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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犯》從日本小說改編為台劇——如何在類型裡,找到與當代社會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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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 2023年04月07日03:14 • 發布於 2023年03月31日05:38 • VERSE
《模仿犯》劇照。(劇照/瀚草文創提供)

文字:田育志

日本作家宮部美幸以泡沫經濟後的日本樣貌為背景,創作出的小說《模仿犯》,自1995年11月開始連載,經編輯修改成書冊後,2001年發行上、下兩冊單行本,台灣則是在2004年發行中譯版本。經過20餘年,改編自這部經典作品的台劇《模仿犯》,在3月31日上架Netflix。這部作品從企劃發想、劇本改編、拍攝後製,歷經近4年時間,本文將透過製作、導演與編劇三方的分享,一窺鏡頭之外的幕後故事。

「在製作完《誰是被害者》之後,一直在思考還能在刑偵劇做什麼樣的累積。」這次在《模仿犯》擔任執行製作的陳凌立說道,瀚草文創想在這類型上持續有所創新,恰巧導演陳國富向製作人曾瀚賢提及《模仿犯》這部作品,故事中因社會形態改變所引發的犯罪事件,也是台灣社會曾有過的經歷,於是決定將這部小說影視化,改編成台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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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這個改編企劃,是2019年之時,導演張榮吉剛完成《下半場》這部作品,曾瀚賢就找上門來討論。宮部美幸筆下對人性刻畫的細膩,加上事先知曉要影視化,張榮吉每每在閱讀小說《模仿犯》時,畫面在腦海中一一浮現,即使改編經典作品仍然是股不小壓力,但他還是十分興奮;共同擔任執導的張亨如也有類似感受,「雖然書中有那麼多角色,宮部老師在描寫不同人性的灰暗與幽微處,都非常立體。」

而編劇之一的王加安則回憶道,除了小說本身引人入勝之外,台劇《模仿犯》的故事背景設定在九〇年代的台灣,做事前功課時,發現當時社會對娛樂的看法、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訊息接收方式等,都和現代大相逕庭,深深吸引著王加安的目光。另一方面,關於人為什麼會犯罪?犯罪心理是什麼?也是改編過程中讓她忍不住愈挖愈深的地方。

「都說拍電影會有電影之神在無形之中領導,《模仿犯》從劇本開發到拍攝,也有類似情況,這都是因為宮部美幸老師提供了豐沛的角色情緒和文本。」張榮吉堅定地說,在工作過程中,如果卡關或走偏,腦海中就會不自覺浮現小說中的文句——「真相不論被丟到多遠,它都會自己找到路回家」,提醒大家要回頭思考原先故事想傳達的內容,所以對於《模仿犯》的改編與拍攝,他始終滿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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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犯》幕後團隊堅強,導演張榮吉(左)與金獎攝影指導陳克勤(右)。(幕後照/瀚草文創提供)

原定的故事發生在未來?

只是王加安口中所說的九〇年代故事背景,並不是最初的設定。在劇本開發的前兩年,團隊將劇情設定在近未來的2023年,反覆開會討論、交流、修改出大致劇本,但在2020年底,製作人曾瀚賢決定一切打掉重練。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是12月14日,瀚賢說要捨棄先前的版本,全部重新再來,詢問我願不願意加入團隊?」一直以來都是宮部美幸書迷的馬克明,就這麼接下編劇統籌的任務,由於先前不是主要參與的編劇,反而讓她能以較客觀的視角回頭盤點改編過程的卡關與盲點。

再次梳理後,馬克明提出自己的觀察,在近未來的設定下,眾聲喧嘩的現代對故事中想討論的「善惡」看法並不一致,每個人對於犯人運用科技犯案的想像也不同,「因為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導致大家都隱隱覺得原先的故事少了點什麼,後來才決定把時空背景修改成九〇年代。」

馬克明認為,這樣的調整與其說是種靈光閃現,更近似水到渠成,身處現在這個時間點,對於九〇年代已能有較清楚的輪廓和定論,台灣在那時也有彭婉如、劉邦友與尹清楓的「三大命案」,加上第四台興起,新聞與娛樂藝文之間的界線模糊,引發社會上人心惶惶的情境,以及對善惡的討論,都與小說撰寫的時代背景及氛圍有所扣連。

張榮吉則是補充道,另個關鍵在於「辦案的侷限性」,在到處都有監視器的2023年,已有許多「科技執法」能協助;但《模仿犯》情節裡,兇手可以隱身幕後許久,正是因為當時檢警辦案的方式有所侷限,為了接近真相,得抽絲剝繭檢視人與人之間的層層關係,才能讓故事影視化成影集後,在每一集都有勾人之處。

「劇本當然有許多可能性,但找定能讓觀眾辨認出來的世界觀,可以確保大家看到的世界是同一個。」馬克明直言取對世界觀是改編劇本的首重,對影集《模仿犯》來說,確立九〇年代的世界觀,後續才能以此為基底進行改編。

挑戰與跨越

將故事背景設定在九〇年代後,作為編劇的馬克明跟王加安都表示,心靈上的壓力是下一個改編階段的挑戰。馬克明說道,打開編劇夥伴在電腦上的搜尋紀錄,乍看之下,會以為是個殺人魔下的關鍵字,但這是做為改編《模仿犯》的必須,這部以數個犯罪案件貫串起劇情的作品,不只是犯罪手法,還有犯罪者的心理等課題,都是編劇需要搜集與閱讀觀看的資料。

「要把田調內容吸收轉化成劇本裡的文字,覺得每天都像反覆被碾壓著。」王加安說起那段日子不緊要接觸許多殺人犯的故事、了解與屍體有關的知識,又是在疫情期間撰寫劇本,心理上感受到巨大的壓力與漫長的孤獨感,幸好有劇組團隊一起努力,才能順利完成這份工作。

而由於經歷一次的砍掉重練,進入拍攝期之後,時間有所壓縮,張榮吉與張亨如分成A、B兩組同時開拍,王加安也跟著進組,準備隨時調整劇本。「《模仿犯》的故事有太多邏輯需要釐清,一但無法連貫,就會產生bug,加上演員們在表演時會提供回饋,必要的話就得修改劇本。」張榮吉說道,能有一位編劇在現場,幫上很大的忙,兩組導演在拍攝時各自碰到的狀況會第一時間反應給王加安,讓她在劇本上做統整,也才能讓自己跟張亨如的拍攝內容能順利銜接上。

張亨如導演此次在《模仿犯》對於角色、劇本的琢磨都有高水準的發揮。(幕後照/瀚草文創提供)

類型與資源

至於製作方的角度,為了盡可能呈現九〇年代的樣貌,在美術、道具、場景上,下了相當大的工夫。「劇中的電視台、專案小組、地檢署、犯案的地下室,都是從無到有搭建出來,自然也反映在成本上。」陳凌立苦笑著說,要找到合適該年代場景已經相當困難,又是在疫情期間開拍,許多主場景都是採取空屋搭景。

「拍類型片一定是比較花錢的,但是當預算規模沒有到達一定程度的話,很容易做成半調子,反而扼殺作品的呈現。」張榮吉與張亨如不約而同地回應。《模仿犯》在Netflix的挹注下,除了能有較充裕的資金進行拍攝,配合Netflix強調劇種類型得相當明確的要求,進入剪接階段後,劇組也為此補拍幾場戲,加強犯罪元素,也因此邀請艾美獎得主尼爾貝爾(Neal Baer)擔任編輯顧問,以及在忠孝復興站與中山站製作大型廣告版位與裝置等,都讓這部作品更面面俱到。

經過近四年的籌備、開發與拍攝製作,《模仿犯》終於要與觀眾見面,這也是繼《誰是被害者》後,瀚草文創與Netflix再次合作的影集。「刑偵、犯罪類型的劇種,固然在事件跟形式上有一定的表現方式,但瀚草文創一直在做的,是希望能在這樣的故事與角色裡,找到跟當代有共鳴的點,讓觀眾有代入感。」回望《模仿犯》走過的歷程,陳凌立從製作方的角度,給出這樣的說明。

曾瀚賢則在最後補充道,不論是改編、拍攝或是製作等方方面面,《模仿犯》背後有許多努力是觀眾看不到的,但仍然有人願意繼續投入。「希望我們這次在場景陳設、後製特效等製作的投入,能多打開一點台灣市場對審美的想像,讓大家知道說,台灣影視產業是值得這樣做的,這樣這段時間的辛苦,也算是有留下些許影響了。」

《模仿犯》主創團隊。(攝影/蔡耀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