裡已被歹徒搶劫,寄居在我家的親戚和留家的女傭都飽受驚嚇。

 ▲8歲的張忠謀(中)與爸爸媽媽跟一位小女孩去香港淺水灣玩。 (圖/翻攝自記者鍾志鵬藏書)

我們在日據的香港又住了一年,在這一年中,香港的市容漸漸恢復,我小學畢業,父親也仍在同一銀行做事。日本人占領的跡象到處皆是。父親在新政權管制下工作,更有難言的感受。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底,父親決定舉家遷往重慶,重慶市那時候中華民國的臨時首都,號稱「陪都」,也是自由中國最重要的城市,父親又決定在去重慶前,先到上海、寧波省視我的祖父母及外祖父母。

我們在一九四二年乘船的上海,停留了大約三個月的時間。在過舊曆年時,回故鄉寧波住了幾星期。對十一歲的我,在上海的三個月是很興奮的時光,我見到了多年不見、記憶中已模糊的親戚,又第一次經歷到當時中國最繁華的都市,這三個月內,父親也積極準備我們前往重慶的旅程。那時雖已有許多親友從淪陷區到自由區,但要越過前線,究竟有不少風險,而且旅程要經過多交通不便的地方,在戰時物質缺乏,一切不變的環境下,這趟旅程不能不說是父親相當冒險、但又抱著滿懷重返祖國熱情的嘗試。父母親那時才三十幾歲,正是最敢冒險的年齡。

因緣際會前往美國  自修半導體漸露頭角

我開始自修半導體(1948年代)。我的課本是夏克雷(電晶體發明人之一,諾貝爾獎得主)的經典作:《半導體之電子與洞》。對一個初學者,這是一本相當艱深的課本。六年前剛到美國時初讀荷馬古詩的感覺又再次出現了。所幸我的物理根基不錯,而且六年的大學與碩士訓練至少教了我:學東西要扯底了解,所以我一字、一句、一段慢慢地讀,讀了又想,想了又讀。盡一晚之力,有時只能讀兩頁;即使遇到較淺顯的地方,也不過讀十幾頁而已。但是兩個月之後,竟已讀懂了全書最重要的部分。

 ▲ 拿到史丹福大學博士學位時的張忠謀。(圖/翻攝自記者鍾志鵬藏書)

當然,靠自己絕對不夠因為書上經常出現一些話是我讀了又讀,想了又想而仍不懂的。那時就只好問人。問誰呢?那時我在依普維茨鎮上班,依鎮是一個很小的陣,離波士頓約六、七英里,驅車來回需三小時以上。住波城對我來說很不方便,但妻還在波城工作,所以我們也不急急在依鎮覓居,頭兩個月我就住在鎮上唯一的旅館裡。同住旅館的有一位在西凡尼亞被公認為半導體專家的同事,他就是我第一個半導體教師。記得那旅館的房間並不舒服,但卻有一個不錯的餐廳。我的「教師」非常好飲,每晚自下午六時半起,至餐廳打烊十時止,他全消磨在酒上。飲酒之餘,他也會點一道菜,聊盡用餐之意。

張忠謀的半導體老師  邊喝酒邊教半導體

我的習慣是,每天吃晚餐時,和他坐在一起,那時我還不太會喝酒,於是我吃我的晚餐,他喝他的酒,但問他我讀不懂的地方,他倒也很耐心地為我解釋。他雖喝很多酒,但我從未見他真正醉過, 而且他的確是不錯的專家,我大部分的問題他都能回答。每晚我用了餐,問了問題後,就回到房間繼續看書。但有時遇到新問題,仍回到餐廳找他,只要在餐廳打烊之前,他幾乎必在獨酌。

 ▲1972年,41歲的張忠謀,擔任德州儀器集團副總裁。 (圖/翻攝自記者鍾志鵬藏書)

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  求學如魚得水

我的博士論文(1961年代)寫砷化鎵。砷化鎵,正如鍺、矽,也是半導體。我讀博士那幾年,正值砷化鎵最為熱門。不少學者認為砷化鎵可能會繼鍺及矽之後成為最普遍的半導體。毛爾教授建議我做此題目,當然也與時髦趨勢有關,論文內容兼具理論計算及實驗證明。實驗工作相當重,記得有一年多的時間,每週至少五、六天,每天至少幾小時,我都在做論文的實驗。最近為了寫這本自傳,把博士論文從書架裡拿出來又翻了一遍。滿張滿頁的方程式,現在已毫無記憶,倒是當年做實驗的辛苦恍如昨日。

通常博士生除了為找工作外,與業界接觸不多,但我因為做了幾年事,又是公司資助讀博士,對公司有學成服務的承諾,所以自我定位為業者甚於學生。過去的執業經驗,包括曾發表論文的經驗,更使我能與業界自然交往。

史丹福的幾年,無論當時或事後看,都似乎是服務德儀的延續。常有人問我,青年人應該先把所有學位讀完了,再去做事?我的答覆是:「如果志在教授或研究,應先把學位讀畢才去做事」;「如果志在企業界,應先做事幾年再回學校。」後者的很多好處都是我的親身經驗。

假使當年我由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後一口氣讀博士,我會是機械博士,但我不知道讀成後會做什麼事,也不知道讀的東西以後有什麼用處;相信我也不會太用功,只會用功到一個程度,能拿到博士學位罷了。在史丹福,我已知道未來會繼續在半導體業,我也深知自己的半導體學問不足,因此加倍努力,以求在既定的事業方向邁進。

下冊何時出? 出版社苦23年還在等

自傳上冊還未出版,就有人問下冊。說老實話,上冊花了我這麼多精力時間,現在又正忙著替台積電和世界先進這兩家公司打基礎,短期內實在沒有勇氣開始寫下冊。也許幾年以後罷。

上冊總算寫成了。這是一趟情感之旅,前後兩年,數百小時的密集工作,多少溫馨,多少煎熬,現在總算鬆一口氣。今日的心情,與三十幾年前的一天相彷彿。那天我通過了史丹福大學博士考試,鬆了一口氣,晚上開車三十英里到舊金山中國城大吃,吃完後到橋藝社,玩半年以後的第一次橋牌。今天或亦如此?三十多年的時光已掠過我而過,今天雖有當年的心情,卻已無當年的興致了。

 ▲張忠謀律己甚嚴,一個字一個字親寫自傳。 (圖/翻攝自記者鍾志鵬藏書)

PS張忠謀自傳下冊出版社已苦等23年,持續等待中………

文學大師余秋雨說張忠謀  驕人業績都創建於高齡歲月

張忠謀先生在台灣,家喻戶曉。以他為董事長的台灣積體電路公司,無論從掌握的資金、還是每年獲利,在台灣都名列前茅,他本人也在民意調查中,成為最受尊敬的十大企業家之一。但奇異的是,十大企業家中只有他一人並非成長於台灣,而是五十四歲時,才單槍匹馬從美國回來。因此,他在台灣的驕人業績,都創建於高齡歲月。

文學大師余秋雨說張忠謀  術道兼具

文化轉型,要以文化的力量來完成。許多中國留學生熟悉了西方語言,習慣了西方生活,又掌握了專業技能,乍一看好像也完成了文化轉型,其實未必,因為他們把持的只是「術」而不是「道」,而術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取代道與道之間的對峙和對話。

進入哈佛  張忠謀沉浸於藝術.文學.球賽.舞會

好像冥冥中有一種力量在擺佈,張忠謀先生的三叔高瞻遠矚地替他先選擇了一年哈佛,而不是立即進入專業最對應的麻省理工。他在哈佛的一年,幾乎全方位地沈入了西方文明,從荷馬、彌爾頓、莎士比亞、海明威、奧斯汀、蕭伯納,讀到邱吉爾的二戰回憶錄和歷屆美國總統的演講,同時訂閱美國主要報刊、聽音樂、看演劇、參觀博物館、參加球賽和舞會、結交美國朋友,如此覆蓋遼闊又如饑似渴,當然會影響專業學習的時間和精力。

 ▲ 哈佛大學時期的張忠謀,在這裡重新塑造自己。(圖/翻攝自記者鍾志鵬藏書)

張忠謀根本上對自己進行了一次重新塑造

但從生命全程來看,真可以說是「磨刀不誤砍柴工」,他從根本上對自己進行了一次重新塑造。張忠謀先生後來主持全世界最大的半導體為業,回台灣後又開創高科技企業,這種勢頭確實不是一般的中國留學生所能長久保持的,他的根本奧秘就在於那次從哈佛開始的重新塑造。

 ▲ 張忠謀說:當我辦一個半導體公司,當然要它長期繁榮,那只有一條路,世界級。(圖/翻攝自記者鍾志鵬藏書)

 ▲ 2020年3月,支持愛妻張淑芬《引路》新書發表會。(圖/記者林聖凱攝影)

張忠謀說自己在哈佛的獲得 是「可帶走的盛宴」

他喜歡引用海明威的話,把自己在哈佛的獲得說成是「可帶走的盛宴」,並認為這餐盛宴滋補了他一生,包括他所從事的那些似乎與人文領域關係不大的科技工作,直到今天。

張忠謀13歲投稿作品  殺臭蟲(節錄)小小年紀正義凜然   

我想,我們不但要殺真正的臭蟲,還要殺人類的臭蟲—一般貪官汙吏,囤積居奇的奸商。他們吸允窮人的血,正如臭蟲吸允我們的血,他們又何嘗有良心,他們有何嘗有憐憫之心呢?他們只曉得,正如臭蟲之只曉得吸血。

臭蟲們,覺悟吧!若再執迷不醒,當心殺戮的慘禍將要面臨到你們頭上來了……

 ▲  張忠謀說:當我辦一個半導體公司,當然要它長期繁榮,那只有一條路,世界級。(圖/翻攝自記者鍾志鵬藏書)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出版之《張忠謀自傳上冊》

30秒知道台灣半導體之父張忠謀

1931年生於浙江鄞縣。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學士、碩士;史丹福大學電機工程博士。1958年任職於美國德州儀器公司,前後達二十五年。歷任美國德州儀器公司IC部門總經理、全球半導體集團總經理以及總公司資深副總裁。

1984年任職美國通用器材公司總裁。

1985年來台,受聘為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

1986年創辦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帶動台灣半導體業蓬勃發展。

1988年受聘為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

1990年代表台灣合資集團併購美國慧智科技公司,是當時台灣在國外最大之併購案,為國內科技業在國外成立重要新據點。

1994年創立世界先進積體電路公司,為台灣企業邁入DRAM時代樹立一個新的里程碑。

2021年台積電創台灣股市大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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