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關於時間的論述：我們總透過科學化的數字理解時間，以線型前行的空間感形容時間，卻經常忽略，時間總是躊躇、徘徊、交疊於當下，同時影響着將來。這一期專題寫「咆哮的二〇年代」（Roaring 20s），距離即將踏入二〇二四年的今日已逾一個世紀，似乎理應已成過去；但放眼當代時尚界，從品牌商業模式、穿搭妝容風格到解放女性的前衛，二〇年代的影響幾乎如影隨形，這段時間又何曾離開過我們？
若說二〇年代是時裝過渡到當代的時間，確實不為過。
很多研究時尚史的學者，均非常重視十九世紀末至二〇世紀初的服裝產業發展，不僅僅因為這個年代的品牌百花齊放，更重要是這種絢爛的背後，其實由更宏大的歷史、文化、社會因素共同織就如此場景。承接十八、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與急速經濟發展，二十世紀注定步向現代性（modernity）的巔峰，時裝產業同樣不例外。在當時的歐洲，不少為貴族製作服飾的裁縫走入民間成立「時裝屋」（Couture House），讓高級訂製時裝（Haute Couture）得以蓬勃發展；如此狀況在二〇年代則更有趣，時裝屋開始涉足服裝以外的活動，贊助芭蕾舞團戲服、邀請藝術家與插畫家合作、無止盡的大型時尚派對等。這一系列的活動固然讓上流社會更多娛樂和享受，更重要的卻是「品牌」（brand）概念的興起，形成嶄新的營運模式，將時裝的影響力擴大至美學以至文化領域，當中尤以Paul Poiret、Vionnet、Schiaparelli等深諳此道。服裝之外，是各式各樣的文化生產和再現，帶來所謂風格、氣質與靈光，何等多姿多彩的年代。
而同樣在二〇年代崛起的Coco Chanel則劍走偏鋒，雖同樣強調品牌風格，卻非紙醉金迷的浮華浪漫。一九二六年，她設計的及膝「小黑裙」被美國版《Vogue》的插畫家收錄在雜誌之中，並在當地掀起熱潮；編輯甚至形容這一身舒適簡約的裙子為「福特裙」（The Ford Dress），以當年量產的福特汽車作為類比。時尚史學家Lydia Edwards形容，在高級訂製服如日中天的時代，Chanel是首批推動成衣（pret-a-porter）產品的設計師之一，旨在將高質素的產品融入當時女性的日常生活之中，順應時裝產業化、現代化的趨勢。事實證明，如此商業模式一直被沿用至今，對時尚界日後的發展更是影響深遠。而且，很多耳熟能詳的時裝大師，同樣在二〇年代汲取美學養份，以致後來有獨當一面、名留青史的榮耀。書寫專題期間翻查資料，在一九二七年發跡的Elsa Schiaparelli，竟曾在四〇年代分別聘用Pierre Cardin和Hubert de Givenchy擔任設計師。前者雖只在品牌短暫停留數月，其日後叱吒六〇年代的未來風（futurism）設計同樣有着超現實主義風格的影子；後者雖是一代優雅大師，卻在服飾的精確剪裁和大膽用色上與舊東家一脈相承。即便後來Elsa Schiaparelli在一九五四年關閉品牌，她的「門生」在日後晉身殿堂之列，也算是另類的時代遺美。
莫說時裝打扮與女性息息相關，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抬頭的第一波女性主義（first wave feminism）在二〇年代更在服裝上延續；離經叛道的姿態和造型背後，其實早已隱含後來女性主義者「個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的主張。有別於女性參政論者（suffragettes）的溫婉知性，二〇年代分別與法國和美國興起的「女男孩」（la garçonne） 和「摩登女郎」（flappers）潮流更着重及時行樂和擁抱慾望。寬鬆、及膝的H字小黑裙、英姿颯爽的鮑伯短髮（Bob hair）、煙視媚行的煙燻眼妝和腮紅，都是她們的標記，但忠於自我的生活態度，比迎合潮流的外表更重要。《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作者F. Scott Fitzgerald便曾戲稱其妻子Zelda是「美國第一個摩登女郎」，而她亦不負所望，在其文章〈悼摩登女郎〉（Eulogy on the Flapper）寫道：「摩登女郎因其成就而活，而非摩登而已。」（I am assuming that the Flapper will live by her accomplishments and not by her Flapping.）如此言論，倒也不失巾幗英氣。而法國作家Victor Margueritte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小說《女男孩》（La Garçonne），同樣顛覆傳統女性的社會位置和道德枷鎖，其筆下女主角得悉未婚夫不忠後決定為自己而活，解放自己的性、愛、慾，告訴後來多少輩女子，肆意不羈並非男性專利。
二〇年代真的結束了嗎？不，這短短十年耀目璀璨最終開到荼蘼，最終化為養分滋養後來的我們，不論在美學、政治還是人生態度，依然影響着一個世紀後的多少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