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獲第58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香港導演周冠威的《時代革命》，週三（2月23日）在陰雨綿綿中於台北首映，台灣文化部長李永得、立法委員何志偉等都出席觀影。
西門町電影街夜雨不斷，街道人潮不若平常，《時代革命》首映廳前仍擠滿等著入場觀影《時代革命》的受邀觀眾。有些躲入遮雨棚下；不想人擠人的就撐起傘往外走，在一旁慢慢等待。
如水潮濕、雨傘遍地開花、群眾的聚與散——儘管時空境遇大不相同，《時代革命》台北首映現場的畫面，巧合地讓人想起這部紀錄片聚焦的那些街頭抗爭場面。只是那時，香港示威者在街頭撐傘多半不是為了擋雨，而是為了抵禦水砲、催淚瓦斯，還有香港警察。
《時代革命》以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為核心，記錄從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到《香港國安法》生效的抗爭始末。由於題材敏感，該片在香港院線上映的機會渺茫。為了保護製作團隊，全片也只有導演「周冠威」的名字公開露出，其餘全部匿名，並標示這是一部屬於「香港人的作品」。
首映現場，雖然發行團隊準備了合影背板，偶有零星觀眾上前留影，但以首映來說，相較其他電影或紀錄片，觀眾合影留念的踴躍程度仍有落差。這或許是與紀錄片的沈重調性，還有政治敏感有關。這場首映的觀眾以影視工作者、媒體朋友等來賓為主。時代革命台灣發行團隊告訴德國之聲，有些來參加首映的觀眾在各種敏感考量下，可能會希望低調，不要露臉。
「台灣是全世界目前唯一一個能夠正式商業播映在電影院的自由土地。」發行團隊表示。同時，也代替目前人在香港的周冠威轉達他對台灣觀眾的謝意。周冠威說，他希望該片25日在台正式上映後「能提供在台港人一個慰藉。」
在長達約兩個半小時的紀錄片播畢後，有觀眾大喊反送中標語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掌聲隨即在坐滿約500人的首映廳內響起，近一分鐘才散去。觀影過程中，亦不時有觀眾啜泣或落淚。《時代革命》顯然是一部能強烈觸動觀眾情緒的紀錄片。
映後，德國之聲特別訪問同場的多位台灣紀錄片及藝術工作者，談他們對《時代革命》與香港的看法。
歷史與集體見證
「剛剛裡面應該大家都有哭吧！」站在首映廳的對面街道騎樓，記者與紀錄片導演吳梓安聊起剛剛播映的《時代革命》。
距離反送中運動爆發已過去近3年，吳梓安說，《時代革命》不只重喚了自己對香港抗爭的記憶，電影也很好地整理了豐富的影像素材，也能讓觀眾「更清楚理解（當年）事件的脈絡」。像是紀錄片裡像是已經70多歲仍堅定走上街頭、想保護前線孩子的農夫「陳伯」，還有年僅11、12歲就參與抗爭的「熊仔」，都是他原本不知道的抗爭人物。
在《時代革命》裡，在反送中這場「無大台」的抗爭運動中，像陳伯與熊仔這些原本不被大家熟知的小人物，他們在這場運動中做了什麼？為什麼這麼做？周冠威都詳實地記錄了下來，並向觀眾訴說香港示威者們是如何見證、參與這場從此改變香港的重大運動。
一旁的台灣藝術家雪克（Shake）抽著菸淡淡地說，《時代革命》呈現的現場真實聲音震撼，也讓她「一直回想到那一年，一直在關注香港。」2019年，雪克曾為了六四事件30週年，在中正紀念堂前設置巨型六四坦克人氣球的裝置藝術，引發媒體關注。
雪克說，她記得反送中運動那年，自己曾收到一個Google雲端連結，看到「很多香港人把自己拍到的（抗爭現場）畫面放在那裡」，素材數量龐雜。雖然不確定周冠威使用的素材從哪彙整，但以紀錄片素材使用的豐富程度來看，工作量「真是很難以想像」。
當記者問到，「你認為紀錄片會是一種抗爭方式嗎？」雪克先是很快地回答「當然是囉！」後來又補充：「這個問題有點怪」，因為「所有任何的藝術表達都可以是一種抗爭的方式。」
《狂飆一夢》紀錄片、長期關注台灣政治與社運的導演廖建華則認為，拍紀錄片是紀錄片工作者參與抗爭的方式，每個人就各自的「戰鬥位置」，「做了他們能做的事，影像紀錄整理則讓這些事能有價值地留下來跟傳播。」
他說，《時代革命》不只是呈現時間軸敘事，也有很多香港人在抗爭過程中淬煉出來的、某種人類的教訓與溫暖。不管是大到對抗威權，或小至情侶家人之間的牽掛，這部片某種程度上都可說是紀錄與見證。
「很多人講手機拍片，現在是一個影像很氾濫的時代，但還是需要某種敘事或是某一套整理過的東西，作為一個認識、記憶或傳承，也是我們這一代或是下一代人的某種備忘錄。」廖建華說。
台灣人有共鳴
《時代革命》呈現了中國如何收緊對港管治，亦談到了同樣面臨威脅的台灣。
「在國家安全上，我們對面就是有個中共。」首映會結束時已經接近晚上10點半，與四位導演及藝術家聊著聊著，最後時間已經接近午夜。廖建華站在街邊、戴著口罩，一邊等著宵夜一邊告訴記者，台灣人或許沒辦法體會跟香港人一樣的恐懼，或經歷他們面臨的，「但我們應該比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可以更有同理心或共感。」
廖建華說，2019年時自己原本要前往香港拍攝作品，看到在香港的同業陸續傳來被搜查手機的消息，於是出發之前，他也把自己手機裡的素材做了「整理」，只是後來仍「因為抗爭已如戰場」，最終沒有去到香港，但那是他作為紀錄片工作者，「第一次明確感受到恐懼」。
曾在2019年到香港現場參與抗爭的台灣紀錄片導演陳君典也透露，自己有認識的香港同業選擇留在香港繼續拍片，但因為題材與政治有關，還曾將素材寄到他家備份留存，「因為他就是擔心有一天他家裡就被抄掉。」
有港人選擇留在香港，也有些選擇來到台灣。廖建華說，他一位香港朋友來台後，曾參與過沾邊政治議題的拍攝工作 ，最終選擇匿名。
廖建華解釋，這不只是因為風險考量。他的朋友告訴他，自己是看到《時代革命》幾乎所有工作人員匿名後做的選擇。廖建華說，就像《時代革命》裡的抗爭者一樣，手足間彼此不太過問職業、年紀，離開了抗爭現場、脫下裝備，可能都不知道對方是誰。
《時代革命》裡提到，「『沒有人』即是『所有人』」（Nobody is Everybody）。香港人在自己的崗位上，以自己的方式繼續往下走。廖建華說，「也許對他們來說，職稱跟名字沒有那麼重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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