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犁客
那天住在日本東京世田谷區的大江接到一通來自國外的電話，對方講英文，口音很重，大江聽不大清楚，心想大概是某個國家的某個單位要找自己去演講吧──這種邀約並不罕見，但派來的窗口連講都講不清楚就很難確認細節。大江無置可否地結束了電話，沒想太多，到了那天稍晚，才被擠在自己家門口的大批媒體嚇了一跳。
帶著口音的電話是瑞典文學院打來的，通知大江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大江沒聽清楚，但外電訊息傳到日本的時候，媒體可都聽清楚了──大江健三郎，1994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這個獎項繼1968年的川端康成之後，第二位日本作家。
從某個角度看，大江健三郎就是那種大家想像中「會成為文學家」的人──他出生在四國偏遠的山村，從小就表現出聰穎過人、喜愛閱讀的特質（大江回憶自己人生買的第一本書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老實說單就情節而言這書並不難讀，但相當厚重，小朋友會買這書擺明了是有閱讀癖），考進東京大學唸法文，然後很快就開始發表作品，大學還沒畢業就拿了芥川賞。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大江健三郎也不是大家想像中那種固守在學院裡頭高談闊論、為了保持某種「藝術的純粹」而不理會（或搞不懂）外頭發生什麼事的文學家──大江的兒子出生時頭部畸形，育兒過程相當辛苦；大江多次訪問中國，了解二戰時日本侵略中國的史實，加上七零年代他曾發表內容指控軍方的《沖繩筆記》，所以日本右翼分子對他有諸多批評。大江從小就覺得強灌到學生腦袋裡、崇拜天皇的軍國主義不大對勁（當時學生接受的教育是「只要天皇下令，我就願意為天皇切腹而死」）；他實地參訪過廣島，理解原子彈爆炸的慘況及社會運動內部的分歧⋯⋯大江健三郎有個人生活的煩惱，也積極地關心世界。
至於大江健三郎用來解決個人問題、面對世界樣貌的方式，就真的很文學家了──對，透過文學。
與兒子的相處及思索，溶入小說《靜靜的生活》裡頭，遭逢摯友自殺的打擊（這位摯友是日本導演伊丹十三，他是大江的同學，也是大江的大舅子），成了《換取的孩子》當中主角必須處理的課題；《再見，我的書》反應了對國際間恐怖主義及反恐怖主義衍生的暴力，《為什麼孩子要上學》則是這個東大學霸諾貝爾得主在年近六十時對人生的體悟及回顧，也是對青少年的指引與啟發（這本寫得真的輕簡好讀）。
用文學解決，用文學面對，文學可以是學院裡討論的東西，也可以是日常裡實用的工具，大江健三郎不完全是大家想像中的文學家，他就是個不折不扣、真正的文學家。
大江健三郎2009年到訪過台灣（他在台灣之旅途中寫完最後一本小說），2023年過世。現在，我們可以從電子書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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