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性的軍事科學是一門源自於人文科學,但涉及自然科學的跨領域學門,耳熟能詳的克勞賽維茲(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和約米尼(Antoine-Henri, baron Jomini)分別代表者日耳曼和法蘭西的軍事科學的古典總結,究其脈絡也都來自於西方啟蒙運動的思潮,為自身國家或民族的主體性尋求解答。
一個國家的精神科學的發展,深刻影響整個國家的主體運作,國防產業作為軍事科學的相關領域,既屬於社會科學的範疇也與自然科學發生關係,但終究離不開政治的指導。腓特烈大帝為了將舊普魯士的巨人衛隊,帶向專業的常備軍之途,他系統性地進行鑄幣、銀行以及瓷器等增加國用的改革,並且重整柏林科學院,招攬康德和孔迪拉克(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等當代哲人。
以奠基古典戰略理論的克勞賽維茲為例,在方法論上受到黑格爾辯證法(Dialektik)的影響,但是黑格爾以及整個十八世紀的日耳曼人文思潮則是經過康德(Immanuel Kant)先驗性哲學、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有條件到無條件的三段式原則,和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對於哲學的辯證發展。黑格爾的影響體現在將戰爭視為政治的延伸,著重戰爭與政治之間的密切聯繫,戰爭的暴力行為仍應受到一定的道義約束。
普魯士經過將近百年的哲學體系建構,才將完成古典軍事科學的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終於在克勞賽維茲筆下將黑格爾在耶拿看到的「馬背上的絕對精神」(Absolute Spirit)化作為戰爭論。往後德意志的軍事科學理論,甚至地緣政治學說的發展也受到深刻的影響,從社會的每一項基建設,從個體到整個主體的層次展現絕對性,使得德國的國防產業和基礎建設得以高效率的產出。
普魯士經過將近百年的哲學體系建構,才將完成古典軍事科學的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維基百科)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也影響了納粹德國的再武裝化,他對於解釋將異化、主體的統治、權力的擴張和技術理性(technische Rationalität),以及從存有的討論中忽略倫理學,讓德意志民族的共同體走向與啟蒙和現代性相反的道路,成為啟動了納粹德國戰爭機器的精神鑰匙。試解決因中立化而乏力的威瑪德國的困境。他甚至認為,只有德意志民族基於精神和地理的歐洲中心,是最能理解希臘哲學的民族,因此德意志需要凝聚力量擴張生存空間,對抗來自外部的思想與力量,於是德國工業順理成章的走向對外部有意義的鬥爭。
從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的例子來看,每一階段德國的崛起其實就是主體的發展,於是軍事科學與國防產業之間得以實現精神與實體的辯證,使得整個國家得以自為自在的向上發展。於是造就17世紀的普魯士能以人口和土地最少的條件,從一個剛被國際社會承認的王國進入歐洲五強之列;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百廢待舉的德國能夠從歐洲危機中走出困境,但也由於哲學的困境不幸地走向戰爭的不歸路。
同樣的在疫情結束後最大的國防產業展,看的到精神主體發展的努力,但也不免有著一段後西方的道路需要超越。面對遺留在台灣的中國現代化嘗試的失敗,在步向民主化發展的過程中仍然被冷戰的遺緒纏繞,軍事科學與社會科學同樣面臨西方範式(paradigm)的檢驗,但是卻遲遲穿不上合身的現代性衣裝。相對於其他社會科學領域,軍事科學對於後現代與批判性理論的著墨,也僅停留在少數傑出的學者,在解構西方的軍事科學與國防產業的過程中,停留在存有的真實性問題。像是刺槍術的存在不一定是必要,西方的實證與理論如何再在地化,國造軍品並不是生產就是真實存在。
精神層面的概念性的問題,在國防產業領域也面臨著真實性的挑戰。例如:規範性的軟體能力成熟度(CMMI)在國防產業是一套起源於美國軍方,但通用於業界的軟體工程標準,也是未來建立台美國防產業合作,足以解決信任問題的基石之一。但是相對於可被看見的設備與硬體,涉及品質管理或是規範的層面卻很少被投入等量的資源,更遑論如何在美台國防產業之間建立「友岸外包」的規範。
即使複製存在於西方的成功案例,但是台灣未必有著相似的創新的土壤和發展境遇,如同照搬國外的產創制度至今,台灣仍未出現獨角獸企業。近年來無人載具的發展最具備成為「獨角獸」的可能,但至少得有二十年的計算機科學的積累,從不同場域的實證與數據的積累,才能逐漸形成可用的深度學習模型。由於我國軟體產業人才的待遇不比西方,難以吸引具備數學模型的專家投入國防產業的發展,與之相關的自動駕駛和ADAS領域發展至今,產業界仍是靠熱情在支撐。
無人機的發展與法規的現實落差,還反映在嚴峻的法規限制民間能量與人才的養成。如果需要培養科技化的後備部隊,各縣市自行為政的法規是目前最大制約,缺乏合適場地與使用者群體的參與,便無法實現產品的規模化,未來更難以為產業創新積累資金與必要的數據,從而阻礙軍事科學和國防產業的發展。這些看似制度與法規的問題,來自於轉移許多看似先進的西方制度,卻未能從主體的現實考量,僅考量生存的境遇,台灣比西方國家需要更多彈性來換取空間和時間。
關注投入戰場上可見的殺傷性設備之外,也應重視維持社會韌性的組成部份,現階段的各種防衛構想最大共同之處,關注於如何延長社會機能的正常運作。從急難救助與人身安全,到不同的情境與地域性設計,甚至進一步思考兼顧防災與公共服務功能的儲能、通訊與水資源管理方案,可有助於擴大軍民兩用產品的市場。在營建與工程的領域,創新的材料與工程方式也有助於強化抵禦和生存的能力,但是與無人機的處境相似,相關法規皆是超越西方的先進標準,使得已經面臨缺工難題的軍事營建工程,更難吸引廠商參與保家衛國的行列。
徵兵制恢復在即,延宕的軍火也將逐漸趕上交付進度,即使不求成為腓特烈大帝時期的普魯士,軍事科學領域的不可見層面需要更多的支持,國防產業才能盡快走出台灣主體性的後西方途徑。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