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就如許多其他正值夏季的城市一樣處處充斥緊張氣氛，路上塞車，街道封閉。然而，在Percier大道的Chloé總部裡，卻瀰漫一股平靜氛圍。Chemena Kamali打開她辦公室的大門，裡頭擺放一座弧形長沙發，花瓶裡插著粉色牡丹，還有擺放著茶具的銀盤。牆上整齊排列一系列圖像：Karl Lagerfeld在Chloé任職期間設計的泳裝、Mick Jagger的照片、肩帶曬痕、微翹的嘴唇叼著一根菸。42歲的Kamali高挑纖瘦，穿著高腰寬管牛仔褲和拿鐵色襯衫，熱情迎接我的到來。
Kamali擁有一雙深邃眼眸，和一頭猶如波提切利畫中仕女般的波浪長髮。她與我輕鬆聊著天氣、手握馬克杯，稍晚打算到店上巡視一輪。她經常咧嘴微笑，如貓一般的溫暖微笑在臉上漾開。
2023年10月，Kamali接替了Gabriela Hearst，被任命為Chloé創意總監。
凡是任何瞭解她和這品牌的人都不意外，因為這是她第三度入主Chloé工作了。她在二十多歲時就曾在Phoebe Philo掌舵時期當實習生。儘管當前時尚界的創意總監多為男性，但Chloé這個以女性為中心的品牌，選擇一位女性來領導品牌是再自然不過了。Kamali向我保證，她不是那種喜歡出風頭的領導者，但她也承認，Chloé的美學和核心精神與她的個人風格可說完美契合－－在傳統女性氣質和漫不經心酷感之間掌握完美平衡。當我問到如果她推出個人品牌，是否會和Chloé有所差異時（過去Hearst在Chloé工作時，也維持了個人品牌的運作）。她只回答：
「我所做的一切都出於非常真誠的初衷，我只是以最誠實的方式來表達女性氣質。」
Chemena Kamali
這種所謂「真實的女性氣質」，顯然以她自信十足的敘事方式引起廣大共鳴。Kamali在2月的首場時裝秀，可說受到近年來（設計師首秀中）最熱烈的歡迎。秀上展示了薄紗蕾絲襯衫與飄逸的層次堆疊，皆以柔美又美麗的布料製成，此外不時有風格強硬的單品穿插其中，像是過膝長靴、金屬腰帶、皮革與塑料斗篷，都是不失女性魅力的「女力」裝扮。模特兒們手插口袋，頂著飄逸波浪長髮在伸展台上邁步前進，伴隨Kate Bush〈Cloudbusting〉的背景音樂。Kamali請來好友兼Phoenix樂團的Deck D’Arcy選曲，而她先生Konstantin Wehrum也來兼任Chloé的音樂顧問（他是專業管理顧問，曾幫瑞輝BioNTech推出疫苗）。
對當時在場的觀眾來說，現場的能量蓬勃迸發，當然還有許多造成社群瘋傳的時刻，包括前排貴賓雲集（Sienna Miller, Liya Kebede, Pat Cleveland, Kiernan Shipka），她們不約而同都穿上Chloé楔形鞋、長腿一字排開的畫面，被稱為「天才行銷之作」，也在無意間製造出這一季的「It鞋」。事實上，Kamali告訴我這完全是無心插柳。
而根據The RealReal，這場秀結束後，Chloé在網路上的搜尋量立刻增長了37%，隔月銷售量激增130%。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這場秀如此打動人心？Sienna Miller表示：
「近年來時尚走著實驗性和前衛路線，但這場秀讓人覺得，感謝老天，我們可以重新當回那個女孩了。」
Sienna Miller
她指的是那個Chloé女孩－－早期由Stella McCartney和Philo塑造的女孩形象，她既有趣又毫無拘束，穿著波西米亞風的服裝。即使你成為不了她，你還是想接近她，或至少，穿的跟她一樣。
創意總監有時會在初登場時表達政治立場，這種壓力在女性設計師身上尤其明顯。（例如Dior的Maria Grazia Chiuri在2016年川普當選前夕，讓模特兒穿上印有「我們都該成為女性主義者」標語的T恤。）眼前面臨著川普可能再次當選的局勢，還有隨賀錦麗參選帶來的變數，今年秋季的時裝週勢必將充斥政治訊息。但事實上，Kamali已經透過隱晦但同樣有力的方式表態政治立場，她曾為副總統賀錦麗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兩次亮相設計服裝。第一次是被命名為「椰子棕」的西裝，第二次則是她正式接受提名當晚的海軍藍套裝。
這些都是沒有標語或標誌的訂製服裝，卻傳達出無比的力量與決心。「對我來說，穿Chloé的女性展現出一種強大的女性氣質和自信。」Kamali在大會結束時說：
「Chloé從沒有要改造誰，而是讓穿上Chloé的女性，展現最真實的自我。」
Chemena Kamali
Kamali的父親Tony在伊朗長大，後來去德國讀建築，並在那裡遇見她的母親Monika，一位出身小鎮、個性奔放的美髮師。（Kamali這名字取自1961年電影《El Cid》中，由Sophia Loren飾演的角色Doña Jimena。）「他們都是非常隨興、熱愛冒險的人。」Kamali說：「他們希望讓孩子見識世界的不同風貌。」這對夫妻在德國杜塞道夫附近的小鎮多特蒙德定居，隨後開設一間服裝精品店。
小時候的Kamali是位內向但意志堅強的孩子，經常跟著爸媽跑服裝商展。「她喜歡觀察顧客試穿服裝的模樣。」Monika說：「她對人們喜歡又不喜歡什麼的原因很感興趣，也對如何改良這些過程有著強烈的想法。」Kamali的哥哥Arian現在在德國當藝術家，一家四口感情非常緊密。
Kamali 11歲那年，全家搬到加州橘郡。因為當時兩兄妹英文不流利，還為此茫然無措一陣子。「但我爸媽覺得，這會讓孩子變得更堅強啊。」她說。全家選在拉古納海灘落腳，父母在當地又開了一家店，而Kamali則和那些比她德國同學更早熟的西岸青少年成為朋友。「尤其是女生，」Kamali說：「她們完全在另一個檔次，那是屬於Nirvana和Smashing Pumpkins的年代，也是MTV和青少年雜誌的黃金期。」她哥哥開始衝浪，而她不管在穿衣或音樂上，都被這種「隨性不羈」的態度吸引。她花了很多時間剪貼各國版本Vogue的照片。她說，早在上高中前就知道自己未來想當服裝設計師。「我在浸淫於時尚的環境中長大，但我知道我不想只是買賣衣服－－我想自己設計服裝。」
她高中畢業那年，全家又搬回德國。她則跑到Trier大學學習服裝製作、打版和縫紉，這讓她意識到自己還缺乏什麼：「當你創造自己的語言、美學和設計手法時，你需要的不只是技術而已。」她在一次派對上認識了當時就讀另一所大學的Wehrum，也就是她現在的丈夫。「當時她已經建立自己鮮明的風格。」Wehrum說。在第一次對話中，Kamali就對他說出人生計畫－－她要去巴黎當設計師。「聽起來不錯，那我會跟你一起去。」Wehrum說，有時人生會出現一些特別神奇的時刻，他覺得這就是其中之一。當晚兩人沒有交換電話，但幾年後他們重逢了，並展開遠距離戀愛，當時Wehrum剛取得經濟博士學位。
Kamali在前往中央聖馬丁就讀之前，得先找到一份實習工作，才能完成大學本科學位。而這個工作註定成為她生涯傳奇的一部分。「如果你是一個想學習時尚的德國女孩，Karl Lagerfeld將是終極偶像。」儘管許多人認為Lagerfeld是在Chanel寫下生涯代表作，但他任職Chloé的期間，對Kamali意義更加深遠。她知道自己讀的大學不太有名，想申請到Chloé實習可能機會渺茫（當時總監是Philo），因此她決定親自到總部去。起初櫃檯給她吃閉門羹，她解釋說等下就要搭火車回德國，軟磨硬泡繼續等著。幾個小時後，她終於和工坊經理見到面。再兩週後，她獲得錄取的報到通知。「這就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現在她回想這段經歷說：
「你無所畏懼。的確會擔心這樣是不是有點怪，但你並不懼怕為自己挺身而出。」
Chemena Kamali
Kamali住進巴黎第一區一間貼滿花卉壁紙的公寓，廚房藏在櫥櫃裡，馬桶就在蓮蓬頭下方。她記得Chloé工作室的氣氛狂野而混亂，音樂總開到最大聲，每位女性都有很強的個人意見。「我立刻愛上這種能量。」她每天在影印機前站上十小時，影印Charlotte Rampling、Lauren Hutton、Jane Birkin和Jerry Hall的照片貼在靈感牆上，當時其他更資深的實習生抱怨連連（她是年紀最小的），但她卻覺得能親眼看到這些靈感參考非常棒。「就在那時候，成為我愛上那個年代的起點。那不一定是很正統遵循70年代的輪廓，而是講究那時代精神。」
實習結束後，她進入中央聖馬丁研究所，順道搬進倫敦哈克尼某個邊緣街區的維多利亞風小屋裡，經常在通勤的公車和地鐵上補眠。當時有些同學已創立自己的品牌，攻讀碩士只是想讓自己充電再出發，而那時的她才開始認識自己。她拜傳奇教授Louise Wilson為師。（「這看起來像某個十月的雨夜，一個酒醉媽媽的萬聖節服裝勞作。」她曾經這樣批評某位學生的作品，而這段話也被收錄在她2014年的訃聞中供眾人悼念。）Wilson對Kamali很嚴厲－－她對所有她在乎的學生都是這樣－－要她忘掉那些過去學習的技巧。「她總是說：『你真的好德國人喔，總是乖乖泡在工作室，總是準時交作業。』」
「『但我一個禮拜都不想在學校看到你了，我要你去好好泡夜店。』」
Louise Wilson
Kamali隔天一如往常地準時出現在教室，當隔年有一半的學生都被當掉時－－這是學校傳統－－課堂上的氣氛為之改變了，老師的批評更直接了。「她只想榨乾你既有的一切，直搗你最赤裸真實的內心。她對我這麼嚴厲，其實是幫我提早面對這個業界。」畢業時，Kamali是少數幾個獲選到倫敦時裝週展出作品的學生之一。她一天要進出Wilson辦公室20次，對著人台設計鑽研雕琢，接著再跑去教授那邊哀叫好累。「教授總是告訴我們：『永遠不要為了追求你心中的完美而感到抱歉：你就是要著眼最小的細節，要為每個細節捍衛奮鬥到底，唯有這樣，你才能與眾不同。』」
當然，看起來毫不費力的成果，背後實是日積月累的努力才得以成就。就像那些看似悠閒的加州衝浪客，其實每天花上大把時間在烈日下乘風破浪。Kamali那仙氣飄飄的首個系列，看起來就像從雲端降臨的作品，卻是她幾十年來不斷精進技藝的表現。她早期在Alberta Ferretti，接著轉到Gabriele Strehle創立，在90年代以作工嚴謹的極簡風作品樹立名聲的德國老牌Strenesse－－一種都會的、像是藝廊主人的美學風格。身為她早期恩師之一的Strehle說：「我剛認識Chemena時，我看到她的專注，她充滿抱負，也看到一位力爭上游、樂於吸收各種想法與視角，以求找到自己風格的女性。」Kamali接著回到Chloé，這次當上時任創意總監Clare Waight Keller旗下的資深設計師。她在2016年投入Saint Laurent麾下，然後2023年短暫加入美國丹寧品牌Frame位於加州卡爾弗城的總部，緊接著便在2023年10月成為Chloé創意總監。這趟LA冒險旅程對Kamali來說像一場夢，充滿了孩童時期的海灘回憶。但她和Wehrum最終還是回到歐洲，當時他們有些傢俱甚至還在前往美國的路上。
在二月時裝秀登場前的幾個月，Kamali和團隊「躲過所有監視的目光，如入無人之境，」她說：「我們活在自己的泡泡裡，這是屬於我們的泡泡。」她仔細確認每個細節就像舉辦生平第一場秀一樣，幾乎沒怎麼睡覺。前一晚，她和團隊還幫模特兒試裝到半夜。凌晨一點她回到家，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最後在五點半起床離家。當她出門踏上黎明的微光，一位鄰居向她揮手，並祝她好運。
就在大秀前幾天，她那久病的父親突然去世。Kamali回憶曾在他狀況比較好的時候打電話告訴他自己的新工作，父親的記憶一下子變得清晰，想起了女兒的夢想。「他知道的。」她聊到在這場秀前幾天，這個「現實帶來的殘酷打擊」。「我真不知道怎麼辦到的，我覺得我處於一種震驚狀態，身體和頭腦進入奇怪的模式。我知道他會跟我說：『你一定要做好，要專心把它做好。』我覺得這對我很有幫助。」
「如果最終這場秀締造了我生涯勝利的時刻，但它也將是我生命中最困難的時刻之一。」
Chemena Kamali
自從去年秋天回到巴黎後，Kamali和先生帶著兩個孩子（5歲的Vito和3歲的Alvar）定居在巴黎郊外綠意盎然的訥伊市（Neuilly-sur-Seine）。他們有點不情願搬家，因為一家人早已習慣加州的寬敞空間。在搬到美國之前的十年裡，Kamali一直住在巴黎第九區，那裡的公園廣場中心有一座旋轉木馬，小孩在那邊玩耍，家長則在街角的咖啡館喝酒。她的大兒子就是在那條寬廣的杜登大道人行道上學會走路的，而這片區域在疫情開始時，成為他們一家的生活重心。Kamali告訴我，巴黎最好的麵包店是Mamiche，儘管我們原本打算跟著她到處逛逛的計畫因為下雨取消了，我們還是順道去買了一片巧克力捲。
訥伊市的家位於一條安靜的街道上，站在原木裝潢的廚房裡可以俯瞰一座圍起來的小花園，花園裡掛著橄欖樹和復活節派對留下來的蛋形裝飾，陰涼角落裡還有一個跳跳床。我造訪的那天，房子整潔乾淨，幾乎看不出小孩平常製造的混亂，只有廚房佈告欄上貼著幾幅五彩繽紛的畫作。「我們昨晚才剛清理好」，Kamali笑著說，模仿著一位母親瘋狂收拾家裡的手勢。儘管Kamali充滿自由奔放的氣息，她仍是一絲不苟的人。她帶我上樓，Wehrum正在客廳工作，他高大、英俊，一頭黑髮使他看起來有些嚴肅，但當他說話或笑起來時，這種感覺便瞬間消失了。背景輕輕播放著音樂，Wehrum告訴我，音樂對他們兩人都很重要。從他們剛認識開始，就常一起去聽音樂會，還有柏林和法蘭克福的電子音樂場所；現在，他們小心翼翼地挑選在車上為孩子們播放的音樂。
Kamali在家中設置了工作間，牆上掛滿按照柔和色調排序的襯衫，這裡更像是一個舒適的閨房，而非工作場所。Kamali已經收集襯衫數十年，估計現在有大約一千件，從古典維多利亞時期的服裝，到Karl時代的Chloé作品，再到沒有品牌的襯衫。多餘的襯衫則存放在地下室和她父母的家裡。
有些創作者需要一片廣闊的畫布，而有些人的創造力則來自傳承的刺激。Kamali堅定自己屬於後者。「這為你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她堅稱：「將過去的事物轉譯給今天的世界。」
儘管她親自邀請了「波希米亞時尚女王」Sienna Miller出席她的首秀，但她對「波希米亞風」這詞不屑一顧。
這個在2000年代初期盛行的復古美學，經常與Isabel Marant和Ulla Johnson等品牌連結，而如今，這個詞也經常被用來形容Kamali的作品。對她來說，這是種簡化，忽略了背後更廣泛的歷史影響力。
就在昨天，Kamali帶我參觀位於St-Honoré路上的旗艦店，裡頭剛漆好的牆面閃閃發光，員工俐落的腳步聲在光滑地板上迴盪。Kamali表示，這間店是「建築概念」的測試場，接下來幾個月會重新塑造Chloé的零售空間。從某些角度來看，這裡更像一間藝術畫廊，白色牆上掛著丹麥畫家Mie Olise Kjærgaard的大幅彩色作品，她是Kamali選為「Chloé藝術計劃」的合作藝術家，這項全新計劃旨在扶持女性藝術家。藝術性與個人化的敘事，是Kamali在Chloé的核心理念之一：「這不僅為女性藝術家提供一個展示平台，更讓她們的故事被世人看到。」（她曾將一場時裝秀描述為「一首詩、一個短篇故事、一部小電影」，其中的起承轉合，將完整地從開頭到結尾串聯在一起。）Kamali在店裡行走的姿態更像是一位新任市長：對民眾熱情友好，但仍在摸索自己的權力範圍。
稍後回到Chloé辦公室，她帶我參觀檔案室時，似乎放鬆了些。「我可以在這裡待上好幾個小時」，她嘆道。在絲質洋裝和亮片襯衫下方，嚴謹的檔案管理員Géraldine-Julie Sommier仔細整理了各種文件－－例如，一篇取自1950年代，討論「La Super Femme」（女強人）的剪報，被放置在一套權力套裝的下方。Kamali伸手拿起一件洋裝，Sommier立刻阻止了她。「我不能破壞規矩」，她邊警告邊遞給她一隻塑膠手套。「如果有人看見怎麼辦？」在一條白色鉤織迷你裙旁，一張黑白照片中，可見當時還只是設計師的Kamali在調整這條裙子。層架上擺滿箱子，裡頭裝著Lagerfeld的文物。「他在Chloé設計了最不結構化的服裝，」Kamali說：「把接縫減到最少，」Sommier補充道，「裝飾也減到最少。Gaby總是告訴他：『輕一點，再輕一點，再輕盈一點。』」
「Gaby」指的是Gaby Aghion，這位出生於埃及的猶太人，1952年在巴黎創立了Chloé。如果說是Lagerfeld在1964年受聘後奠定了品牌的設計基礎，那麼Aghion則為品牌注入了自由奔放的靈魂。Aghion在創立品牌的那一年曾對丈夫說：「我得去工作了，沒時間吃午餐。」
Aghion的首次系列包括六件洋裝，靈感來自埃及亞歷山大港女性穿著的輕便運動服，而這些洋裝是在她公寓的女傭房間裡，以一般用來為訂製服打版的簡單胚布製作的。她設計的優先考量，是讓穿者能夠活動自如。「我創立Chloé是因為我喜歡高級訂製服的概念，但又覺得這個理念有點過時了。」Aghion曾說：「美麗且有品質的事物應該出現在街頭的女性身上。」在Yves Saint Laurent創立Rive Gauche－－這通常被認定是高端成衣概念的起源－－十多年之前，Aghion已經展示了可以讓女性「即看即買」的洋裝。
Kamali顯然對Lagerfeld時期無比崇拜，但同時，她也是Aghion精神的繼承者。她談到去年春天參加了表彰法國總統Emmanuel Macron的德國國宴。受邀參加讓她感到榮幸，但她也為如何選擇一套合適的服裝而焦慮不安。最後，她穿上一件Chloé pre-collection的寬鬆洋裝，並些微調整以顯得更合宜。「在這樣的場合中，沒有比穿著讓你吃完東西就想立刻脫掉的衣服更糟的選擇了」，她說道。那天天氣反常的熱，Macron遲到了，而Kamali眼看穿著正裝的男士們和穿著硬挺禮服的女士們，內心感到好笑，因為他們紛紛圍過來誇讚她穿著這麼輕便的衣服。「我心想，嗯，選擇正確。」
我們坐在她的家庭辦公室裡之際，我回想起這個故事。置身公開場合的Kamali，是個每天要做上百個決定的主導者，一個以女性為核心的品牌掌舵手。下一場大秀，目前是她心中第一要務。（她只對我說，這將是她首場秀概念的延續，既是停下來微調再出發，也會探索新的領域。）
然後是「身而為人」的Kamali，不知道該穿什麼參加國宴，試圖在她那如火箭般一飛沖天的職業生涯和養育小孩的需求與回報間尋求平衡（夫妻倆承認，最近幾個月來，Wehrum承擔了大部分的家務，連Kamali也大大讚美他的廚藝）。我抵達她家時，兩個小孩已經去上學了，玩具大多被收拾妥當，但我仍看到一條特別精心設計的Hot Wheels賽道－－這也是我小孩的最愛，而這說明了，不管你生活維持得多井然有序，仍無法避免兒童的霓虹塑料玩具入侵。在她首場秀尾聲，Kamali謝幕向觀眾致意時，全場都在原位致意鼓掌，只有她的大兒子Vito一口氣衝向媽媽懷裡（大人告訴他，乖乖坐好就能帶他去水族館玩），當時Vito還以為謝幕的媽媽是朝著自己跑來。
「當然會有內疚感。當你人在家時，會覺得慚愧沒有在辦公室做點什麼；但當你在辦公室時，你又會愧疚沒在顧家人。」
對她而言，尋求「平衡」這個令人皺眉的詞，「比工作本身還要具挑戰性。」她說：「我覺得我這20年來都在為這份工作做準備。每天早上我進工作室時，都感覺非常樂在其中。但真正讓我感到困難的是我與自我之間的掙扎。」這也讓她感到筋疲力盡。Kamali告訴我，她曾提前一天出差－－不僅是為了適應時差，也是為了能在酒店房間裡睡個好覺，遠離日常的奔波。
就和我們許多人一樣，Kamali感受到作為職業女性的矛盾：既希望這場性別挑戰獲得認可，但又不願陷入性別刻板印象。當她被任命為Chloé的創意總監時，外界對於大型時尚品牌竟然鮮少任用女性當創意總監的現象掀起了一陣集體反思，而這些討論多少讓她感到困擾。「我不認為『性別』與『角色扮演』有什麼直接關聯，」她說：「我不認為討論的重點該是，我們要一個女性來掌舵這個品牌，或者我們需要一個男性。這關鍵應該是一個人的『才能』，以及他是否合適。」在某種程度上，她認為這種對話不論性別為何，都會削弱當事者的成就感。然而，我繼續問道，她曾告訴我，她在聖馬丁的導師Louise Wilson曾特別針對此事為她加強訓練，以應對身為女性在時尚界面臨的艱難處境。
「是的，」她繼續說，當你開始有了家庭，一切會發生改變：「你會面臨其他挑戰。」然而她並不認為本質上會有什麼變化：「你依然充滿激情、勤奮且衝勁十足－－甚至工作可能變得更出色。」這也是她的老教授為她磨練出來的情感——
找尋自己所愛，全心投入，最終他人必然也能感受到這份愛。
In this story: For Kamali: hair, John Nollet; makeup, Karin Westerlund. For Angelina: hair, James Pecis; makeup, Lisa Butler. Manicurist: For Kamali: Sylvie Vacca; for Angelina: Anatole Rainey. Produced by VLM Productions.
原文出自：VOGU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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