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興 圖／Shutterstock 責任編輯／吳丹華、陳莞欣、王美珍
編按：癌症治療有許多選擇，費用也有巨大差異，如何做出適當決策？家裡誰最適合做決策？本文是北京腫瘤科醫師王興分享他的觀察，儘管有些醫療現況與民情不同之處，但如何在對親人的愛與家庭經濟之間審慎評估，每個家庭確實要有人扮演CEO角色，理性評估。
之所以要用管理企業的思路去管理家庭經濟，就是因為對於家庭來說，一切關於金錢的決定都會受到情感因素的影響。
家裡可不是只有一個人會生病，每個人生病花的錢要完全相同嗎？老人和孩子生病是否應該花同樣多的心力不計後果地救治？自己的媽媽和岳母是否會有區別？治病到底要不要賣房？
因此，沒有一個強有力的CEO頂住所有人的壓力，做出最適合自家的選擇，最終有可能因為1、2個家庭成員的疾病，因病返貧，讓多年積累毀於一旦。
而女婿，你就是家裡的CEO。
女婿可能比女兒客觀 在情感與現實之間仔細度量
做醫生久了，不知不覺會演化出某種特殊的能力，就是能一眼看出一個人到底是病人的兒子還是女婿，女兒還是媳婦，不同的角色表現上的確是不太一樣的。女兒通常是最讓醫生頭疼的。
一位病人手術後第一次來複查，通常這次複查我們會給病人看術後詳細的病理報告，然後告訴他目前的癌症分期，以及下一步治療方案。這位男病人60多歲，性格不錯，但是女兒情緒化得厲害，住院期間經常因護理師吊點滴失誤和護理人員產生摩擦。她也知道自己容易情緒激動，但是她真的很愛爸爸，爸爸受一丁點兒痛苦，她看著都心疼。
複查時，她讓爸爸在外面等著，自己進來聽。我看了眼報告，非常興奮地和她說：「這是早期肺癌，已經算治癒了！基本上不太可能復發，定期觀察就可以。」她「哇」地一下就哭了，說是太高興了。但等她父親進來時，任憑我們怎麼解釋，他也不相信自己已經治好了。
老先生一句經典的話讓我印象深刻：「我女兒都哭成這樣了，你還蒙我是早期？」（相關閱讀：對罹癌、惡化的病人隱瞞病情，真的好嗎？癌症心理師：再怎麼不捨，家人也該思考的4件事）
大多數女兒心思細膩，感情充沛，對於雙親得病這種事情，她們更關注的是「能不能治好」、「會不會死」、「會不會很痛苦」這些非常感性的問題。
而做為醫生，我們更喜歡和女婿交流。女婿一般關心什麼呢？大多是「這個病要治多久」、「有什麼治療手段，治癒率怎麼樣」、「每次治療要多少天，總共要來多少次」。可靠的女婿一溝通就能明白下一步該怎麼做。
女婿適合做決定的原因是他既能夠做到充分地關心，又能做到充分地理性，他既不像外人一樣冷血無情、市儈算計，也不像女兒一樣被感情支配、不管不顧地全心撲上去，因此他通常能夠在兩者之間找到合理的尺度。
大部分的女婿確實都給我這樣的感覺，女婿就像能夠冷靜處理事務的「家庭CEO」。由女婿這樣的角色來進行家庭資產的合理配置，就是所謂的「女婿經濟學」。我們說了這麼多，無非就是花錢治療時是選擇全部投入還是有所保留。花錢要花到什麼份上，能做出合理的決定，讓所有人即使或多或少有意見也能信服這個決定，就是最好的結果。
媳婦角色相對為難 是否能獲家庭成員信任最關鍵
更重要的是，女婿和岳母的關係通常不像婆媳、公媳的關係那麼敏感。我們再看看其他關係類型。病人的兒子通常也是很好的溝通對象，一般兒子在父母的健康問題上也能做到理智處理，雖然少數會哭得歇斯底里，但相比女兒還是要好一些。
兒子的問題通常是太忙，會讓媳婦幫忙處理具體事務。媳婦是相對最尷尬的角色。大多數媳婦和公婆之間日常都有小摩擦，而且婆媳關係本身就是最難處理的，因此在用錢這個問題上，媳婦就算知道怎麼做最合理，也不好直接說。
但我見過一些非常厲害的女性，她們無論是處理自己家人的疾病，還是處理公婆的疾病，都展現出非常強的決斷能力和掌控力，能夠獲得所有家庭成員的信任。
有位女士的婆婆是乳腺癌術後肺裡又長結節的複雜病例，治療選擇很多。然而住院時，她拉著媳婦的手對我說：「醫生，你有事就和我媳婦商量，她讓怎麼治我就怎麼治，不用問我，我也聽不懂。這親媳婦還能害我不成啊？你說是吧。」然後轉頭對著媳婦溫暖地笑了笑。我認為這樣的女士完全能夠勝任「家庭CEO」的位置。
女婿和媳婦沒有本質區別，也和男女無關，關鍵是這個家庭中誰能夠獲得大多數家庭成員的信任，並進行合理的決策。（相關閱讀：父母過了70就要注意！8步驟與家人共訂照顧計畫，大家都放心）
看病離不開錢 如何用最少的錢獲最大價值？
所謂經濟學，具體落實到生活場景中，就是如何花最少的錢，獲得最大的價值。你完全可以用較少的價格，選擇效果稍微差一點的治療方式，這一點也不丟人，反而是非常合理的選擇。但「量力而行」4個字，知易行難。
只有2類人完全沒有這方面的顧忌，一部分是很有錢的人，另一部分是很窮的人。有錢人就不說了，先說說窮人。
我在東北下鄉時，曾仔細了解過這地區癌症病人的化療方案。肺癌中的腺癌類型癌症，理論上用培美曲塞（Pemetresed）效果更好一些，但這裡的病人用得最多的是相對古老的吉西他濱（Gemcitabine）。培美曲塞的效果確實比吉西他濱稍好一點點，但價格的差別是巨大的。當地的醫生和民眾似乎覺得用吉西他濱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畢竟大部分家庭沒有這麼多錢，既然療效差別不是太大，何必買貴的呢？
真正難受的是正在一、二線城市打拚的「中產」和「偽中產」們，上不去也下不來，卡在中間不知所措。很多人怕去醫院，因為醫院是個消費很瘋狂的地方——花錢無數，似乎是個永遠填不滿的無底洞，而且根本沒有獲得任何快感。
花費愈高的治癒機會未必高 新藥也可能是折磨人的消息
從醫生的角度來看，很多時候治療的邊際效用是驟減的，也就是說，多花很多錢和時間，付出很高的代價，只能提高5％的有效率，這是非常常見的現象。
例如最近肺癌領域比較熱門的免疫治療，雖然原理很神奇，確實出現了一些奇蹟，但是總體的有效率還是非常有限，有報導稱只能提高10％，且副作用相當大。一年數百萬的醫療費對很多家庭來說壓力都是巨大的，但內心上又無法拒絕。如果不做好心理預期建設和財務管理，癌症有可能導致一個家庭人財兩空。
另外，不同的癌種之間差別很大，像甲狀腺癌也許只要1、2萬臺幣就可以搞定，但是胰腺癌、淋巴瘤、食道癌等，手術加上化療、放療、免疫治療，動輒超過百萬臺幣，還不一定能夠讓病人康復。
客觀上看，愈是花費高的癌症，獲得治癒的可能性還愈小，而且可能在治療過程中出現很多折磨人的副作用，但最糟糕的，還是獲得希望之後的絕望。
很多病人甚至偷偷和我說他真不想治，因為一個渺茫的希望花掉家裡這麼多錢，他們心裡也很難受。
癌症治療的陣線往往會拉得很長。例如，有些病人化療2個月，然後手術，接著繼續放療2個月，後續也許要持續進行免疫治療，因此不是籌一筆錢就能夠解決問題。與癌症的長期鬥爭中，家裡主要勞動力的工作和收入也有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進一步增加家庭的財務壓力。
更尷尬的是，有些在醫生眼裡的好消息也變成了壞消息。我做小醫生時，有次跟一個肺癌晚期的病人介紹方案。他的兒子很淳樸、很陽光，特別自豪地拍著胸脯說：「醫生，您就給我爸爸用最好的藥，我有錢！」我當時沒多想，就跟他說：「你們確實非常幸運，您父親這個病變做了基因檢測，有個相對罕見的基因突變，可以用標靶藥了。」年輕人非常興奮，趕忙和他的爸爸說有救了！
但這個藥當時差不多一個月要花3、5萬人民幣（約10幾、20萬臺幣），即使有些贈藥的政策，吃半年也至少要自費20多萬人民幣（約百萬臺幣）。他知道這個情況後，找了個沒人的地方痛哭了一場。
我一問才知道，他哪裡是不差錢，他是個工人，為了給爸爸治病，工地上早、中、晚3班工作都做了，一天都不休息，一個月收入也就7、8千塊人民幣（約3萬臺幣）。他怎麼知道自己的錢對於治療來說，只是個微不足道的零頭。在醫生眼裡「有罕見突變」這種非常難得的好消息，變成了讓人心如刀絞的壞消息。
客觀告知家庭經濟 選擇相對合宜的治療方案
因此，這些年我致力於提供一些諮詢服務，為癌症病人提供來自專業的、但又是從朋友角度出發的建議。我發現大部分家庭都差不多，多數人都不是含著金湯匙出生，也不是年薪百萬財務自由。許多人一邊對跟家人說：「別擔心，家裡有我。」一邊彎著腰扛起整個家庭的重擔艱難前行。如果你不幸有家人得了癌症，不妨客觀地和醫生表達自己的家庭狀態，我相信絕大多數的醫生會主動幫你選擇最適合的治療方案。
我學醫時，當時北大醫學院院長劉玉村老師說：看病實在沒法做到完全不談錢，每次他都要問問病人帶了多少錢。不是惦記著病人的錢，而是需要根據其經濟實力幫他選擇最適合的醫療方案，因為讓病人自己選擇實在是太難了，畢竟在醫學領域並非愈貴就愈好。
劉老師說：他真的希望有一天醫生看病時能夠不問病人有多少錢，只給出最正確的醫療建議就好。然而我們距離走到這一天，也許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所以說，讓女婿來做決定，就是因為女婿能夠客觀地向醫生表達家庭的狀況，做出理性的、符合家庭實際情況的決定，而不是但凡有人生病就考慮賣房、賣地不顧一切。也希望各位妻子能夠給老公多一些空間，不要腦子一熱就無所顧忌，也不要埋怨老公的「摳」和「省」，你們要和醫生一起商量最適合你家庭經濟的治療方式。
（本文摘自王興著，《親人罹癌，先別慌》，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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