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讀到陳秀喜的詩，是在十幾年前國中的國文課上。昏昏欲睡的午後，臺上的國文老師翻開新的一課， 用振奮的聲音說「陳秀喜是我們新竹人唷！」十五年前的國中國文課，還是文言文與中國文學的主場，我們背誦著抽象的修辭、琢磨著渺遠的大江大海、努力體會失意老男人的潦倒和幽怨。突然，老師告訴我們，就在我們生長的土地上，每日穿行的道路旁，有位女詩人穿越歷史的洪流，與我們擦肩。
新竹人的詩，印在國文課本上。那一刻，全班都醒了。
這樣的心情，陳秀喜自己也曾經體會過。陳秀喜是日治時代的新竹人，被送與陳家做養女。不同於台灣早期許多養女艱辛的遭遇，陳秀喜過得很幸福，說養父母待她勝過親生父母，讓她在「無邊如海的慈愛」中長成。陳秀喜十五歲就展現自己的創作天賦，能以日文寫徘句、短歌，後來還出版了日文的作品集《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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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事隔多年後她仍在自傳裡細緻記下漢詩文在她生命裡的痕跡：她的生父陳買愛好吟詠漢詩，常有漢詩人來家中一起吟詩為樂。而她的養父更是特地聘請家庭教師來教她讀漢文。一天，她在書店裡看到一本《唐詩合解》：
「我是受過日本教育，小學畢業而已。第一次手捧線裝的詩書，非常高興又驚訝。立刻買這本書回來。我發覺父母常說『我們是從唐山移民來的』。如今手捧的是一本唐山來的書，我的小小的心靈卻為了買到《唐詩合解》而震撼。」
陳秀喜借助一本線裝漢文書清晰體會到她血脈的泉源，而她的詩作多年後又引領一群國中生感受到自己與土地的連結。我至今還記得課本上那首詩是這樣寫的：
風雨襲來的時候
覆葉會抵擋
星閃爍的夜晚
露會潤濕全身
催眠般的暖和是陽光
摺成縐紋睡著
嫩葉知道的 只是這些──
當雨季過後
柚子花香味乘微風而來
嫩葉像初生兒一樣
恐惶慄慄底伸了腰
啊！ 多麼奇異的感受
怎不能縮回那安祥的夢境
又伸了背 伸了首
從那覆葉交疊的空間探望
看到了比夢中更美而俏麗的彩虹
嫩葉知道了歡樂 知道了自己長大了數倍
更知道了不必摺縐紋緊身睡著
然而嫩葉不知道風雨吹打的哀傷
也不知道蕭蕭落葉的悲嘆
只有覆葉才知道 夢痕是何等的可愛
只有覆葉才知道 風雨要來的憂愁
這首詩的題目叫〈嫩葉——一個母親講給兒女的故事〉，描摹的是幼嫩的新葉生長的姿態，採取的是覆葉關愛的視角。新葉如嬰兒、覆葉如母親，新與舊、生與老之間的遞嬗既是自然界的，也是人與人之間的。〈嫩葉〉和另一首詩〈覆葉〉互為表裡，如果〈嫩葉〉還有初生的喜悅和天真，〈覆葉〉就更直面了世界的殘酷：
繫棲在細枝上
沒有武裝的一葉
沒有防備的
全曝於昆蟲饑餓的侵食
任狂風摧殘
也無視於自己的萎弱
緊抓住細枝的一點
成為翠簾遮住炎陽
成為屋頂抵擋風雨
倘若 生命是一株樹
不是為著伸向天庭
只為了脆弱的嫩葉快快茁長
〈覆葉〉呈現了一片孤葉的羸弱與不屈，如同陳秀喜面對她自己的人生。
如果不認識詩，早就死掉也說不定
她的體會人生之苦是從婚後開始的。二十二歲那年，縱然養母萬般不捨，她仍然按照那個年代女子既定的人生規劃嫁到員林去，隨即跟著丈夫到上海、杭州工作。不料，為了這段婚姻，她遭受婆婆虐待，長子在月子中就因延誤送醫過世。因為隨夫赴任為二戰困於中國，她錯過了與慈愛養母的最後一面。最後，丈夫還外遇。
受虐和外遇是明明白白的苦，陳秀喜對婚姻的體察則更深刻，在許多詩作裡都能看見她為妻、為母的細膩覺察。在她著名的詩作〈棘鎖〉中，她闡述了婚姻對女性的箝制和壓迫：
卅二年前
新郎捧著荊棘（也許他不知）
當做一束鮮花贈我
新娘感恩得變成一棵樹鮮花是愛的鎖
荊棘是怨的鐵鏈
我膜拜將來的鬼籍
冷落爹娘的乳香
血淚汗水為本份
拼命地努力盡忠於家
捏造著孝媳的花朵
捏造著妻子的花朵
捏造著母者的花朵
插於棘尖
湛著「福祿壽」的微笑
掩飾刺傷的痛楚
不讓他人識破當 心被刺得空洞無數
不能喊的樹扭曲枝椏
天啊 讓強風吹來
請把我的棘鎖打開
讓我再捏造著
一朵美好的寂寞
治療傷口
請把棘鎖打開吧！
新郎捧著象徵愛的鮮花，卻不知道那其實是一束割得妻子遍體鱗傷的荊棘。他也許不知道、也許知道了卻不在意，從此，男人從詩行中退場，後續關於女性在婚姻裡的苦與痛、掙扎與求生，他完全的缺席。
缺席所代表的冷漠與無視，或許比直接的暴力還更可怕，也更讓人無從抵抗一些。男人以鮮花與愛將女人誘進了婚姻中，鎖在裡面。不論是「膜拜鬼籍」或「湛著福祿壽的微笑」都帶著森森鬼氣，婚姻，似乎真的就是這樣一樁令人絕望的買賣。在陳秀喜的年代，婚姻對女性的意義除了當下的歸屬和依附，更大的價值在於死後一個合於禮法的位置。而為了身後理所應當的安置，女人該付出多少代價？
為了做一個好妻子，女人必須拋下原生家庭，做一個孝順的媳婦、賢慧的妻子、慈愛的母親，看似是美麗芬芳的花，卻是插在讓人無比疼痛的棘尖上。原來，每一個合宜的舉措、每一個應盡的本分，都要用一寸一寸的傷口換來。
幸好，詩句沒有在無望的情緒中下墜，詩人轉而呼喊強風吹來、把婚姻的棘鎖打開。她並不是不知道，離開婚姻之後所帶來的迷茫、無措與寂寞，但解脫了痛苦之後的人生，即使是寂寞，也是美好的寂寞。
因此，等到子女都成家後，陳秀喜選擇在五十七歲那年，結束了三十六年的婚姻。陳秀喜在自傳中這樣記述她離婚的心情：
「三十六年來過著三從四德的生活，盡了主婦的職。回顧三思，問心無愧。可以心安地走了。過去的我是為了大家活來的。是迷失了自己的。往後，我是為著我而要活下去的。兩種生活方式、均有一長一短。深深吸收自由、自在的空氣。刻刻都是感恩、感謝的意念中。山居，大自然是這麼無邪、天真。假如，我不認識詩⋯⋯我不會離開他，假如我不認識詩，我早就死掉也說不定⋯⋯。」
民國六O年代，離婚還是一件大膽的舉措，根據統計，當時每一千人只會有 0.36 對夫妻選擇離婚，更遑論是由女方提出要求。那個年代的傳統婦女，大約真的要被逼到絕境才有勇氣奮身一搏，斬斷婚姻。陳秀喜在面臨養母逝世之痛時，就曾說過如果不是懷著再見養母一面的念頭，她早就死了，可見這段婚姻對她的戕害。離婚後的日子，也並沒有海闊天空，她甚至一度上吊自殺，導致聲帶受損。放棄了那個年代的人眼中「正常」的生活，也放棄了她曾寫入詩中的「將來的鬼籍」。陳秀喜，選擇向死而生。
離婚後，她沒有依傍子女，而是隱居於台南關子嶺。她為居所取名為笠園，寄託著她為笠詩社付出的二十年心血。笠園成為台灣本土詩人的聚會的所在，許多年輕一輩的創作者都受過陳秀喜的提攜照撫，尊稱她一聲「陳姑媽」。
詩人向陽在廣播節目中分享自己與陳秀喜的交往。那時，他剛剛開始嘗試創作台語詩，當時的大環境對台語創作者並不友善，他的詩作無處發表，自己也很沒有信心。有一次，他應邀參加詩歌朗誦會，以台語朗誦自己的作品〈阿爹的飯包〉。詩中刻畫搬砂石父親的辛勞、貧困家庭的痛苦，以及父母對子女的慈愛，讓陳秀喜立刻紅了眼眶。用台語對向陽連連說著「很感動、很感動」。多年後，向陽還記得那一刻對他的激勵。
在現實生活中，詩人的責任非常重大
陳秀喜對於詩歌有很大的期許，將表達思想、鍛造語言、重視歷史、國際、人類，乃至於時代使命都賦予在詩歌創作上。因此她曾以〈也是一首詩的重量〉描述她對詩歌的期望：
詩擁有強烈的能源，真摯的愛心
也許一首詩能傾倒地球
也許一首詩能挽救全世界的人
也許一首詩的放射能
讓我們聽到自由、和平、共存共榮
天使的歌聲般的回響
就像她自己在《美麗島詩集》裡提到的：「一首詩完成的過程，是感觸、感動的餘韻帶進思考讓它發酵。思考是集中精神在語言鍵盤上彈出聲音。詩人不願盲目活著。眼睛亮著重視過去，腳卻向前邁進。意識歷史、時代、甚至國際、人類。以關心執著於自覺得極點，附著時代的使命感，以喜怒哀樂的沈澱物來比較和判斷事物。詩人是真善美的求道者。在現實生活中，站在自己的位置，詩人的責任非常重大。」
基於一種詩人的使命感，陳秀喜的詩歌不只是寫婚姻與母愛，還從婦女獨有的生命經驗裡延伸出去，觸碰更廣大的國族議題。最廣為人知的嘗試，是原名為〈臺灣〉後來被改寫為〈美麗島〉的詩作。詩中以搖籃、母親的懷抱去比附台灣之美。台大中文系教授洪淑苓認為，詩中以溫和包容的態度表露對台灣鄉土的認同和情感的依歸，有別於其他詩人較為強烈的反抗與抗議意圖。這除了是女作家書寫鄉土家國的修辭，也是跨越政治旗幟論戰之後，對斯土斯民不變的熱愛。
從陳秀喜的詩歌，我們會看見女性的陰柔特質和看似陽剛的國族認同並不衝突，可以延伸、可以比擬、可以渲染。比如〈我的筆〉：
眉毛是畫眉筆的殖民地
雙唇一圈是口紅的地域
我高興我的筆
不畫眉毛也不塗唇「殖民地」，「地域性」
每一次看到這些字眼
被殖民過的悲愴又復甦
數著今夜的嘆息
撫摸著血管
血液的激流推動筆尖
在淚水濕過的稿紙上
寫滿著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我們都是中國人
這首詩經過英譯之後，在 1978 年獲得美國全國詩人協會詩競賽第二獎。詩中以畫眉、描唇等化妝的動作與詩人之筆做出區隔。「化妝是對五官的佔領」，這樣的視角大約有歐美婦女焚燒胸罩一般的冷冽和氣魄了！詩人的筆不畫眉毛也不塗唇，那她的筆做什麼呢？用來寫下被殖民的悲痛，以及對國族認同的辨析和吶喊。
另一首詩〈耳環〉則以日本女孩不如中國女孩一般打耳洞來區分中日之間的差異，詩中的「我」以戴上一對耳環為傲，即使遭致歧視也不退縮：「民國二十八年／母親的民族觀念說／耳朵有針洞／才是中國女孩／總有一天／要辨別我們並不是日本人／戴著翡翠玉墜的耳環／梳兩條辮子／穿著長齊腳跟的旗袍／因怕統治者的威風／純中國式的打扮／街上已少見／我時常被日本的小孩子們／投擲小石頭 罵『清國奴』」
翡翠玉墜耳環、辮子、旗袍都是女性的裝束，而在這些看似屬於外在的打扮、屬於女性陰柔的象徵，在陳秀喜筆下卻用以傳達女孩心中愛國愛家、堅毅不拔的意志。詩中十八歲的年輕女孩即使遭遇謾罵羞辱也昂首闊步，唯一的期望就是「耳環就是／中國女孩的憑證／臺灣光復 那一天／不必檢驗耳朵的針洞」。期望光復的那一天，所有堅守國族認同的打扮和舉動都不再有任何疑慮，不再需要為了討好殖民者而有所矯飾。
然而，光復之後的台灣人，卻無法如同陳秀喜詩中的祈願，只自自然然的做自己就足以立足這塊他們生長的土地。因為，他們面臨了新挑戰：國語。
跨越語言的一代，是忍耐陣痛的失語者
如同那個時代許多創作者一樣，光復之後陳秀喜立刻面臨的困難是語言的轉換。受日式教育、擅長日本俳句、和歌的陳秀喜，突然之間成了新時代格格不入的人。光復三十年後，她出版了詩集《樹的哀樂》，在〈後記〉裡她這樣陳述自己的痛苦：
「光復三十年來的臺灣，早已成為推行國語非常成功的模範省。然而，我個人，因為不學無術，被殖民過的痛苦，迄今不但尚未消失，握筆時，那種陣痛的苦悶，還是折磨我。當我出版日文短歌集《斗室〉（一九七O)後，由於心中有所抉擇，從此不再出版日文短歌集，專心學習國文，作為個人的心願。而且，渴望以我們的國文寫詩。」
能夠流利傳達思想感情的日文，帶著殖民的屈辱；理所應當該使用的國語，卻又不夠熟悉順暢。這種失語的痛苦也表現在〈編造著笠〉一詩（節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
我們鳴放炮竹
淚濕面頰互相擁抱
將光復的喜訊
報告祖先們
我的國籍也光復
可是祖國的文化
被統治者隔絕了半世紀
想不到痛苦在等著我
回到祖國的懷抱
高興得血液沸騰
卻不能以筆舌表達
焦急又苦惱
熱血也許會被誤為冷血
在語言的鐵柵前啜泣
為了要寫詩
學習國語
忍耐陣痛
有時候詩胎死在腹中
有時候揉碎死胎兒
丟棄後苦悶著
詩的國家的文化
對我來說
比岩石更重
嘴吧如啞吧
唱不出聲時感到羞恥
我們應該向
祖先們和搖籃道歉
血液沸騰、筆舌卻偏偏不聽使喚，於是只能無助的在語言鐵柵前啜泣。語言與思想的錯位並不是這一代台灣人的錯，陳秀喜的詩文裡卻袒露了戰後台灣人無法壓抑的愧疚、羞愧和恥辱。於是有了凡提及陳秀喜時必會講述著名故事：陳秀喜赴日出席在東京舉辦的《陳秀喜詩集》出版紀念會，並拜訪了日本著名詩人堀口大學。當堀口大學稱讚陳秀喜的日語優美時，她並沒有喜悅，而是索要紙筆當場作和歌一首表達「懂日語是悲哀，故鄉被殖民傷痕猶在」的感受。因此，堀口大學立刻肅坐伏地道歉。
歷來講述這個故事，往往視之為一段佳話。陳秀喜的風骨與堀口大學的自省，以及成就這段會面的創作交流，都讓這個故事無比動人。然而，這段故事呈現的出原本應該為之自豪的語言能力，對於當時的陳秀喜以及許多台灣知識份子而言，卻是傷痕和悲哀。更糟糕的是，這樣的傷痕和悲哀不僅是源於被殖民的傷痛，在當時臺灣的氛圍裡，更有一種必須自證自清的壓力。
擔任「笠詩社」社長長達二十年的陳秀喜，自然也被捲入了鄉土文學論戰中。那首讓她收穫美國詩壇榮譽的〈我的筆〉，其創作背景卻是源於《水星》詩刊對《笠》詩刊是「日本詩壇的殖民地」的批評。陳秀喜強調，她是受日本教育的人，能用日本話、日本文字創作，卻甘願辛苦地學習中文、寫中國詩，這都是因為她不甘於被殖民。
「笠詩刊當然是中國人的詩刊，這種憤怒，我就把它寫成〈我的筆〉。」
洪淑苓提到，1970 年代現代詩論戰以及鄉土文學的風潮導致各詩社關係惡化，笠詩社向來被視為親日、本土，因此在當時的氛圍下相當不容易發展。而在〈我的筆〉發表的前一年，又偏偏發生了釣魚台事件、臺灣退出聯合國，仇日的情緒和退出國際舞台的悲憤，都讓笠詩社成為眾矢之的。
因此，這也讓陳秀喜這樣的創作者處境更為艱難。
和歌創作不是恥辱，是那個時代留給當代最美的禮物
將近五十年後，重看陳秀喜在政權遞嬗之間的苦與難，我們會清楚的知道被殖民、擅長日語、艱難地學習「新」國語，都不是他們的錯，甚至不該是錯。可是，早在讀者們能夠發現這點以前，有許多創作者不得不放棄自己擅長的語言，因此不能以最順暢的方式表達自己，甚至不能再創作，只能殞落在不同語言的縫隙之間，將表達和詮釋的權力拱手讓給更流暢使用官方語言的人們。
新竹市文化中心（現為新竹市文化局）在 1997 年出版了《陳秀喜》全集。如果有機會翻閱這套全集的人，除了閱讀詩集、書信、資料集，也翻一翻陳秀喜的日譯詩、短歌和俳句吧。也許藉由這一次次摩挲書頁的時刻，能夠讓陳秀喜知道，她美麗的日文創作不是屈辱，而是珍貴的歷史資產、文化記憶，更是一位努力翻越時代、語言與性別阻礙的女詩人，留給後世最好的禮物。
回想十五年前，那個懵懂地在課堂上展讀〈嫩葉〉的我，並不知道從「母親講給兒女的故事」在詩人心中升起，到化為她陌生的國語，最終印成鉛字，成為國中生必讀的一課，中間需要多少努力又經歷多少頓挫。女性的聲音不論在哪一個時代、哪一種文化裡，常常都是被噤聲的一群。可是，如果沒有陳秀喜的詩，我們不會看見民國六O年代為女、為妻、為母曾經歷的哀與樂。我們也不會發現陰柔的眉筆、唇彩、耳環，甚至廚房裡裊裊的灶煙，原來都能寄託熾熱的愛國心和柔韌的鄉土情。
從台灣第一位女詩人到當代，女性也許不再遭遇明言要求的噤聲，也幸運避過了失語的時代夾縫，讓我們終於掌握了自由書寫和表達的權力。擁有這些得來不易的權力的當代女性該說什麼？該寫什麼？才能讓五十年後的女性依然備受啟發，念念不忘？也許，就從解開前代女性身上的枷鎖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