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當選後，宣布將對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中國出口的商品全面課徵關稅，且基於以下三個理由對加拿大與墨西哥兩國商品課徵25%關稅。首先，由這兩個國家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太多；其次，不少毒品、芬太尼（fentanyl）以及其他管制藥品係經加、墨走私進口；以及美國與加、墨貿易逆差過大，形同美國對這兩國補貼。
就職後，川普未立即簽署行政命令，而是設定2025年2月1日為最後期限，在這之前，加、墨應提出解決方案。其實，加拿大走私到美國的芬太尼數量極少，甚至美國毒品管制署（DEA）在2020年度報告裡就已剔除從加拿大走私的統計數量；墨西哥政府亦宣布將採取措施以有效遏阻非法移民以及毒品進入美國。
不只中國，川普關稅大刀也砍向加、墨
為何川普挑選同為自由民主國家的加拿大，與一黨專政的威權獨裁體制的中國作為第一波課徵關稅的對象﹖一個可能原因是這兩個國家與美國貿易逆差過大，加上美加經濟規模差距懸殊，兩國貿易活動呈現高度不對稱（加拿大所生產75%的商品與服務係輸往美國），美國是加拿大最大的貿易夥伴。全面課徵關稅對美國傷害較小，但對加拿大影響較大，其經濟可能因此陷入衰退。加拿大總理認為兩國貿易的爭執、外交的纏結都不是加拿大想要的，若川普一意孤行，加拿大只有採取報復措施。
加拿大研議的報復性措施，似乎對美國經濟影響不大，初步估計只影響美國對加拿大出口全額中的370億加幣。雙方貿易戰一旦開打，美國廠商出口的產品進入加國市場將面臨更多的障礙，對其他國家經濟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美國對加拿大進口商品所課徵的關稅不可能完全由加拿大出口廠商吸收，且美加兩國經濟已呈現高度整合，加拿大報復性措施對美國進口成本影響不能單從25%關稅簡單數字來計算。舉例說，汽車引擎使用的化油器，裝配到汽車前須先走過美、加、墨邊境八次，所課徵的關稅就不是25%，而是25%的倍數，實際成本增加須視三國汽車產業分工程度。
川普對加、墨課徵關稅背後的盤算
生產成本增加自然帶動美國物價膨脹，一般民眾生活費用亦會高漲，經濟成長趨緩，傷害美國勞工薪資所得成長以及工作機會。顯然川普政策背後的算計應是只要課徵關稅不致過高，其他國家在忍受範圍內，不會採取強力報復措施，如此就不至於造成美國經濟太多的傷害，又可創造關稅收入。
無視於可能的報復性措施，美國白宮隨後發布川普的美國第一貿易政策（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備忘錄，其中並未提出任何合理說法，僅強調他的美國第一貿易政策將促進美國國內投資、提升生產力、強化美國產業及技術優勢、捍衛美國的國家經濟安全，讓美國勞工、生產者、農畜牧業者及企業家同蒙其利。
到底川普對加、墨兩國財貨課徵關稅用意何在﹖首先，試圖迫使加、墨兩國採取政策以有效阻絕非法移民與毒品進入美國，但加、墨並非問題的根源；其次，期待透過課徵關稅為美國政府創造更多的稅入以填補對富人減稅所損失的稅收。川普在第一任期間，積極推動對富人減稅。此次大選更有不少有錢階級與大企業以政治獻金相挺，選後又任命不少信奉財政保守主義人士進入行政部門。以提高政府效率為名，大幅削減政府支出，試圖減少財政赤字；未來若再對富人減稅，所減少的稅收勢必以關稅收入彌補。
不是自由放任的自由貿易
自1990年代興起的全球化，不是傳統經濟學所認知的自由貿易。自由貿易係指政府放任市場自由運作，市場決定並承受運作的結果。要達到自由貿易的完美境界，至少要滿足三個條件：沒有財貨跨境移動的價格與數量障礙，例如﹕進口零稅率、出口零補貼、以及財貨進口數量沒有任何限制等；其次，各國的國內政策（domestic policy，例如：環境保護、勞動基準、公立教育的提供、政策補貼與政府在市場角色）不存在差異；最後，各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組織運作模式沒有不同。
這三個條件不易成立，所以沒有市場經濟體制能夠完全的「自由放任」運作。即使，全球化下，商品、資金與技術的跨國移動幾無限制，不再受政治疆界的限制，然而全球化卻無法讓大多數國民可以自由選擇國家，他們是全球化的輸者圈成員，不可能靠自己解決生活問題。
此時，這些輸者圈成員需要政府提供解決他們生活問題所需的公共服務，並制定各類規則與規範（商品標準，消費者權益，勞動基準以及環境生態的保護等）以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期待政府執行各種所得重分配政策，讓不同階層能更公平的享受經濟成長果實。這些國內政策形式取決於該國的社會需求，財富分配狀態以及政治體制。
國內政策不是阻礙自由貿易進行的保護主義
然而，一般人對多邊或雙邊貿易協定的理解多停留在「雙方透過關稅減讓或取消進出口數量限制以降低進入他方財貨市場的成本」表面層次，忽略商品生產與銷售過程中各國國內政策差異所產生的不公平貿易現象；讓移除財貨跨境的價格與數量障礙的貿易自由化措施，不易得到國內社會的支持。
舉例說，英德兩國同屬歐盟成員時，兩國的政治制度、社會組織運作模式差異不大，兩國國內政策同受歐盟管制與規範。英國脫歐後，雙方在貿易協定談判過程中，就常對國內政策的差異出現不少爭執。
記得前德國聯邦總理梅克爾（A. Merkel）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到英國與歐盟談判過程中，主要障礙在於：英國堅持其國內勞工、環保、社福、政府補貼以及競爭政策不必與歐盟一致。她認為如此一來歐盟與英國之間就不可能有零關稅的貿易關係，因為國內政策差異會產生政策傾銷（Policy Dumping）。舉例說，假設A國商品生產的環保規範較B國寬鬆，導致A國商品的價格競爭力較強；此時，若兩國又有零關稅貿易協定，則A國商品會藉著較寬鬆的環保規範在B國產生類似傾銷現象。
雖然，國內政策差異是國際貿易不公平的源泉，我們不能因此認為國內政策是阻礙自由貿易進行的保護主義，忽視國內政策是保障無法跨國自由移動人民基本生活權益的功能。實際上，多邊或雙邊貿易協定談判時，各方都會將焦點放在國內政策的跨國差異上，檢視跨國差異是否係因某一方刻意製造以取得更多的政策傾銷空間，以避免貿易協定簽訂後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因此，貿易協定談判過程中主要的工作不是如何移除跨境價格與數量的障礙，而是討論各國的規則與規範以及國內政策跨國差異合理化。
政府應避免改變政策而傷害到基層勞工
國內政策不必然對所有人都有利。國內政策的形成，需視政策制定者與那些社會組織或階層關係較為密切。舉例說，右派政黨選舉時，由於得到不少大企業、大財團以及有錢階級的資源奧援，當選後自然與這些組織及階層有較密切的互動，這些組織與階層的聲音較易傳達給政策制定者，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傾向維護這些財團以及階層的利益。
在貿易協定談判過程中，這些財團與有錢階層除了會爭取進入其他國家市場最有利條件，甚至藉貿易談判，解除本國政府對他們不利的管制與規範，或削減原有的社會政策支出，奪取最大的利益。
川普2月7日接見日本首相石破茂時表示，他將對許多國家課徵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但未說明具體的措施。據現任白宮貿易與製造業高級顧問納瓦羅分析，優先考慮的對象是對美貿易順差最多的中國，其次才是歐盟、泰國、越南與台灣。目前，台灣對美貿易順差高達739億美元，排名第六。
若川普2019年提出的《美國對等貿易法》獲得國會通過，川普勢必與這些「對美國貿易順差龐大」的國家進行談判，我們與美談判的目標當然是爭取較低的對等關稅稅率。無法爭取到較低的稅率時，政府不應屈從財團與企業的壓力，以提高出口價格競爭力為由，改變國內政策傷害到基層勞工的權益，或以振興經濟為名給予企業與有錢階級減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