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時期的西藏有多慘？犛牛被宰來外銷、連人骨都拿來煮湯充飢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吃佛：從一座城市窺見西藏的劫難與求生​》，為閱讀需要，部分擷取內容有些許調整）

共產黨認為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是社會的兩大罪惡。他們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摧毀封建主義，又不至於讓自己淪為帝國主義。他們無法直接強迫藏人「改革」。為了符合他們宣言的崇高理念，他們需要藏人心甘情願地主動改革。為了說服藏人，他們派遣年輕的新同志（有些還在讀高中）來傳播訊息。這些年輕的中國幹部到處譴責貴族與寺院的腐 （寺院亦持有大量的土地），德勒現在還記得他們的宣傳辭令。

「你們將是自己的主人。」中國幹部向貧窮的藏人承諾，「我們會推翻地主。」「你們再也不會遭到剝削了。」「宗教是迷信，你們拜的是魔鬼。」 

大規模反抗從未發生，但這種宣傳辭令確實吸引了那些想靠財富重分配來改善個人命運的藏人。加入共產黨的藏人稱為「積極分子」，藏語稱為hurtsonchen——最低階的執法者，告密及毆打反共鄰居的同流合污者。身為Hurtsonchen的好處是，他們可以從富裕的藏人那裡掠奪衣物、鞋子與居家用品。但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會流向共產黨掌控的公社，那些公社比最糟的地主還要貪婪。

那一代的藏人把那個時期稱為ngabgay（亦即58，意指1958年）。就像911一樣，那是一場浩劫的簡稱，由於浩劫大到難以言喻，只能以數字表達。不過，也有一些比喻性的說法，例如有些人稱之為dhulok，那個大致上可譯為「歲月崩塌」 或更聳動的「天地變色」。

西藏東部的「民主改革」，與毛澤東推動的錯誤經濟實驗「大躍進」大約同時發生。就像許多災難一樣，這是野心失控的結果。毛澤東是烏托邦主義者，他不僅希望創造新的社會，也想創造進化的新人類。他認為，人類可以超越一己私欲去追求公益，透過集體合作來提高生活水準與國家產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需要把七億人口集中到合作農場。

即使看在德勒這種幼童的眼裡，毛澤東的改革顯然也註定失敗 。負責改革藏人的中國幹部沒有放牧經驗，更沒有在高海拔地區耕作的經驗。中國軍隊大多來自地勢較低的地區，他們不知道大麥是高原上唯一能生長的穀物，海拔更高的地方，根本無法種植任何作物，比較適合放牧。

（延伸閱讀：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進到西藏　缺糧的紅軍竟然把「佛像」煮來吃…）

但是，他們在毛澤東的洗腦下，不相信那些靠土地為生的藏人代代相傳的生存之道，堅持認為藏人很落後。「因為漢人是革命的主力……任何反對向漢人學習、不願接納漢人幫助的想法，都是完全錯誤的。」當時一位政令宣傳者這麼說。牧民被迫把牲畜交給合作社，但合作社並不知道如何畜養那些牛羊，他們以牛隻來耕種田地，但那些田地始終長不出作物。 

結果導致多年的歉收及動物的死亡。在作物歉收的草地上，植被變得光禿禿的，風一吹，就吹起滿天的塵土。共產黨的幹部不懂藏人的生存同時需要牧民與農民。

為了獲得足夠的營養，牧民需要拿動物產品去換取穀物，這需要有市場。而今，市場關閉了，禁止買賣糧食。國內旅行禁令也導致大家無法與其他村莊交易貨物。德勒的母親從拉薩回來後，有時會趁著深夜騎馬去造訪另一個村莊的表親，拿奶油去換大麥，以防家人挨餓。她一年只敢去幾次。 

藏人與漢人不同，藏人鮮少經歷飢荒——唯一的例外是一九三五年與一九三六年的「長征」時期，紅軍大舉破壞了他們的糧食供應。過去，藏人很窮，由於高原缺乏新鮮蔬果，他們常營養不良，但很少挨餓。 

當時，很少藏人吃素。在無法種植許多蔬菜的地方，吃肉是必要的。他們宰殺犛牛時會不捨地誦唸禱文，為殺生致歉，因為那個有知覺的生命可能是他們認識的人轉世而來。一頭犛牛可供一家人吃上好幾個月。 

羊卓雍錯附近的一隻犛牛（圖片取自維基百科）

犛牛是鄉村賴以維生的重要物資。犛牛常與母牛雜交，生下犏牛（dzomo）。犏牛的泌乳量驚人，每天可產七公升的牛奶。犛牛的每一部分都可以吃，不止提供精選的肉塊而已。藏人把牛奶製成酥油，再把酥油加入鹹茶中，製成酥油茶；或是加以精鍊，用來點酥油燈，以啟迪心靈。他們也會以牛奶製作乳酪塊，那對四處遷徙的人來說是一種方便的蛋白質來源，游牧民常把那種乳酪連同乾肉一起塞進長袍的口袋。

牛腸可用來製作香腸，裡面塞牛血或器官絞肉。牛肚可做成袋子，用來儲存其他食物。牛皮可製成鞋子與地毯，甚至可製成渡河的小船。牛骨可製成梳子、鈕釦、裝飾品。犛牛那又長又粗的牛毛可編織成毯子與帳篷。犛牛糞收集起來，可作成磚塊或圓餅狀，用於建築或作為燃料。沒有犛牛，藏人就失去了食物供給、衣物、住所、照明。 

（延伸閱讀：為什麼蔣介石挺得過八年抗戰 卻在短短三年內丟掉整個大陸？）

德勒家的動物——三百頭綿羊與兩百頭牛（包括犛牛）——都被轉移到公社了。在公社裡，中國的穆斯林以工業效率來屠宰犛牛，皮與肉立即被拿走。當時德勒不知道那些東西的去處，後來才知道，由於漢人不喜歡羊肉，羊肉大多出口到蘇聯。

如果屠夫比較善良，他們會讓德勒與其他孩子拿著瓷杯站在旁邊，收集那些從動物割破的喉嚨流出的鮮血。儘管那些動物曾是他們擁有的資產，如今歸屬公社後，他們頂多只能拿回宰割後的鮮血。他們也拿不到工資，只有獲得工分，並到公社廚房以工分換取食物。 

百姓禁止在家烹飪，私人住宅中的廚具與餐具全遭到沒收，以防違法行為。用餐時間一到，德勒會下山，走到麥爾瑪的行政中心。官方從一個富裕家庭沒收了一棟房子，並在裡面設立了公社廚房。德勒拿著配給用的瓷杯去領餐，一名廚師舀出一碗介於湯與粥之間的稀粥，只裝了那個杯子的一半。

德勒迅速吞下食物後，就餓著肚子與其他孩子迅速離開，去尋覓更多的食物。孩子們是去山裡覓食，尋找可食用的植物，例如rambu（一種有紅色種子的高山開花植物）與droma（蕨麻，味道有點像蕃薯）。他們也從馬糞中挑撿未消化的種子。 

德勒是個機靈的孩子，所以他不像其他人那樣經常挨餓。他的專長是找骨頭，把骨頭打碎後，裡面的骨髓可拿來煮湯，補充營養。他不挑骨頭——羊骨、犛牛骨、狗骨，甚至人骨，他都接受。雖然他不記得以前有刻意吃人的事件，但他說，沒有人會去注意扔進湯鍋裡的東西。藏人在山上發現可吃的東西後，會等鄰居入睡再偷偷烹煮，以免有人通報屋子冒煙。 

老人獲得的配給極其有限，所以最早喪生。德勒的外公遭到不速之客的殘忍虐待後，健康一直沒有起色，約莫一年後就過世了。他們在送別德勒父親的同一座山上，為外公舉行天葬。然而，這次，他們無法請僧侶來誦經，只能自己偷偷地做。儀式完成後，他們在地上挖了個洞，偷偷地點了一盞酥油燈。間諜無處不在，共產黨鼓勵親共的藏人舉報有宗教傾向的鄰居，即使是在家裡默默誦念禱文的人也無法倖免。 

違規者往往會受到以下指責:「你想讓鬼魂復活，跟鬼魂說話。那些都是迷信。」 

（延伸閱讀：戰狼來了！中國如何利用「大外宣」對台灣展開資訊戰？（上））

在「批鬥大會」（thamzing）上，他們遭到嚴厲的懲罰。批鬥大會的地點，是在德勒家附近搭起的帳篷內。中國幹部先以他們從寺院沒收的鈸、喇叭與鼓，號召百姓到場。由於幹部不知道怎麼使用那些樂器，德勒只記得那些樂器發出可怕的刺耳噪音。他第一次參加批鬥大會時，大約九歲。遭到批鬥的是一個有錢的年輕人，名叫拉穹.嘉儀（Rachung Kayee），罪名是藏匿金銀及點酥油燈。

他的雙手被綁在身後，有人把他拖上臨時的舞台，甩他巴掌，狠踢他，以沙棘的尖銳樹枝抽打他，打得皮開肉綻。德勒與其他孩子被安排坐在前排，有人要求他們舉起拳頭，大聲表示認同。中國官員坐在椅子上，一邊抽菸，一邊看著批鬥進行。批鬥從上午九點一直持續到日落。後續的那幾週，德勒一直做惡夢。 

在中國的其他地方，共產黨對宗教的攻擊是從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但是在青藏高原的東部，宗教更早受到迫害。一九六〇年，阿壩那一帶的寺院大多已被拆毀或徵用了。格爾登寺中最大、最堅固的建築，被徵用為行政辦公室。比較小的建築則變成穀倉或倉庫。以土磚砌成的僧侶宿舍遭到摧毀及碾碎，與泥土混在一起。宿舍的地基被犁成農地，用來栽種大麥與小麥。

在國王宮殿對面的賽寺，僧侶宿舍雖未遭到摧毀，卻變成貧困家庭的棲身之處，因為中國政府徵用了他們的家園。許多僧侶從七歲就住在寺院裡，如今卻被逐出寺院，送回老家。僧侶遭到驅逐後，仍飽受屈辱。即使他們不再穿僧服，也不准進城。 

德勒還記得怎麼分辨誰曾是僧侶，因為他們穿一般便服時，看起來很不自在。他說:「他們穿著厚重的羊皮長袍與褲子時，不知道怎麼走路。那些衣服對他們來說太笨重了。」 

目睹僧侶遭到羞辱、雕像遭到擊碎、繪畫遭到焚燬，藏人震驚不已。佛教的儀式是藏人賴以衡量季節、慶祝出生、哀慟死亡的依據。寺院是藏人的博物館、圖書館與學校。無論你是否有虔誠的信仰，藏傳佛教無疑都激發了一種藝術，其輝煌程度媲美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共產黨對宗教的攻擊，疏遠了那些原本支持共產黨鏟除封建主義、創造社會平等的藏人。

*本文摘自《吃佛：從一座城市窺見西藏的劫難與求生​》，麥田出版。

【作者簡介】

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

出生於美國紐澤西州。耶魯大學畢業。2001年加入《洛杉磯時報》，曾擔任北京辦公室主任長達七年時間。她的北韓報導為她贏得海外記者俱樂部（Overseas Press Club）的人權報導獎，以及亞洲協會（Asia Society）與美國外交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Diplomacy）獎項。她為《費城探究者報》（Philadelphia Inquirer）做的塞拉耶佛（Sarajevo）報導為她贏得喬治．波克獎（George Polk Award）與羅伯特．甘迺迪獎（Robert F. Kennedy Award），並入圍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最佳國際報導獎項。《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Nothing to Envy）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及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的決選書單，也榮獲英國塞繆爾約翰遜獎。著作已譯成二十五種以上的語言。目前是《洛杉磯時報》的特派記者，《紐約客》的撰稿人，最近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擔任記者。

相關著作：《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增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