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長照不再成為悲歌　司法官學院研究個案提出解決之道

近年來，長照殺人新聞事件頻傳，這些弱勢的傷痛，也成為社會莫大的傷痛，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為深入瞭解此一特殊犯罪議題，在去年度完成了「家庭照顧者殺人」判決書類分析研究，從法院的視角下，分析這類案件的行為模式希望透過社福機構及社區關壞加以預防，若是不幸發生，也提出擴張司法裁量空間，以有效解決社會困境。

殘忍的背後—長照殺人事件簿

1名79歲的老婦人，散盡家產照顧患有重度身心障礙的兒子50多年，疫情期間，她與家人陸續確診，在身心俱疲下，想到自己已經高齡老死後沒人照顧兒子，在考慮許多後，用封箱膠帶纏繞兒子口鼻悶死，老人家怕兒子在路上沒錢花，還在兒子的口中塞了1萬元的紅包，然後一直守在兒子身邊默默的流淚，台北地檢署調查後認為老婦人涉犯《刑法》殺人罪，今年3月間依法起訴。

69歲的蔡姓老翁，不忍妻子久病臥床30多年，在醫院內拿著衛生紙外包裝塑膠袋悶死妻子，然後再向護理站告知他殺了妻子，老翁被台北地檢署起訴後，法院審酌他主觀上認為久病的妻子可因死亡而獲得解脫，其惡性相對較輕，且犯後即自首也坦承自己所為，其子女也都幫他求情輕判，法院最後依殺人罪輕判2年6月徒刑定讞。當老翁入獄服刑時，還告訴兒子「給媽媽一個公道」，要他不要難過。

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張瓊文指出，過去2年間，我們看到許多類似的報導出現，我們會去關注到這樣子一個罪名，有可能是在疫情或是在這幾年一個超高齡社會進展底下，讓這樣子的案子越來越受到注目，因此，中心就以這樣子的一個題目為主題，進行判決書的分析，主要觀察這些事件上了新聞後進到司法端，在法院裡是怎樣來被法官看待。

就判決書的分析，主要的軸線有2個，第1個是有關於這些案件的犯罪事實與特徵，第2個是著重這些被告最後獲得的刑度及法院的量刑分析。研究方法是從司法院的公開判決書做一個搜尋，經過關鍵字的檢索後得到66筆資料，經過研究者篩選，因為主要研究目的是照顧者殺害被照顧者這樣一個類型，進行剔除之後，得到26筆判決，是歷來我們可以搜集到截至2023年4月研究時間的判決書。

在進行判決書分析時候，有2個無可避免的研究限制，第1是因為判決書分析的關係，在檢視個案故事時，會受限於法院針對構成要件、量刑做判斷，因此呈現的是法官在審理個案的視角，而非故事全貌。第2是在觀察長照殺人事件時，會發現有很多個案，在犯案後潰究，因而有自殺的行為，若是自殺成功的就不會進到判決書裡面。

長照悲歌的發生多非僅止於經濟因素　且多數未曾對外求援

而經過篩選而出的判決書中，研究發現，在犯罪特徵與背景，行為人多數為男性，案發季節是秋冬略多於春夏，時間則是晚間略多，比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承審法官在判決書中的敍述，只有3成多的家庭是屬於經濟困境，在全部的判決書裡只有2成多的案件有尋求外部機構的支援。

由此可以注意這類案件會發生殺人的結果，在真實的情況下，可能真的是面臨到經濟困境，但卻無法在判決書的裡的結果能夠得到這樣一個直接證據，證明因為經濟困境導致他們去進行殺人的選擇。另外這類案件尋求外部機構支援的比例相當低，這也可以讓我們思索，如可去鼓勵這些有照顧需求的家庭，如何向外求援。

另外在比較照顧者以及被照顧者的身心狀況，被照顧者大約有4成是沒有生活自理能力，或是無法自主行動或是言語程度，這對於照顧者來說，一來沒有辦法從這些被照顧者去獲得情感上回饋，二來這樣子去照顧一個沒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人來說，他的壓力是相當鉅大的，而在照顧者身心狀況，有7成的照顧者不是有身心疾病就是處於一個身心狀況不佳的狀態。

在照顧身分類型上　以父母照顧重度失能子女的情形最多

在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的身分，長期照顧一般比較會想像到的是夫妻以及子女照顧父母的狀況，這類情形在判決書裡佔了一半，手足互相照顧的有少數幾件，但特別值得注意的事，父母照顧子女也佔了4成左右的案件，這類照顧狀況在社福界稱做雙重老化的現象，這個情況呈現父母照顧的子女出現嚴重的身心障礙，而這類心身障礙的子女，身體老化的現象比常人還來得快，這也表示這類家庭會面臨到照顧者及被照顧者同時老化的雙重壓力，這也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分析照顧的時間，有非常多的案件的照顧時間，都長達到10年以上，這也呈現出這類家庭長期落在一個相當大的困境之下。

超過一半的案件　獲得兩次的法定減刑

最後在研究這類案件的判決結果，大部分的案件都是成立《刑法》第271條第1項的殺人罪，法定刑是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是死刑，但大部分的案件都會符合《刑法》特定條件，可以依法減輕的規定適用，像《刑法》62條的自首、59條的情堪閔恕。

譬如，一個案件觸犯殺人罪，最低法定本刑10年以上，今天若有自首，最低法定本刑可以往下減為5年，若又有情堪閔恕情況，可再往下減為2年6個月，法官就可以在2年6個月的底線去做一個適當的裁量。

在量刑考量的因素，最多被法院提及的是犯罪動機，而這類案件的行為人多是身心受到極大壓力，或是有利他想法，使被害人獲得解脫。其次是犯後態度，像是被告相當後悔，也獲得死者家屬的諒解，這些都是量刑考量的因素。而這類案件的平均刑度都相當低，是4年10個月，與最低法定本刑10年相較是相當低，這也證明有依法減輕其刑的比例相當高。

雖然長照悲歌系列案件中，平均刑度雖然僅4年10月，但若要給予緩刑宣告，必須要在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這也反應法官在審理這類案件時，是否能有足夠的空間，給予這些行為人一個適度的量刑。

擴張司法裁量空間　解決社會困境

因此法務部在去年2月間，曾針對長照悲歌的案件提出幾個可能的修法方案，供社會各界參考，這包括提出以緩起訴、緩刑、或新增罪名擴張法定刑度空間等不同修法方案，希望能夠讓照顧者在面對司法時，能夠提高獲得情理相符判決結果的可能性，這也與研究成果，需擴張法官在這類案件裡可以裁量的空間的情形相符。

再者，現行的緩刑規定是2年，很多案件無法進入緩刑的框架，導致這些被告必須要入獄服刑，他們所受到的心理創傷及如何復歸社會也特別值得注意，最後就是建議在社會福利層面上，必須要提供家庭照顧者更多穩定的關懷，根據實證研究，特定的犯罪特徵，也有可能成為我們去判斷有沒有犯罪高風險的一個情境辯識，同時也建議利用社區的力量去關注這些家庭照顧者，去支持及讓他們有一個喘息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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