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是四、五十歲，還是只有三十來歲，當你明顯感受到過去所信任的事物不再可靠，如世界觀的動搖、關係的破裂等，這些不安與痛苦都正提醒你，「中年轉化」的必要時刻已來到門前，但要成功的中年轉化，我們還得先面對「中年危機」。
每一個人都從父母及早期環境身上學到一套生存的邏輯，這些邏輯有時候是適應性的、有些則反過來不斷與現實衝突，又加上成長經歷、人際及外在環境所帶來的各種創傷⋯⋯
大部人人最終連滾帶爬的撐過來，拚命作出自以為所能做的最佳選擇，並建立起一個社會早期的自我認同──榮格派心理分析師詹姆斯‧霍利斯（James Hollis）稱之為「暫時性人格」[1]。
每個人的「暫時性人格」其實都是脆弱的，因為在建立的過程中，心靈不斷經歷各種分裂（潛抑的、否認的、忽視的），才建立起眼看風光的面具，以及不為自己認識的面具背後的殘缺。
心理學家佛洛姆（E. Fromm）指出，人們都在共有的處境下被形塑出一個「社會性格」，如「X 國人都是怎樣怎樣」般的國民性格刻板印象。社會性格的養成，代表人們吸納了許多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並把許多原本屬於自己的部份吐掉。
但不論是暫時性人格還是社會性格，我們曾深信的許多「理所當然」的事物，其實都是缺乏驗證、片面又個人理想化的主觀信念罷了。
一旦生理、心理、社會某一層面的動盪，如大病一場、伴侶不忠、工作失敗，中年危機便連同過去被排放到潛意識中的傷痛，一併如海嘯般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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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願景：從衝擊，反思，到改變
每個人的中年危機所代表的意義都不同，但其心理學的核心願景是一致的：從反身省思，到重新出發。
《人們如何改變》的作者，精神分析師 Allen Wheelis 說：「對主人來說，危險在於奴隸會反抗，而且在反抗中創造並確保了他作為自由人的身份。」[2]
奴隸從服務主人的工作中獲取回報，就像人們花費半生，拚命建立起自信的「暫時性人格」，然而，這些讓人確信的「主人論述」（Lacan 所指的 The Discourse of the Master）其實一再約束人們思考、教人們只會不斷追求慾望的爽快而失落。
最終，人變得分裂，我們從未真正認識自己。
因此，能引發反身省思的「（自我）懷疑」，往往得透過中年危機的降臨來驅動。
不能逃避：傷害既已造成，改變必須發生！
在心理諮商工作中，我看過許多人到中年才發現家人、枕邊人、友人其實是個「陌生人」，促使他開始懷疑自己過去的種種選擇與信念。
好比一名三十多歲的男士，在國外唸博士期間，仍每週跟媽媽聊上幾個小時電話，學成歸來以後，更是每天跟媽媽黏在一起。作為一名「媽寶」，男士從未活出自己。
然而，中年危機已經來臨，他媽媽施展的控制欲以及太太忍受多年的離婚想法，正迫使他重新檢視人生。
如果一直延續暫時性人格，人即便生活富庶、兒孫滿堂，在深度心理學的角度，那人也只是半活而已。
這位男士可以繼續拖延，把問題丟給兩個女人去廝殺，卡在榮格所說的「母親情結」（mother complex）裡，逃避成長為真正成熟的男人。
中年危機確實是改變的契機。玄妙一點來看，是「我們的心靈組織了這場危機，製造了這個痛苦，而那全是因為傷害已經造成，改變必須發生」[3]，一如霍利斯在書中如此寫道。
因此，如果男士夠勇敢，就會開始反身省思：我為何做不出選擇？我怎樣一直活在母親的陰影之下？
這真的是我想要的結果嗎？我自己能為這些事做什麼行動？
最終，當他能夠重新出發的時候，他才可能真正明白自己的心意。也許他得出自己只是虧欠母親、甚至不愛太太的結論，那至少也總比逃避自由來得正義。
人必須反抗服務了半生的暫時性人格主人，才得以向自己送上並證明作為自由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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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過後，我們可曾找到成熟的路？
最後讓我們再思考一件事：人要是「足夠健康」而無需建立暫時性人格，是否就不必經驗中年危機？
理論上也許能夠如此假設，只可惜人生並非理論，我們無可避免受到從社會到家庭、父母到個人潛意識的力量所影響，因此暫時性人格必然會產生，有待我們在中年去轉化它。
也像佛洛伊德說的，潛意識中沒有「死亡」的概念，每個人都知道生老病死的必然性，但在中年危機以前，幾乎在情感上又從不相信這件事。
所以，即使有一個人從小家庭幸福、身體健康、事業又成功，他大概比一般人更容易去理想化自己的狀態，提前耗盡年輕時的活力。
那麼，他的中年危機就是去面對肉身的可朽與自我理想的衰落。
許多人的幻想，是身體機能和容貌會一直保持年輕時的樣子，這事可延續到三、四十歲。如同一位幾乎沒有朋友的男士，整天只想著如何考取更高的功名、換取更好的待遇，但才剛三十歲的他，已經熬夜熬到滿頭白髮，他還沒有從憔悴的面容中看見自己的「永生情結」。
作為一名心理師，我雖然幫助過不少中年人走過他們的中年之旅，但其實轉化力量的必要條件，是人們自己的懷疑與覺察、求變的勇氣與耐心。
雖然每個人面對中年危機的形式和意義都不同，但其中的痛苦都是一次改變與轉化的召喚，真正的成年，正在前方等待我們跨越恐懼，拯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