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馬歇爾使華的消息傳出後，蔣介石指示國民黨控制的媒體對馬歇爾大肆吹捧。《中央日報》在題為〈歡迎馬歇爾元帥使華〉的社論中，稱馬歇爾所任美軍總參謀長一職，是「曾任此一職務者中最偉大傑出並且勛業極昭著的一個」，美國在二戰的勝利，「在政治上是羅斯福的勝利，在軍事上是馬歇爾的勝利」，馬歇爾是「美國陸軍之母，傑克遜（Andrew Jackson）以後最偉大的軍事天才，華盛頓以後最負人望的軍人」。好聽的形容詞用盡了，若杜魯門看到一定會嫉妒。
作為「第三勢力」自由派知識分子代表的馬寅初評論說：「舉國人民的目光都注視到他，寄以無窮的希望，好像中國之命運已經掌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領袖的地位，好像已轉移給他。」這個時候，馬寅初似乎放棄了民族主義立場。地位獨立的《大公報》在社論中說：「勞動馬歇爾將軍來華，促成中國之民主團結，其事本身，實足令知恥的中國國民汗顏無地。」
馬歇爾的使命「馬到成功」？
有趣的是，國民政府軍令部長及後來出任國防部長的徐永昌在日記中寫道：「此次馬歇爾來華，我人之上書控訴政府失敗者三千餘件，此輩皆屬各黨各派人物。既可上書政府，亦可申於輿論，極其所至，亦可起而革命，乃厚顏無恥為假此取媚於外人。一國之民多無人格，其國亦必無國格。」徐永昌用「人格」和「國格」等儒家道德主義及現代民族主義理念批駁國人向馬歇爾「告洋狀」之舉，卻未能理解此一事實已然表明民眾寧願信任馬歇爾，也不信任蔣介石。國民黨極度僵化和腐敗，已然喪失民心。國民黨高層未能理解這一細節背後的危機與警示。
在那一年多時間裡，馬歇爾多次往返於中美之間，以及廣袤中國的不同省份。談判進展不順利時，他在兩邊奔走，先是與蔣進行長達幾個小時的會晤，然後與毛的副手周恩來一起飛往延安，同毛直接交涉，之後又換乘飛機、船、吉普車和轎子去蔣在南京郊外的山間別墅。一位旁觀者形容馬歇爾「頑強地堅持做著看似無望的工作」。「更多的會議和更多的徒勞，」另一位旁觀者在日記中寫道。「我真不知道將軍怎麼能忍受這些。」
隨後，馬歇爾返回華盛頓向杜魯門匯報工作。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領導人「成功地終止了過去二十年的敵對行動」，國共雙方「現在正忙於遣散大批軍隊並將剩下的軍隊統一整編成一支中央軍隊」。他的使命似乎「馬到成功」。
馬歇爾很快為他的過度自信付出沉重代價。
馬歇爾使命的難題和國共和談的困境
馬歇爾使華的主要任務是制止內戰。在美國看來，中國內戰的原因，主要是未能實行美式民主政體、尤其是兩黨競爭模式。因此，在中國推動若干西式民主制，成為其解決中國問題的入手之處。杜魯門在回憶錄中說，他派馬歇爾將軍到中國去是為了設法制止戰爭，以幫助國民黨和共產黨簽訂協定，組織一個聯合政府。馬歇爾多次說，他使華時是希望「建立一個兩黨政治體制，以共產黨為少數派，成為處於合法地位的反對黨」，即在中國推行美式兩黨制。
馬歇爾帶來的西方政治原則必然與中國自身的政治邏輯發生碰撞。歷史學者鄧野指出，「民國的政治邏輯」的基本特徵在於：政治與武力高度統一，政黨作為政治集團的同時，又是一個武裝集團，武力是政治的觸發點和最終依據。同時，這個邏輯本身又構成民國政治基本的歷史侷限。
不過，鄧野未能區分1927年前後「兩個民國」的政治邏輯是不同的—1927年之前如走馬燈式登臺的北洋軍閥，只能算是半現代化、半傳統的威權人物；1927年之後爭鬥不已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已然進化成黨軍合一、黨政合一的現代獨裁政黨。馬歇爾使命的難題和國共和談的困境，乃是由1927年之後的政治邏輯和政治格局所決定的：國共兩黨都是效仿蘇共建立的列寧式政黨，只是成色有所不同。
馬歇爾關於在中國建立兩黨制和扶持反對黨的設想，本身難以成立。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列寧式政黨—掌握軍隊、依賴暴力革命奪取權力，而不是靠選舉在議會政治中獲得權力。馬歇爾在中國的努力，如同尋找試圖撬動地球的支點，永遠無法成功：在中國，沒有真正的反對黨，這不符合美式民主；反對黨在中國的存在必須依靠武力，這同樣不符合美式民主。直到其使華任務末期，馬歇爾才意識到，中國處於若干世紀內形成的落後和組織不善的情況下，難以期望很快將民主形式引入政府結構和法律框架中去。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以後還會在越南、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國重演。
試圖改造中國的政治邏輯成馬歇爾的悲劇
1946年12月18日，馬歇爾在即將離開中國之際，對「第三勢力」民盟的領袖羅隆基說：「過去我常常覺得，國民政府願意有美國的調解，是為了給它的軍事行動充當盾牌，現在我覺得，共產黨已不需要美國的調解，但如果正式拒絕這樣一種調解，又擔心因此而陷於不利地位。因此，我說，正像以往我一度為國民黨所利用，現在我已經在為共產黨所利用。……但是，我不能聽任我被任何一方當作一種便宜來利用。」這是馬歇爾對其調停活動及其在華地位的最終認識。
馬歇爾的悲劇在於：試圖改造中國政治邏輯的西方原則及其執行者，在中國的命運十分尷尬，只能輾轉於國共之間，反復被「當作一種便宜來利用」。歷史學家庫爾茨—費倫（Daniel Kurtz-Phelan）指出，馬歇爾對國民黨的影響力從一開始就很有限，因為蔣相信（得益於他與華盛頓的朋友們的私下溝通），美國最終別無選擇，只能支持他（這是美國政策制定者第一次面對二戰後反覆出現的問題：如何推動弱小、腐敗、嚴重依賴美國的附庸國改革，以應對有著強大動力的無情對手）。回想起來，似乎同樣明顯的是，儘管馬歇爾十分努力，但蔣和毛都只是在拖延時間，等待最合適的時機，結束二十年的爭鬥。
馬歇爾並未看透中國的政治邏輯和支配此一政治邏輯的觀念秩序——東方專制主義、天下帝國主義與現代極權主義的結合；同時，他也對「美國之為美國」的政治邏輯、觀念秩序和信仰傳統霧裡看花。他的第二任妻子凱瑟琳是牧師的女兒，但他本人在信仰上僅僅維持最低禮儀。他對美國的清教徒傳統所知甚少——如果他仔細研讀過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伯克（Edmund Burke）、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詹姆斯．麥迪遜、托克維爾、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著作，或許就能透徹地意識到美國的優勢和美國的限度（以及美國的獨特性），從而對到中國調停內戰這一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有清醒的認識。
為何美國可以成功改造日本？
美國人成功地改造了日本，卻失去了中國。這首先是因為坐鎮日本的是麥克阿瑟，而主導中國政策的是馬歇爾。作為共和黨人的麥克阿瑟，對美國的政治邏輯和觀念秩序的理解，遠比作為民主黨人的馬歇爾要深刻，麥克阿瑟對戰後國際政治格局及美國應當採取的戰略的認識，也遠比馬歇爾要深刻。
當然，更根本的原因乃是因為日本不是中國，日本本身的民情民風、觀念秩序遠比中國更接近西方。美國海軍准將佩里（Matthew Perry）率領「黑船」敲開日本的門戶時，發現日本人是西方之外唯一比西方人更整潔的民族——在十九世紀的歐美社會，整潔乾淨和虔誠信仰的地位一樣重要。日本人無可挑剔的優雅舉止、高貴的禮節，對於美國人和他們所帶來的新技術的強烈好奇，以及他們的智慧和整潔，都讓美國人始料未及。佩里和他的船員們一致認為，日本是「所有東方國度中最有道德、最有教養的國家」，這個判斷影響了美國人近一個世紀，直至日本偷襲珍珠港。
戰後，作為戰敗國的日本迅速向美國低頭、向美國學習，從明治維新時代的「脫亞入歐」轉向「脫亞入美」，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迅速完成「美國化」，並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穩如磐石的盟友。與之相比，中國的「美國化」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樓。
1947年馬歇爾黯然離開中國
1947年1月7日，蔣介石設晚宴餞別因調停失敗而決定離開中國的馬歇爾，再次邀請馬歇爾重返中國擔任其特別顧問，並答應賦予馬歇爾所需要之一切權力，「共同為使中國成為中美兩國人民所想望之國家而努力」。馬歇爾知道這是場面話，笑而不答。蔣介石躊躇滿志，受其身邊的將領如陳誠等人誤導，以為在三至六個月內可擊敗中共。但馬歇爾直言，他不相信委員長會贏得這場戰爭，共產黨會發動一場消耗戰，在蔣的軍隊試圖守住城市時，切斷其供應和通訊線路。
次日，馬歇爾黯然離開中國，蔣介石夫婦親至機場送行，場面雖隆重，但辭別者和送行者心中都知道，事態已然不可收拾。
將近兩年後的1948年12月1日——國民黨軍隊在徐州潰敗的同一天，宋美齡飛抵華府，直奔馬歇爾位於維吉尼亞州利斯堡的宅邸，卻發現時任國務卿的老友正在因腎病住院。宋美齡風塵僕僕地趕往醫院，她不單單是為了與馬歇爾敘舊，而是期望說服馬歇爾及美國政府給予即將崩潰的國民黨政府援助，並發表公開聲明予以支持。馬歇爾冷冷地回答，國府未做出任何可以證明他們能擊敗中共的動作，因此，「如果杜魯門政府對於蔣介石政府說不出任何正面的話，就應該什麼話都別說」。
此時，病床上的馬歇爾回想起兩年多之前訪華時的雄心壯志，宛如過眼雲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