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信案(二)】媽媽,我身體裡的怪物長這麼大了——解嚴前夕一樁一百億元的金融犯罪

疑案辦 更新於 2019年07月21日14:12 • 發布於 2019年07月16日04:00 • 申飛

陰謀裡的陰謀

十信案至今三十三年,仁愛路圓環的敦南金融大樓,案發後出售給新光吳家,2011年,又為蔡家買回。看起來,這已經是台灣官商關係變化過渡時期的一則往事。但是提到這事,一般都說,蔡家依舊耿耿於懷,認為當時財務不佳、瀕臨崩壞的民間金融機構所在多有,並不一定要拿蔡辰洲開刀。被牽連的國泰集團員工,回憶起來,甚至以白色恐怖形容。

當時一位集團經理,在回憶錄裡描繪了國信集團破產拆解後的悽慘景象。營收不差的關係企業被破出讓,連王冠上的寶石來來飯店都不得不易主。許多中階主管一夕成為債務人,往來的中小企業負責人也成為票據犯。一大早,便有許多人在蔡辰男辦公室守候,大聲問道:「董事長,我們盡心盡力這麼多年,你一句話也不拿出來嗎?」

似乎,儘管宣示要「保障十信存戶權益、維護金融秩序穩定」,但是比起實際的員工存款受災存戶、被牽連的主管與中小企業,政府的介入更在意的,是如何拆解這個集團,而非追回去向成疑的金流,釐清真正的責任歸屬。

他說,在當時的眾多信用合作社裡,十信一直是經營最好的幾個,此前多家出問題的合作社,都是十信幫政府吃下來。國信部份,國信在業界績效良好,規模贏過第二名的中國信託許多。多年後想起,他仍覺得十信案或有國民黨政府借刀殺人的意味。手起刀落,牽連無數無辜。[1]

比起財政部報告批判的違背法令惡性重大,或是商業週刊透露的官商勾結,這後面似乎隱隱有著更深的謎團,說著還不能就此結案。

這條線索,把我們帶往黨外雜誌。相較於財經週刊,這些根植於反對運動的文章,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一言以蔽之,所有的經濟問題,都是政治貪腐,背後都有著陰謀。在多年後的今天,這些雜誌帶著一種奇特的歷史形象:那既是民主化運動的重要記錄,卻沒有太多人會重新拿起閱讀。它們多半是時效性的文字,充滿激烈的攻擊,比起事實,更多地反映了人們的憤怒,在有限的事實裡,傾注著種種臆測與謠傳,以填補對現實的困惑。

而這些在事實與謠傳之間的文字裡,正有著我們要找的東西。

1985年3月6日,蔣經國在國安會議和國民黨中常會上說了重話,要徹底整頓經濟犯罪。在2月3日,案發前夕,蔣已經宣示,「反對壟斷!反對特權!反對投機!」這一天,他更直接指示:「今年這一年當中,特別要整頓財務、金融和經濟方面存在的問題。」「政府官員一定要憑良心依法辦事。」

但是,黨外雜誌的撰稿者卻有不同解讀。

像獵犬一樣,他們鉅細靡遺地捕捉著官方媒體的片段資訊,填補裡面的空白。他們一一比對前後不一的宣示,編織黨職公職的系統,從人事升降調動的細微變動,推測整個權力結構運轉中,外界所看不到的核心決策。

在案發之後,始終「好官我自為之」的經濟部長徐立德,辭職前後的報導,便是一個例子。在整個二月,當跟官方關係密切的大報,代表企業界訊息的財經雜誌,都還在挖掘蔡家的種種不法,黨外雜誌已經將砲火全力指向國民黨的要員們。

報導獨家揭露,早在兩年前,台北市財政局擬定撤換蔡辰洲,將十信分拆為二的「斷然處置方案」,業經財政部金融司簽報,時任財政部長的徐,將方案壓了兩個月後予以否決,批示由合庫進駐輔導的溫和方案。

這中間的故事一點一點披露。報導指出,十信問題放款,經歷幾任財政部長,在張繼正任內的1979年還是11億,到徐立德任內,已經激增到1983年底的38億。這段期間,徐立德作為來來飯店香格里拉俱樂部的特級貴賓,手持價值200萬元的VIP卡,不時出席宴飲,招待三溫暖。1984年初,蔡辰男爭奪華僑銀行控制權之戰,儘管最終以不符華僑身份敗北,但在徐的護航下,政府以高價回購蔡家手上的股份。而徐成立「中華民國行政學會」,蔡辰男也慨然贈與辦公大樓,又將國泰信託總經理換為徐的親近同學謝森展,每天固定到財政部長辦公室跑一趟。

 

儘管在3月11日,因為輿論上的壓力,徐立德說出「雖然沒有政治責任,但我有道德責任」,請辭獲准。但是,黨外雜誌並不因此鬆口。相反地,根據請辭前後的線索,他們認為這只是斷尾求生的一幕政治宣傳戲劇。[2]

新的報導指出,徐立德突如其來的請辭,有著背後的動力。

不過幾個禮拜前,在十信案的風暴中,面對記者的提問,徐始終談笑風生,四兩撥千斤,對自己的官位顯得極有把握。只有一次,自立晚報記者單刀直入,問到他與國泰蔡家的密切關係,才幡然變色,怒摔電話。但也隨即在當晚請託友人,打電話向自立晚報社長疏通。當時,黨外雜誌推測,認為春節前監察院例會上,張一中等監委主動成立的監察小組,其作用不過是為了避免增額監察委員介入,而由國民黨監察院黨部主動請纓,作作樣子,正如前一年海山等煤礦連接出事,黨外監委提出調查,以釐清政治責任歸屬,卻為國民黨派出協查的監委牽制,一波三折,徐始終沒有到院接受調查,位置穩如泰山。[3]

但是,到了2月底,春節過後,院會開議,隨著2月26日立法院外頭出現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請願隊伍,國塑集團的債權人,在正門、側門高呼口號:「打倒蔡辰洲!」、「蔡辰洲是罪魁禍首!」、「立即逮捕蔡辰洲!」這時,執政當局,似乎也改變了策略,《中央日報》2月27日的三版頭條,赫然出現「十信弊案拖延五年未採斷然措施,財金單位是否予違法包庇,正根據數項疑點深入調查,金融司曾多次擬案追究均被擱置」的標題,直指徐立德涉嫌包庇。另一篇特稿則強調,即使無人包庇,至少政策失敗是事實,應有官員負起責任。

 

如果是在黨外雜誌上,這些內容並不特別,但是在直屬國民黨文工會的《中央日報》出現,那麼代表的是高層意志有了不同打算。三月上旬開始,《聯合報》、《中國時報》也紛紛跟進,「政治道德」、「政治責任」等字詞,一時間佔據了大小版面。與此同時,原本消極等待財政部不知何時才會送到資料的監察院專案小組,也突然動了起來,主動去財政部調閱資料,並派了兩個職員到部裡駐點。

撰稿者言之鑿鑿,正是在這時,當蔣經國宣示「政府官員一定要憑良心依法辦事」的發言經由各大報紙傳播之際,徐立德作為政府有心整頓作為的替罪羊命運,已經註定。一方面作為平息民怨的出口,一方面避免案情往上延燒,一方面也表現出政府的大有為決心。

而也在這時,監委小組「調查任務」大功告成後不經意的發言,進一步提供了黨外雜誌批評的口實。監察委員張一中表示,專案小組不眠不休調查弊案,蔣總統核准徐辭職,非常英明睿智,行政院主動負責,令人高興。專案小組的任務,也可以暫告一段落。至於有關單位的行政責任,最好等行政院妥善處理後,監察院再視情況調查。本應默默配合低調安靜的張一中,發言一出,讓原先規劃的「大有為政府」戲劇尾聲,頓時出現破綻。據稱,隔天張就被叫到中央黨部訓斥一頓,而張回到辦公室,對著職員大發脾氣,怒罵記者王八蛋,否認講過前一天的發言,認為記者裡面一定潛伏著陰謀份子。而專跑監察線記者裡面,則流傳著「再不打老虎只打蒼蠅,監察院乾脆併入行政院環保局」的笑話。[4]

5月20日,另一則雷聲大雨點小的餘波,也從側面予以這陰謀論有力的支持。

當合作金庫總經理陳曉鰲經過三個月的整頓,釐清帳目,使十信終於出現字面上的盈餘,卻傳出陳曉鰲與營業部經理被調查局審訊,送往台北地檢署偵辦的消息。

所以發生這戲劇性的一幕,在於3月定下戲劇的大方向後,遲遲未能完成的調查報告。儘管徐立德去職,在表面上對政府長期在金融監管失格負起責任,但是2月4、6、8日三天,風暴前夕,合作金庫為什麼還是緊急對十信融資30億元,卻一直沒有合理的交待。如果十信就要出問題,那麼誰批准了這麼大筆的資金流動?這筆錢又流到哪裡去了?

4月26日,被傳訊的幾位合庫負責職員,因為在歷次調查十信中,協助通風報信被捕(一說,他們進一步供稱金融檢查之鬆弛,陳總經理有包庇之嫌)。得知屬下被捕的陳曉鰲,面對記者質問,說出通通有獎的內幕:「有錯的人一大堆,要追究十信弊案,應該從上到下,通通有獎,大家一起來,對社會才有交待。」

陳出身銀行基層,資歷完整,受命整頓合庫時,他便強調,長久以來迴避蔡辰洲的搭線,而對於五鬼搬運的弊端,更有自信破解帳本的祕密,「十信的徵狀還瞞得過我這老醫生嗎?」這樣的老醫生,卻在此時遭遇指控,情急之下的發言,打破了先前在省議會報告合庫營業狀況時的公務樂觀面具。[5]

據黨外雜誌的報導,一向孤傲的陳曉鰲,向記者說道:「過去什麼話該講,什麼話不該講,我都有分寸。但是如果事情非常不合理,本來不該講的,我也要講。」

當初緊急融資的命令是誰下的?這黑鍋他既不願背,又不能公開說明,或許察覺到自己禍從口出,接下來陳曉鰲就稱病告假,失蹤近一個月。

在這短短的線索引起各方議論的一個月後,陳曉鰲再次出現在報紙與雜誌上,現有資料說法不一,《中央日報》上說他回應偵訊,表示融資過程並無不法,都按照開會程序,黨外雜誌則寫道,他坦承違法,只辯稱此違法情事早已行之有年,而不管是哪一份記錄,都說核貸前都向財政部請示報告過,此融資是政策性措施,不是他一人可以作主。至於向哪些人報告,他不作說明。[6]

陳曉鰲的大嘴巴,為他招來危機,但似乎也因為大嘴巴,讓他化險為夷。他先以破紀錄的20萬元交保,三天後,營業部經理也跟著交保,一場就要展開的風暴,突然平靜無波,據黨外雜誌指稱,高層權衡利弊,決定不繼續把陳辦下去。

這出爾反爾的奇異逮捕,沒有爆出更多的內幕,但卻隱隱約約,證明了內幕的存在,以及圍繞著內幕的種種權力運作技術。

 

接下來的黨外雜誌上,繼續引述不具名「財經權威人士」的消息,指稱財政部長陸潤康,及其背後主掌財金多年的行政院長俞國華,都脫不了關係,而十信案情的天天向上,也不當到徐立德為止。據稱,陸接任徐出掌財政部後,仍然秉持跟蔡家的合作關係,予以多方照顧。在立委質詢下,陸承認持有來來飯店貴賓卡便是一證。在案發前夕,陸也與蔡辰洲達成共識,因而批准了30億元融資,只是陸沒想到十信的窟窿30億竟填不滿,才緊急喊停,轉身翻臉,扮起果斷徹查的角色。而陳曉鰲脫稿演出,更讓陸決定落井下石,提供陳的違法證據給有關單位,一方面讓合庫作替死鬼擔起責任,一方面也殺雞儆猴,避免還有其他人口無遮攔。只是沒想到陳一口咬定上面對放款知情,而落得辦案也不是,不辦也不是的窘境。[7]

8月,隨著監察院最終調查報告的出爐,陸潤康在質疑聲中宣示負起責任,辭職獲准。但他也堅持自己問心無愧,將十信案歸諸於長期種下的種種制度弊端,以及歷任監管機構,為了維持經濟穩定,難以下定決心處置,反而自己是「以最大的決心,排除一切困難,斷然處置,是非自有公斷。」至於30億資金流向,他說,在案發前,2月初在市面謠傳下,十信各分社已經陷入擠兌,合庫如果不依法給予支援,將釀成更大的經濟風暴,當時融通的資金,只有一小部份流入國塑關係企業,主要是應對擠兌的民眾需求。[8]

但是,如果一切都如陸潤康所言,那麼5月的這起風波,便難有合理的解釋。在陳曉鰲被逮捕偵訊時,身為主管長官的陸即使沒有如黨外雜誌的說法「落井下石」,他卻不曾用這番合情合理的交待,為「無辜」的陳說上一句話。

 

黨外雜誌的報導有多少成份的真實呢?自然,在黨國體制下,權威人士難以具名,真的消息與想像的陰謀都只能用半公開的管道傳遞。而在這一層套一層的陰謀中,幾許確鑿的證據,需要多上幾倍的想像來拼湊成一個故事。可以確定的中小陰謀,也使得那難以測度,在權力最高處的計畫,在人們的傳播中,變得更為堅實可信。

在真實與想像之間,國民黨文工會(文化傳播工作會)對報社的指示,更為此添增一份支撐。在徐立德辭職獲准後,文工會邀請各報主管做了背景說明:「一、要強調政府一切依法處理,矢志維護經濟紀律的決心;二、要誇讚政務官的道德勇氣,勇於承擔政治責任的表現;三、各報要作到療傷止痛,見好就收,不要誤導民眾宣洩情緒。」[9]

於是,也在這裡,跟著這些使官方說法難以自圓其說的旁證,儘管沒有直接的證據,我們卻來到那隱隱約約浮現的權力運作機制跟前。那我們終於找到,應該加上引號的「可靠消息來源」所透露的,「十信案件本來就是國民黨一手導演的事件」,也越發顯得像是事件看不透的核心:

國民黨在江南命案搞得灰頭土臉,百般辯解也難以自圓其說之後,黨內決策者就亟思以另一件足以震撼社會的大事來轉移人民的注意,在陳啟禮與吳敦受審之前,揭發十信的弊案,對國民黨而言,是「夠本」的生意。江南命案對國民黨完全是負面的不利影響,但是整頓蔡家,揪出一些貪便宜的小官員,卻會贏得一般人的喝采。[10]

而這或許也就是親歷者使用「白色恐怖」一詞形容十信案的意義。儘管從今天的角度看,作為經濟犯罪的十信案,與今天用這四個字指稱的政治案件與思想壓迫,顯得頗為遙遠;但是回到當時,黨國體制的運作方式卻概括一切。在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依循著黨國體制進行分配而運轉的時代,蔡辰洲憑借在商場江湖打滾的動物性本能,察覺了體制漏洞與獲利方法,將上下打點,舖平道路,使自己的利益與黨國的利益重疊起來,甚至一度產生錯覺,這個體制正圍繞他轉動。比起站在體制對立面的抗爭者,蔡辰洲彷彿聰明得多了,但是,他的本能並沒有告訴他這個體制的真正構造:只要他的利益共同體一運轉失靈,這個體制的核心便會顯露出來,毫不留情地,為確保自己的生存,將他拋擲到深淵之中。

 

黨國內部的波浪

然而,案件似乎還沒塵埃落定。

追蹤那陰謀巨大輪廓的過程裡,有兩條歧出的線索,將我們帶向黨國體制內部的波浪。

一條是1985年8月20日,蔣經國的問話。一般認為與蔡家關係密切的蕭政之,指稱在國璽公司蓋章的借款都是人頭,他並不知情。他說,自己所以會被針對,是因為蔣經國次子蔣孝武有意接班,忌恨王昇人馬。在十信案發後,他一直打官司上訴,一路上訴到最高法院發回高等法院更審。一直到蔣經國因為徹查涉案官員進度之緩慢大為憤怒,問道:「蕭政之怎麼還沒有關起來?」蕭才終於入獄。[11]另一條是陸潤康在回憶錄裡,認為當時他所以在媒體上不斷受到攻擊,監察院報告直指違法失職,乃是因為「有人要這個位子」。反俞國華的派系,以之作靶,在暗地裡興風作浪。[12]

就現有的資料,我們無法證實蕭政之跟陸潤康究竟如他們的辯白般廉潔不染,或者,其實深深涉入與蔡家的往來,我們只能猜想,在比例尺上,這頭多一些,或往另一頭多一些。但從這裡,可以確定的一點是,比起一台精確殺人不見血的無敵機器,在那時,黨國體制更像是許多零件彼此咬合不齊的龐大機器,儘管佔有絕對優勢,聲音震耳欲聾,在聲浪之下,卻時常有卡住的狀況。

在黨外雜誌撰稿者眼中,國民黨是所有罪惡的根源,巨大的陰謀從核心指示層層下達,吞噬台灣人民長久以來打拚的經濟成果。但是,從這兩條線索,卻可以看到那陰謀的另一側面:黨國體制並非鐵板一塊,而是許多派系利益與人際網絡的疊合,財經行政官僚、國民黨部、情治系統,在這個體制裡各自尋求自己的利益,而即使是最高領袖蔣經國,他也不能完全掌控情況,並遂行最高意志。

對於黨外雜誌來說,這些區分並不那麼重要,撰稿者有時分出國民黨內部派系,著力宣揚黨國內部鬥爭之醜陋,有時又將各派混在一塊談論,彷彿他們作為貪腐的共同體,總是團結一致。這使得撰稿者透過十信案,用力抨擊黨國體制責任時,只觸及案發後權力對下的運作,而很少注意到權力結構內部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動。

在他們眼中,重要的是指出那巨大陰謀的存在,而這巨大陰謀是遲早要整個打倒的對象,也就沒有必要去仔細考察在「整個」裡面究竟有著什麼。這些在少許證據裡以想像力催生出巨大陰謀輪廓的撰稿者,目標是確定陰謀的存在,觸發讀者的憤怒,因而許多評論都帶有時效性,注重整個的無差別攻擊,有時,你會發現在前一期與後一期,原先勾搭在一起的惡徒,卻突然變成了仇敵,儘管各自讀起來都有理有據,在巨大陰謀的投影下,也確實都說出了真相的一部分,但是把各期排列在一起,你便會發現,儘管陰謀是確實存在於某處,但許多細節卻拼不起來。

 

在十信案中,比起黨外雜誌正面開火的財經官僚系統,砲火相對要輕的黨務系統,便顯示出這一點。

究其原因,或許是當時出任國民黨秘書長的蔣彥士,在十信案發佔據媒體版面的前一週,便已下台,而與之過從甚密的王昇,更在兩年前便被拔除要職,離開權力中心。對於黨外雜誌來說,已經無須分神浪費彈藥。至多,只是在戲謔的「台北要聞」版面上,補上幾則蔣彥士與洪小姐的婚外緋聞,寫道,與商界頗有往來的洪小姐,如何讓高層頭痛,甚至願意補貼洪小姐出國去紐約的費用,如今,傳聞將外放沙烏地阿拉伯大使的蔣彥士,或能與洪小姐來一段沙漠戀歌未可知。[13]

然而,比起風暴中的黨外雜誌撰稿者,當我們從多年後的今天回過頭,翻查比十信案那幾個月更長時間的資料,看到的卻是有些不同的歷史樣貌。從案件還在醞釀之際,首先拔除蔣彥士,在案情明朗之後,特別注意蕭政之,從黨政最高領導人蔣經國的眼裡,他更注意的毋寧是這一條線。日後,當時還是副總統的李登輝對十信的回憶裡,儘管因為並非主管官員,對案情著墨不多,也提及,蔣經國特別對他交待,蔣彥士不可再重用。[14]

在這些日後揭露的材料裡,比起拿蔡家作替罪羊,蔣經國在意的更多是黨務系統,或者說,黨務系統與地方資本家的結合,從這個角度回看,十信案會呈現什麼樣的面貌?

這樣,我們便來到各種版本的蔣經國傳記,我們必須進入傳記的細節,以及那些細節沒有寫到的地方。

 

 

[1] 蔡焜霖,《逆風行走的人生》(台北:玉山社,2017),頁239。

[2] 江楓,〈還是江南命案惹的禍:徐立德下台內幕〉,《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3期(1985年3月15日)。

[3] 李信義,〈如果彈劾徐立德,怎麼辦俞國華:監察院上演十信秀〉,《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2期(1985年3月10日)。

[4] 〈愛拍蒼蠅,不如併入行政院環保局:監察院十信弊案政治秀大走調〉,《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3期(1985年3月15日)。

[5] 〈十信案通通有獎〉,《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10期(1985年5月4日)。

[6] 〈合作金庫總經理陳曉鰲 接受調查局約談未說明向誰請示〉,《中國時報》, 1985年5月21日,第3版。

[7] 〈大案輕辦是既定方針〉,《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13期(1985年5月24日)。

[8] 〈斷然處置十信弊案 是非自有公評〉,《中國時報》, 1985年8月17日,第3版。

[9] 江楓,〈還是江南命案惹的禍:徐立德下台內幕〉,《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3期(1985年3月15日)。

[10] 江楓,〈還是江南命案惹的禍:徐立德下台內幕〉,《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3期(1985年3月15日)。

[11] 王丰,〈蕭政之和蔣家三代的恩仇〉,《亞洲週刊》。

[12] 陸潤康,《陸潤康回憶錄》,頁184-186。

[13]〈蔣彥士將外放駐沙烏地大使〉,《自由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1期(1985年3月4日)。

[14] 李登輝口述,張炎憲、陳博志、劉孟奇訪問,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四》(台北:允晨文化,2008),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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