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青瓦台魔咒」與尹錫悅總統彈劾案

（德國之聲中文網）12月7日韓國國會就總統尹錫悅因涉嫌濫用戒嚴權而進行彈劾表決。雖然在野黨及民眾呼聲強烈，執政黨議員卻以集體缺席方式進行抵制，從而使得總統彈劾一案暫時落空。

從長遠來看，一段相對平穩而冷靜的思考期，或許比急速的“換人游戲”更有利於民主制度的反思、檢視與改善。

而倘若該案能就緣由、法理與對策進行廣泛的深入討論，並打破韓國民主化歷程中揮之不去的“青瓦台魔咒”（即激烈的執政者清算及復仇政治），則有望為韓國未來的政治圈塑造一個更為健康之生態。

尹錫悅的執政風格與“朝小野大”

由於尹錫悅隸屬保守主義右翼政黨“國民力量”，其常被國民乃至外界默認為韓國社會根深蒂固的保守主義勢力。顯然，這忽略了其作為熱血檢察官出身的政治素人，身後並無保守勢力及國家財閥大力加持的事實。

事實上，作為韓國60年代戒嚴時期出生、80年代民主化伊始接受大學教育、90年代民主化鞏固成型時期正值英年（30歲）的“386世代”（386세대），尹錫悅屬於韓國民主化進程中承前啟後的重要一代。其在大學時代的模擬法庭中大膽定罪“光州事件”之獨裁者全鬥煥，以及多年來不畏權貴而堅持逮捕李明博、朴槿惠、李在鎔等一系列政經保守壟斷勢力，正是其曾經忠於憲政理想的明證。

2021年，文在寅總統卸任之前曾有意打破“青瓦台魔咒”，意欲削減檢察官權力。時任檢察總長尹錫悅憤而辭職，隨後加入最大在野黨並以不到1%的微弱優勢贏得2022年總統選舉。上任之後，這匹政壇“黑馬”憑借敏銳的政治直覺試圖重建對日友好關系，以致力於打造美日韓同盟而強硬應對朝鮮核威脅；其亦成為首位參加北約會議的韓國總統，並給與烏克蘭援助與同情。在對華關系上，其雖在薩德部署上態度強硬，但經上月APEC會議與習近平會晤，韓中關系開始回暖：其清晰聲明對韓國而言，“中美兩國不可二選一”。

然而，由於其從執政伊始便面臨“朝小野大”的反對壓力，其囿於檢察官出身似乎又較為固執強硬、不善溝通，從而構成了其內政統治的不利因素：譬如，其分外倚重醜聞纏身的夫人金建希而否認韓國的性別壓迫，從而被年輕世代特別是女權主義者認為激化了性別矛盾；其因身後缺乏深厚的黨羽支持而倚重學長學弟的“理想者同盟”，被質疑為“任人唯親”；而其硬啃韓國醫療改革這塊積重難返的硬骨頭，則遭到精英階層無情抵制。而在重要的經濟領域，其堅持自由市場經濟原則，卻在疫後經濟困境中被指責為“經濟、民生和物價管控不力”。

而由於韓國總統執政期長達五年且不得連任，今年4月的國會選舉被視為其“期中考”。在這場“大考”中，由於以共同民主黨為首的在野黨進一步獲得多數席位（佔300席中的192席），韓國政局中較為常見的“朝小野大”對立局面進一步加劇，這使得原本就已艱難執政的尹錫悅政府幾近癱瘓。譬如：強勢的國會不僅屢屢拒絕其立法提案，屢屢彈劾政府官員，最近半年以來更是加大彈劾頻度廣度；而更具爭議的是：11月29日國會在韓國憲政史上史無前例地單方面強行削減國家預算並拒絕協商撤回，這不僅令包括期望緩解低出生率、提高兒童保育預算在內的地方自治團體等叫苦不迭，亦使小工商戶和個體經商戶的補貼增幅無望，而打擊毒品犯罪及應對突發災難的國家安保、監察院等工作經費等亦遭到削減。

韓國民主共識深入人心

在日益激烈的黨爭面前，似乎為了擺脫執政困境，尹錫悅最終不惜動用總統戒嚴令而孤注一擲。然而，由於戒嚴令的本質為軍事管制，其使用有嚴格的限制條件，並最有可能直接傷害普通公民的自由權益，因此，這不僅令整個世界為之一震，亦令人驚懼地體會到了民主體制的脆弱性。

值得慶幸的是，在總統或因一時沖動而嚴重誤判國內局勢的緊急關頭，普通韓國國民、特種部隊軍人、在野黨議員、乃至執政黨黨員本身等，均不約而同地迅速“抗命”，並迫使總統根據國會表決而在短短六小時內依法收回戒嚴令，並未造成任何人員傷亡。這充滿戲劇性的濃縮一幕，堪比任何韓劇均為精彩；其在危機時刻真實地體現出韓國的民主共識已深入人心，或可堪稱世界級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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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其中，最令人感動的是特種部隊戒嚴士兵向抗議國民的鞠躬道歉，以及他們發現自己空降國會而非戰爭“前線”的深切懊悔。此種令人驚嘆的民主素養令人感慨：韓國民主運動史上的鮮血沒有一場是錯付與白流。而這既得益於無數普通國民的英勇獻身，亦得益於眾多影視文學作品的傳播（譬如光州運動正式平反之前SBS電視台國民電視連續劇《沙漏》- 모래시계），甚至亦包括筆者所親歷的、尹錫悅總統本身所隸屬的“386世代”們對後輩學子們的諄諄引導與薪火傳承。

而另一方面，隨著尹錫悅總統7日面對國民的“誠摯道歉”以及絕不發起二次戒嚴的聲明保證，顯然其亦與身後執政黨達成某種協議：即避免沖突激烈且程序繁瑣、歷時漫長的彈劾，或向總理與執政黨有序遞交總統權力，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政治鬥爭升級或國家社會陷於動蕩。而對於尹的主要政治對手即在野黨的李在明（共同民主黨）與曹國（祖國革新黨）等人而言，其應同樣遵守程序，應就各自原本纏身的司法訟訴進行回應。

雖然此種有序遞交權力的“提前卸任”目前亦遭到攻擊或抵制，但相對歷屆總統難以逃脫的急劇風雲變幻（即“青瓦台魔咒”），此種較為冷靜平緩的處理機制或許能爭取一些時間，促使朝野共同審視韓國政治體制中長久存在、且越來越不容忽視的一些問題：譬如總統制下，總統本身擁有的權力是否過大，因而反而容易引起政治鬥爭或帶來執政干擾？而為期五年、不得連任的單一總統任期，在四年一屆的國會選舉之前，是否又極易因為日期的錯檔而淪為“朝小野大”的“跛腳鴨”？而目前最重要的，或許是在經濟本來就不景氣的情況之下，在野黨是否有權單獨強行處理國家預算？

由於上述問題均事關民主憲制是否妥善運作的協商與妥協精髓，或許唯有借此時機展開充分辯論，一項一項進行釐清，整體社會方能以開放性的態度進行合理且適度的判斷。

不可忽視的“國家治理能力”

在日前強烈支持總統彈劾、積極發起游行示威的民眾之中，不少人提到了“糾正國家錯誤”。對於一個經歷過長久戒嚴統治的民族而言，街頭出現的直升飛機與裝甲車不啻於痛苦的負面記憶，一向注重公民參與的韓國民眾無論如何不會允許其在現實生活之中魔幻重演。

而另一方面，當前尚未引起重視的另一問題則在於：要使民主化決策不被“單一”、“高效”的專制主義所拋下，特別是在疫後、（准）冷戰等特殊時期保持高決策能力與競爭能力，一個不容忽視的機制則是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近年來所強調的“國家治理能力”：即雖然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已經成為終極普世價值，但國家治理能力（state）必須與法治原則（rule of law）和民主問責（democracy）相平衡。 顯然，自上台以來艱難執政的尹錫悅總統亦在與反對黨的長久拉鋸戰中意識到了某種“不平衡”危機：譬如總統室一名高級官員曾在今年11月的APEC會議之後公開表示，由於中國特殊的政治體制及決策程序，中國高層做出的重大決策執行速度極快。

而相比之下，在一個相互制約的民主社會，除了執政者的溝通技巧與耐心素養，有效的”國家治理能力“或執行力等無疑還需各朝野政黨、甚至德國那樣的執政黨聯盟（如同樣因黨爭或財政赤字爭論而已破滅的“交通燈執政聯盟”）保持某種共識，守候合作底線，以盡量避免激烈黨爭以防止政治圈內部的過度消耗。

而審視韓國民主歷程中如影隨形、似乎無從突破的“青瓦台魔咒”，除卻文化傳統與社會政經結構之中常見的人情羈絆、財閥影響力、單一民族體較為剛烈的個性等等，恰恰亦在於激烈的黨派沖突已然演變成超越政治合作的頑疾。這不僅造成激烈的政權更迭與清算，亦有悖民主制度一向主張的包容妥協與及時有效的糾錯體制。

基於此，雖然尹錫悅總統因不當發布戒嚴令而引發巨大社會地震，但倘若整個社會能以此為契機，以開放、徹底的反思心態進行政治制度的檢視，並以勇氣尋求制度性的處理改善機制，或許方可令韓國政壇自我革新，就此逐步告別“青瓦台魔咒”與復仇循環，從而步入一條更為平和、更為堅固的民主實踐新路徑。

呂恆君（Dr. Hangkun Strian）,華裔德籍漢學家，曾求學於韓國延世大學、檀國大學，並執教於韓國弘益大學、慶州大學等多所高校。此後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為文學史、電影、國際關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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