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國經濟、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狀態，中國的經濟、社會會出現巨變，這和習近平的統治思維息息相關。中共建政至今，統治階層對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重視，經濟基礎一方面決定了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也影響著經濟基礎；換言之，「中國經濟發展」與「習近平統治思維」之間形成相互牽動的關係，「中國式現代化」是習近平提出的發展方案，也牽動著未來中國經濟形勢，當然會是習近平接下來鞏固政權的重要課題。
強化黨中央領導的經濟決策思維
自中共十八大開始，習近平便展開各種對內整治的動作，從反貪腐的政治肅清，到十九大中後期採取市場監管手段，整體而言，有樹立個人政權地位及權力威望的盤算，主要的目標便是打破鄧小平建立集體領導、權力分配及政治繼承的模式。第二任期時，習近平高舉「脫虛向實」的旗幟，有意推動「國進民退」的社會經濟模式，加強透國有企業中黨委的領導角色，以及要求民營經濟體與外國企業設立黨支部，意味著要凸顯中共在經濟市場的統一領導作用；縱然習近平一再宣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不會改變，但事實上，中國經濟發展已經發生了質變與量變。
習近平第三任期已邁入期中階段，中共越來越重視「安全」意識，除了在重要的講話中高頻率使用「安全」兩字，更在制度與法制環境中採取各種涉及「安全」的措施，這在中共二十大之後更為明顯，一來這反映出習近平對於政治處境的不安全感，二來也顯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面臨的社會經濟挑戰加劇。特別是，從十九大開始，中國深受內、外情勢變化的考驗，國際社會對中國「去風險」（De-risking），採取科技封鎖及防範「數位威權主義」(Digital Authoritarianism)對外「擴溢」（Spill-over)，習近平則提出「雙循環」應對，更加重視實體經濟及強化自力更生的訴求。
安全意識貫徹中共經濟基礎建築
回顧2024年，中國經濟出問題愈來愈嚴峻，例如消費低落、就業短缺、外資出走、產能過剩等問題浮現，特別是在2020年COVID-19疫情爆發，習近平採取「動態清零」防疫路線，「封城」的強硬作法，不但「停產停工」，就連社會發展都出現不穩的跡象。2022年底的「白紙革命」挑起中共敏感神經，旋即宣布解封、力促經濟復甦；然而，中國經濟卻陷入投資、消費、創新不足的泥淖，以及房地產市場有泡沫化的危機，地方財政債台高築壓力攀高，再加上進行《反間諜法》及《保守國家秘密法》的修法動作，加快外資出逃的速度，同時導致中國經濟出現內捲化的現象。
進入到2025年，習近平還是得面對中國社會經濟困境的解決，過去一年，習近平也提出不少新的概念，包括「共同富裕」、「房住不炒」、「新質生產力」等口號，不過，由於內涵不清晰、政策方向不明、瀰漫寧左勿右的政治氛圍，衍生出難以回復的狀況，例如公私合營及國有化、房價下跌及爛尾樓、盲目生產及產能過剩等現象。眼看具中國特色的社會經濟問題四起，習近平再度強化「中國式現代化」的焦點，包括「以人民為中心」、「發展馬克思主義」、「深化改革開放」及「全面從嚴治黨」，似有覆蓋陳腔濫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有意藉由「中國式現代化」來串連各式各樣的「習語錄」。
習近平的社會經濟統治思維還在形塑當中，過去中共政治議程也不完全依循，「二十大三中全會」延宕九個月才在去年七月召開，四中全會今年何時召開仍不明，也有可能習近平時代的統治路線還在「摸著石頭過河」，這解釋了為何習近平不時提及「改革開放」及「民營經濟」的重要性，但又必須強調「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維護黨中央領導」的政治紅線。讓外界比較擔心的是，習近平可能不了解自己所提出的概念名詞，這可能的問題出在「習思想」的功利本質。由此來看，習近平所謂的中國式現代化，通則化鑲嵌在他對於社會經濟的治理手段，可以市場化發展民營經濟，也可以國有化力促「國進民退」，以及對外擴張影響力，當然這是為了鞏固中共的上層建築，特別強化習近平的極權專制體制。
作者》吳瑟致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台灣智庫諮詢委員、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海基會無給職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