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1特輯】20年後的你|走過餘震的每一天,不能把爸媽還你,只能與你作伴

親子天下 更新於 2019年09月20日07:34 • 發布於 2019年09月20日07:34 • 黃怡菁
【921特輯】20年後的你|走過餘震的每一天,不能把爸媽還你,只能與你作伴
【921特輯】20年後的你|走過餘震的每一天,不能把爸媽還你,只能與你作伴

那一年,就讀高二的小緁,為了明日的考試,計畫著凌晨1點半時要起床念書。時間一到,她卻沒有起身,看著眼前的書桌,不知怎麼的隱隱有一股不安的預感。過沒多久,這股預感竟然成真,地牛突然翻身,房間迅速倒塌,壓垮了書桌,小緁和同床的姊姊也瞬間遭到活埋。

「小緁…小緁…」姊姊的聲音自她旁邊不斷傳來,當時的她還不知道,那會是最後一次聽到姊姊叫著自己。不知過了多久,耳畔的呼喊才在黑暗中由強轉弱,直到再也發不出任何一個聲音。

如果她知道地震會發生,她就不會前一晚還和姊姊為了小事發生爭執;如果她知道那是和姊姊的最後一面,她不會選擇繼續賭氣,「沒跟姊姊道歉,是我心中的遺憾,」20年過去,36歲的小緁仍然放不下心中的那句沒說出口的「對不起」。

1999年9月21日1點47分,全台經歷了時長102秒、芮氏規模7.3級的劇烈地震,威力相當於44.7顆廣島原子彈。根據921網路博物館歷史資料,這場地震造成超過2千人死亡、6千多人輕重傷,全台房屋倒榻超過5萬多戶,影響範圍遍及全台。

一夕之間,山河變色,台灣出現不只一個「小緁」。

地震過後,山河變色,許多房屋倒塌、道路嚴重扭曲變形。翻攝自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921地震教育園區,林錫銘攝

當夜凌晨3時,行政院下達9項緊急處理指示,讓各部會立即成立災情應變小組,採取緊急應變措施、動員國軍即刻投入救災 ,並於災情最嚴重的南投設置指揮所 ,以加強災區統籌救災。

來自民間團體與國際的援助也於24小時內迅速湧入,行政院後續接著成立「921地震救災督導中心」,統一督導協調中央各部會和地方政府的救災事宜;「921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以統合政府與民間資源全力投入救災。

依據921震災災後重建委員會非正式的統計,當時全國33個受災鄉鎮市區,入駐的工作團隊可能超過130個,基於緊急救助、安置及重建的需要分別在災區成立臨時收容中心、生活重建中心,提供災民生活上的一切所需。

無法旁觀他人痛苦,各地社工投入救災

921為台灣百年來最大強震,也是許多人心中的痛。有些人因為內心巨大的悲痛成為受援助的對象,而有些人卻因這份悲痛而起身行動,凝聚了全台灣的人心,人人挽袖,展開一場最大規模集體援助行動。時任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扶基金會社工處專員、現為新竹家扶中心主任的沈俊賢回憶當時,火光沖天的南投酒廠、扭曲的道路、橋墩移位、倒塌的大樓、救難人員挖掘生還者與罹難者的身影,以及他徒手協助搬運一具具遺體的畫面,構成他對921的印象:充滿苦難。

作為社工的使命感,讓他無法旁觀他人的痛苦,儘管當時家中被震得亂七八糟、爸爸還受傷送到醫院療傷,也是受災戶的他,還是捲起袖子、投入救災行列。地震造成當時中部停電、通訊設備受損,但地震隔天,中部家扶的社工還是想辦法從台中、南投各區想辦法到台中辦公室集合,「我騎著機車,繞過隆起或斷裂的道路,一路從南投騎往台中,」社工們會合的第一件事,便是討論接下來如何救災。

大人忙於救災與重建 兒少需求受忽視

沈俊賢與幾位社工當時被分配到埔里,一開始主要協助當地緊急安置、臨時避難、物資援助,他們另建立當地臨時的戶口資料,方便外地親友尋人。度過最混亂的地震初期後,後來救災行動則逐漸轉向兒童照顧,關鍵和物資種類的缺乏與成人忙於重建家園有關。

沈俊賢觀察發現,當時鮮少有嬰兒奶粉、尿布與相關嬰幼兒相關用品的物資送進災區,不利家長照顧。再加上成人多忙於重建家園、回災區搶救家內的物品,時間與力氣都有限的狀況下,很難滿足幼童陪伴與照顧的需求,於是家扶社工們除補充嬰幼兒的相關物資外,亦發展出幼兒臨時托育、心理安撫以及兒童寄宿服務。

「我們編組義工與社工進災區幫忙臨時托育,讓家人能安心處理喪事或重建工作,另外協助埔里恢復8個公立托兒所,在溫室幫忙搭建臨時教室,更找來不少心理諮商師,在孩童哭泣或焦慮的時候,為他們心理輔導,」沈俊賢說。

除了家扶外,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也看見了這場地震中,幼童受到忽略的處境。

孩童有些面臨大人忙於救災、無人可照顧的狀況,有些則面臨失去雙親及家園的處境。財團法人九二一賑災重建基金會提供

推動民法修訂 為失依兒少找下一個避風港

據兒盟與家扶統計,921地震造成134位兒少在一夕之間失去雙親、超過200位單親兒少失去家園。這群失依兒少未來將何去何從?誰來平撫他們內心的傷?他們又如何面對高額的保險金、災後撫恤金所造成的親屬糾紛?這些問題,都為失依兒少的未來埋下深深的隱憂。

長期關注兒少權益的兒盟主動扛起照顧失依兒少的責任,除於中部成立「家庭重建中心」,提供失依兒少與後續扶養家庭生活與心理上的支持外,更於災後推動多項法案的修訂,而其中一項重要的變革便是修改法定監護人順序。

在《民法》第1094條修正前,依法這群失依兒少的指定監護人順序為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家長、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伯父或叔父,最後才是由親屬會議選定之人。但是,這個順序是依照傳統父系家庭觀念所排序,而非從孩子的利益來考量。再加上這些在孩子失依後,排在「優先」監護人順序者,未必是與孩子熟悉,或是有意願、能力照顧孩子的人,因此兒盟偕同勵馨基金會、國際單親兒童基金會與家扶等社福團體共同推動修法工作,修法後的扶養序,放進了衡量「對孩子最佳利益」的精神。這是921地震後,促使台灣法規制度更進步的範例。

在政府與兒盟的協助下,失依兒少大多都成功由親戚收養,但即使為失依兒少找到一個遮風避雨的場所,對他們而言,那畢竟不是他們熟悉的家園。他們面臨的挑戰,除了失去主要照顧者的痛,還得在第一時間學習適應陌生的環境,新的家人。對扶養家庭來說,何嘗又沒有困難,除了同樣面臨在地震喪生親人的失親痛楚外,更從天上掉下來一個「為人父母」的角色,還得承受外界的眼光與評價。

扶養家庭相處的矛盾與調適

當時在台中兒盟擔任社工、現為兒盟中區辦事處副處長的施靜芳坦言,初期包括自己,都以較嚴格的眼光看待扶養家庭,「我覺得這群小孩很可憐,你們應該對他們好一點,」但經過長期的訪視下來,她發現扶養家庭其實也非常辛苦。外界容易將「孩子都失去依靠了,你是大人,應該要好好照顧孩子」來要求期待這些家庭,卻忽略了他們其實也失去了自己的雙親,或兄弟姊妹。

再加上家裡要來一個外來者,許多事情,就此變得不一樣。「有些人是第一次照顧青少年,他們會產生『我的小孩都很乖,你怎麼一來就搞叛逆?』的想法,」施靜芳舉例。她也遇到過自己的孩子都大了,結果送來照顧的孩子才正要念幼兒園的家庭,要重新與不同年齡階段的孩子相處,對他們來說,這都是一場長期心態與生活上調適的挑戰。要如何協助失依兒少與扶養家庭回復到原本的生活、撫平心中的失落,便成為當時社工的主要任務。

「我們會辦扶養人聚會,讓他們交流,有一次就找來一個很會醃梅子的阿嬤教大家醃,邊做邊聊,他們自然就彼此分享照顧孩子的經驗與難處,」施靜芳說。不僅如此,兒盟也會定期舉辦失依兒少的聚會,讓他們有人際連結、融入社會生活等,她笑說,為了吸引他們來,還得絞盡腦汁設計有趣的聚會主題,「像到了某個年紀,女生就會很愛漂亮,我們在聚會上就教她們怎麼洗臉、清粉刺、對抗青春痘、化簡單的裸妝等等。」

若遇到升學,主題則會調整為生涯規劃,告訴他們怎麼選填志願、要念什麼科系等等,「我們也不一定是要叫他們學什麼,有時候就只是很單純的帶他們出去吃喝玩樂,」施靜芳笑說。

這些聚會或活動的目的,主要是想讓扶養家庭與失依兒少重新體會彼此支持的感覺,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曾和大家一同到日月潭出遊的小緁便提到,透過活動體會到被了解的感受,「因為每個人的家裡,都發生同樣的事情。」

雖然社工在協助的過程中難免遇到挫折,包含被兒少故意放了好幾次鴿子、扶養家庭認為被「監視」所造成的相處矛盾,但「希望接住他們」的這份心意一走便走了20年,也默默敲開了許多人堅硬的心房,願意讓社工觸碰他們心底最軟、最痛的一塊。

接住悲傷,陪伴孩子長出自己的力量

「我想吃我媽媽的母親節蛋糕,靜芳姊,你跟我說我到底要做什麼,才可以把媽媽還給我?」某年母親節,正當施靜芳和母親吃著蛋糕時,她接到某位失依兒少的電話,悲痛的哭聲自電話筒那頭不斷傳來。

「但是孩子想要的爸媽,我們給不起,」施靜芳內心的無力感和難過不言可喻。而社工能做的,只有在過程中不斷提供交流、獲得支持的機會,以及這長達20年的陪伴,讓孩子能夠從中長出自己的力量,重新展開生活。
對施靜芳來說,那通電話是她最難忘的回憶之一,也因為失去親人的悲傷總是來得猝不及防,她願意吸收自己的無力感,模糊社工與個案互動的那條線,只要兒少電話一來,她便成為他們最好的窗口,在那段因失去雙親內心不斷墜落的日子裡,她一次又一次地接住他們,不分晝夜。

這趟長達20年的療傷之旅,究竟是否有到盡頭的一天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這群孩子儘管身負傷痛,仍努力生活。

在時間的淬鍊下,他們已褪去稚嫩,有的正開始第二人生,正在當健身教練、業務和圍棋老師,有的則成家立業、成為新手父母,從被愛轉為愛人的角色。

採訪接近尾聲,施靜芳收起前面言談時的哽咽,告訴記者:「大家說我們做20年很不簡單,我才覺得他們跟我們這樣相處20年也很不簡單,我在他們身上學到好多,他們好珍惜生命,表達愛的方式很直接。」當遇見生命的無常時,921的生命故事讓我們學會,別讓沒向對方親口訴說的那句「愛」或「對不起」,造成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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