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防疫讓民眾認為受侵犯？哲學家：自由沒這麼簡單

隨著 3 月中社交禁令與非歐盟公民不得入境的命令頒布，德國政府之後不斷採取了新的限制措施，以盡可能地防堵武漢肺炎疫情的擴散。然而，越多的限制命令意謂著，人們的生活越侷限。數以萬計的德國民眾因此走上街頭，欲捍衛自己的自由與權利。

與此同時，令人感到矛盾與不解的是，政府為了防疫採取限制措施看似沒有問題，而民眾為了捍衛自由上街抗議也看似沒錯。若兩者皆有理，癥結點到底是什麼？

儘管幾週前，德國部分的商店開始恢復營業，但有些場所至今仍維持關閉的狀態。人們雖能有限制地外出活動，但採購與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時，均須佩戴口罩。未確實執行者，無論個人或商家均會受罰。

此外，因病毒傳播的風險仍在，德國外交部於 4 月底加碼宣布，先前所發布的旅遊警示將延至 6 月中。這意謂著，非必要的旅行均須避免。此官方宣布為交通運作的重要依據，因此飛機航班與路面運輸均會受到影響，連帶使人們的移動受到限制；德國社會不滿的聲浪也因此逐漸增加。

民眾認為，他們的自由受到了侵犯，因而要求政府鬆綁限制。甚至有前憲法法官認為，德國的公民自由岌岌可危，並明說道：不是「鬆綁需要正當的理由」，而是「限制必須合法」。然而，總理梅克爾的立場堅定：輕率地放寬限制，只會使德國逐漸趨緩的疫情再度惡化。

韓炳哲的分析

即使面臨病毒的威脅，依舊捍衛著自由；由此可見德國人對此議題的重視。然而，這在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眼中，卻是歐洲防疫成效不比亞洲的關鍵因素：

「台灣和南韓都沒有實施禁足令，商店與餐廳也都沒有關閉，而亞洲人此際大舉逃離歐洲，中國人或韓國人想返回家鄉，因為他們在歐洲覺得不安全。⋯⋯尤其是亞洲人在對抗病毒上大量運用數位監控。他們推測大數據擁有對抗傳染病的巨大潛力。⋯⋯在亞洲幾乎不存在對於數位監控的批判意識，幾乎沒有人在談論資料保護，就連日本和韓國等自由國家也是如此。沒有人起身反抗政府拼命搜集資料。⋯⋯但因為資料保護，在歐洲不可能運用堪比的數位科技來對抗病毒。」

換句話說，韓炳哲認為，亞洲成功的關鍵在於，政府透過科技進行追蹤與監控。然而，有鑒於歐洲對於個人隱私與權利的高度重視，如台灣於居家隔離期間所採取的手機定位監控，在德國完全行不通。

他並指出，在防疫議題上，亞洲民眾較願意遵從政府的限制措施，並歸因於歐洲個人主義與亞洲集體主義的差異。

以撒．柏林的「兩種自由」

若政府與民眾能為防疫措施取得共識，便沒有問題，但德國政府與民眾的意見明顯有分歧。對於這兩者皆有理的情況，英國哲學家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所提出的「兩種自由概念」能作出解釋：他將自由分為「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兩類。

積極自由是人們一般認知的自由，亦即「獲得什麼的自由」；較複雜的是消極自由，亦即「免於什麼的自由」。積極自由較消極自由易被忽略，有時甚至需透過剝奪消極自由才能夠獲得，例如戒毒：人們會被關進勒戒所，以獲得免於依賴毒品的自由。

從此觀點來看，德國政府與民眾都是在捍衛自由，只是著眼點不同：民眾捍衛了不被政府控制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消極自由，而政府捍衛了民眾應該要遵守以防被新冠病毒感染的積極自由。

由於積極自由的認識有難度，關鍵便在探究對方的動機。若對方立意良善，便有機會進一步獲得積極自由；若對方動機不良，消極自由便會受到純粹的侵害。這在實踐上可比擬父母常對孩子說的「為了你好」，而這裡的「好」指的就是當事人不易明白的積極自由。

以撒．柏林因此提醒，不能盲目地相信，對方是真心為自己好。若有不慎，實現積極自由便會淪為獨裁者或獨裁政權打壓的藉口，如中國此次以防疫為名開發的「健康碼」APP：其不僅同時收集了使用者資訊，還以不透明的標準限制了人民的活動，明顯有政治因素參雜其中。

為能成功抗疫，政府與人民必須在真誠、信賴與理解的基礎上合作。因此，在面對限制措施時，人們應將著眼點擺在政府的動機，並加以監督。若一味地執著於眼前的活動受限問題，到頭來被傷害的不僅會是別人，還可能會是自己。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何承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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