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故事的人】吳念真：我不是知識份子，我是普通人

真實的故事

台灣新電影留給現代觀眾最深的印象，是他用自己，深刻了侯孝賢的「鄉村」、楊德昌的「都市」，最後觀眾都能在這些電影裡，透過他，看到自己。

每當他開始回顧著瑞芳礦坑的童年時，他總是會念念不忘一位名為「 條春伯」的工人。

條春伯是村裡少數識字的人，所以，村裡的人如果有需要寫信或是需要讀信的時候， 總是會請條春伯來幫忙寫信或是解釋翻譯（ 國語翻成台語）信。條春伯會以自己的方式與話語，轉化村民有時夾雜髒話、有時夾雜毫無重點的日常對話的文字敘述，他會寫成書信上規規矩矩的文字，讓收到信的人很快就能理解，他有時也用自己的方式將信上充滿怨言與憤怒的文字（多半是討錢討生活費），轉化成婉轉但不失原意的口頭敘述講給村民聽。

他覺得條春伯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於用這些淺白的文字，找到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平衡，思考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之後，用這種方式真正幫助了不識字的村民。

在他年幼時，條春伯是他心目中的知識份子，這個人深深影響了他，一直到成年後的數十年，已經用「 說故事」 這項天分賴以為生、聲名大噪時，他還是念念不忘著條春伯當年告訴他的這段話： 「你有能力的話， 應該替旁邊的人做些什麼。」（推薦閱讀：吳念真寫給台灣的一封信：世界上偉大的事，都是年輕人弄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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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用「故事」，一直不停地替台灣人發聲。

他做工出身，學商畢業，最後選擇的人生道路卻是文學，就是因為擁有各種不同的經歷，看過太多在身旁發生過的奇特故事，所以，想像出的故事，寫出的故事，形形色色。在他的電影編劇黃金期八○年代，他寫了講述歌舞圈姐妹花的心酸故事《台上台下》，寫了講述退伍老兵的愛情故事《老莫的第二個春天》，也寫下取材於他的母親講述過的鄉里故事《八番坑口的新娘》。

直到現在，故事還是他的生財工具，那是他翻轉人生階級的鑰匙，是他拿在手上準備反擊這世界不公的銳利寶劍，也是他的信仰。編出的每個故事，都是從虛構中反映出真實，把現實生活的社會問題寫在劇本裡，弱勢的、底層的、醜陋的真實，用最淺白的方式，虛實交錯，透過電影放映機的光照射在黑暗銀幕上的同時，傳達給觀眾似簡卻深的道理，因為他用故事包裝著，他想說出口的真相。

而他的本事在於，不論什麼樣的環境與時代裡，總能說出貼近人心的故事。

我們都知道，故事的基本元素是空間、時間、角色、情節這些可變可動的因素，但是，喬治．盧卡斯曾經說過，從古至今，所有的故事類型其實一共只有二十五種，再怎樣厲害的花稍變化，都只是在前人原有的基礎上做出細微進步。千年前的「 希臘悲劇」 與莎士比亞的「 四大悲劇」，到了二十一世紀風行的漫威《復仇者聯盟》 電影系列與飆車電影《玩命關頭》 系列，都是在用類似的方式說著相似的故事，而每一位說故事的人的差別就在於，如何在虛構的故事裡頭，放進自己觀察到真實的「細節」，讓你感動讓你哭。（推薦閱讀：吳念真、阮光民的創作哲學：生活不用筆記，會忘記的事就是不重要）

所以，他將自己真實的細節，放進「台灣新電影」裡。

身為上個時代台灣新電影的推手之一，他在全台灣最不可能創新與改革的國營電影公司，與當時的總經理明驥明老總，與總是會互相鬥嘴的作家小野，一起在全台灣電影院戰場的西門町，矗立在人潮最多的廣場那幢「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 的辦公室八樓，每天絞盡腦汁，不停地構思企劃與故事，努力與當時台灣的風氣連結，試圖以電影反映當代人的真實。

事到如今，台灣新電影留給現代觀眾最深的印象，是他用自己，深刻了侯孝賢的「鄉村」、楊德昌的「都市」，影響了後輩的電影人。

侯孝賢說，他的筆名來自於他的初戀情人， 告訴自己「 不要再掛念阿真」 ， 雖然像是要告訴自己「 已經錯過的事物就不要再留戀了」 。但是這也像是太過留戀， 所以要把她的名字放在最醒目的地方， 跟自己永遠相連在一起，變成這個被譽為「全台灣最會說故事的人」的象徵。

這個筆名的意義是前者還是後者， 他曾經公開說明過幾次（ 妹妹投稿時幫他改名「 念真」 ， 後來想改筆名報社告訴他「 前面加個『 吳』 就行了啦」），這個故事發展至此，也被侯孝賢拍成電影《戀戀風塵》。

但是他說，當他第一次看完電影成品卻有些困惑，因為這樣的故事對他的「真實」來說非常「 不真實」，看著被虛構過後的事實，產生一種意識錯開的既視感，但是這樣的故事卻一直不停地在兩人之間的合作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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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侯孝賢合作多次，從一開始的《兒子的大玩偶》到最後的合作用他真實的虛構，回顧父親人生的自傳電影《多桑》，將他的「鄉村故事」 化成一種「寓言」，觀眾總能在其中找到，我們曾經發生過但已經被遺忘的細節（不擅言語的父親之愛， 從來不曾說出口的「 我愛妳」），因他的過去而感傷，因他的細節而懷念。

在楊德昌不長的電影生涯，他替他的第一部長篇電影《 海灘的一天》編劇（ 也演出了一個客串性質的角色「 公司職員」），一直到他最後一部電影《一一》，他擔當了這部電影的主角，這個一開始就以他為本的角色「NJ」（連英文縮寫都一模一樣）。（推薦閱讀：楊德昌《一一》經典重映：其實我再也沒有愛過其他人）

他說，當楊德昌找他來演這個角色時，原先想推掉，他沒有辦法擔當電影主角的大任。但當他知道，楊德昌是觀察到他疲累的一面（ 當時在忙台灣電視圈開始風行「 台灣鄉村行腳節目」 的濫觴《台灣念真情》 ），看到他對世事萬物那種無可奈何的態度，所以決定找他來演這個社會常見的普通人，聽完理由之後，他點頭。

在電影《 一一》的開頭，NJ 在婚禮中回家拿東西，但卻忘了自己要拿什麼，下樓之後再上樓，苦思著「 我到底要幹嘛啊」，最後，什麼東西也沒拿就回去了。這個總是忙到忘東忘西的中年人樣貌，是楊德昌對他最真實的細節描寫，也是楊德昌想要在他的真實裡，放上當代忙碌都市人的共同象徵：我們總是不停地錯過，錯過了家庭，錯過了愛情，最後，錯過了人生。

他的這些真實，激發了台灣新電影，激發了侯孝賢與楊德昌的思考，最後都留在他們的電影裡面，最後觀眾都能在這些電影裡，透過他，看到自己。

關於自己，他寫小說，寫電影劇本，當中影公司的編審，當電影導演，當節目主持人，拍膾炙人口的廣告，想出簡單好記的廣告對白，他忙的事情太多太多，事業有成功也有失敗（ 第二次執導的電影《 太平・天國》 票房與評價不比第一次執導的電影好），而自己的人生，有高峰也有低潮，有時，他會用故事記錄這些過往。父親的人生，他拍成電影《多桑》，弟弟的離世，他寫在散文集《 這些人，那些事》裡，用故事的方式，記錄這些真實，記錄自己的情感。

十幾年前，在他第一次執導舞台劇《人間條件》時，在出版發行的劇本書前言寫著，他認為自己不是知識份子，只是一個說故事的人，在「 商業跟藝術」之間， 他覺得自己是偏向商業，就像日本每年都會拍出一兩部《男人真命苦》來維持松竹電影公司收入的導演山田洋次一樣，他們都會在這些簡單直白的劇情裡，用喜劇，用悲劇，寫下對人性的觀察，最後，描寫出最真實的「人」。

二十一世紀初， 他從電影跨足舞台劇， 他寫出一連串關於「 台灣家庭」 的舞台劇本《人間條件》 在台灣一連上演十幾年，從第一部寫到第六部，舞台劇的名稱取自於日本名導小林正樹的反戰人道主義電影《人間の條件》，這個五十年前的電影系列，當年拍到故事的第六部就完結，然而，五十年後，這個台灣的「國民戲劇」，卻不甘只停留在第六部。（推薦閱讀：不確定是一件好事！哈佛校長福斯特的畢業演說：「用你的人生，說一場新鮮的故事」）

可能就像他的筆名一樣吧，雖然告訴自己已經錯過的事物就不要再留戀了，但是，它放在記憶裡，總有一天就能透過虛構的文字，把它轉化成真實的感情，表達出來，散播出來，就像當年條春伯告訴年幼的他，這是他的天分，也是他的責任。

他的筆不止歇，故事還會繼續說著。

吳念真

一九五二年出生，本名吳文欽，畢業於輔仁大學會計系夜間部，曾連續三年獲得聯合報小說獎，並獲得第十屆吳濁流文學獎。一九七八年開始創作電影劇本，一九八○年進入中央電影公司擔任編審，「台灣新電影浪潮」的推手之一。

近年事業重心轉向廣告拍攝、執導舞台劇，及紀錄片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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