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穎

1993年電影《霸王別姬》改變了張國榮，也改變了亞洲電影。劇中張國榮飾演的程蝶衣，為了演好京劇「霸王別姬」中的旦角虞姬而深陷故事，愛上戲裡虞姬的丈夫項羽以及扮演項羽的的小樓。《霸王別姬》看似是亞洲同志電影的先驅，片中對於同性戀情的詮釋卻也引起眾人非議，而張國榮作為主演，本人又是一名酷兒偶像，他如何看待《霸王別姬》以及他所飾演的程蝶衣呢？

哥哥，張國榮演活過許多角色，《霸王別姬》裡的程蝶衣便是其中之一，這個角色出現在他二十多年從影生涯的中段，確立其演繹風格與發展路向。他把程蝶衣演成了自己的版本，自此程蝶衣與他難分難解。

本文從程蝶衣和《霸王別姬》說起，不是要談兩者之於張國榮的表演藝術、之於香港流行文化有多重要，而是討論性別（包括性向）在張國榮身上並非一個或多個身分，而是打破身分之界線與局限的表演。張國榮的表演就是「性別表演」，要進一步剖析，先引程蝶衣為例最為合適。因為這是他飾演過的眾多角色中，第一個「名正言順」喜歡男人的。

我們可以基於程蝶衣喜歡男人，就稱他所在的《霸王別姬》為同志電影嗎？這之間的關係似乎沒那麼順理成章。事實上，導演陳凱歌在為關錦鵬的紀錄片《男生女相：華語電影之性別》（1996）受訪時就毫無念懸地表明，「我並沒有以這個（同性戀）主張作為我拍攝的基礎。」

若熟悉《霸王別姬》、同志圈與性別研究圈對其之閱讀，便會知道陳凱歌在改編李碧華的同名小說時，改寫了結局，惹來淡化同性戀、將同性戀異性戀化，甚至是恐同的指控。假如《霸王別姬》果真是一部恐同電影，那麼找張國榮出演，便十分矛盾。

身為演員的本分

我們無從得知陳凱歌對張國榮有多（不）了解，演員的真實性向與所演繹之角色的性向大可截然相反。異性戀演員可以演同志（甚至大有人在，且被視為對演技的挑戰），疑似恐同的導演也可以拍同志電影，並獲國際性的電影大獎認可為佳作。

令人好奇的是，相較於陳凱歌，對性別應是別有一番思考的張國榮如何看待此恐同指控及該片對男同性戀與陰柔氣質的負面呈現。2002年他受邀到香港中文大學演講，在演講中指出，李碧華在原著小說中對同性戀的處理是「明顯、寬容和自然的」，電影版卻「充滿了極端的『恐同意識』，扭曲了同性戀獨立自主的選擇意向。」

他認為陳凱歌對同性戀的處理「過分壓抑」，也提到同性戀題材向來難以通過中國的電影審查。他一方面對陳凱歌表示體諒，另一方面則強調，「作為一個演員，我只有盡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演好程蝶衣的角色，把他對同性那份義無反顧的堅持，藉著適當的眼神和動作，傳遞給觀眾。」

若沒有針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審查，及上述這場恐同爭議，那麼，這番話也不會這麼特別，頂多證明張國榮很敬業。然而，任何一句話都非無中生有，而是有其產生的脈絡，張國榮這句話的脈絡便是電影審查對同性戀的打壓；若進一步將其放到更大的脈絡，則會是當時（如今呢？）對同性戀不友善的電影圈、娛樂圈及養出這些圈子的社會。他所說「對同性那份義無反顧的堅持」就不只是在描述程蝶衣，也可套用在盡本分演活程蝶衣的張國榮身上。

本文之初指出張國榮的表演是「性別表演」，這性別表演不只是指他有能力演活不同性別與性向的角色——包括他大部分被分配、與他性向不一致的異性戀角色，以及像程蝶衣般在「恐同」文本中苦苦掙扎的同性戀角色——這性別表演也是指藉由其演出所發動的一場性別革命。

「平衡」即「革命」

演講最後，張國榮這樣總結他對程蝶衣的演繹：「我以為一個演員應該義無反顧，為自己所飾演的角色創造生命，如此演員方可穿梭於不同的生命，亦讓角色真實而鮮明的活起來。但在拍攝過程中，作為一個演員，我的演繹必得平衡導演對同性戀取材的避忌，而我只能盡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

「平衡」是他在《霸王別姬》中的表演策略，與該片及這場演講相距20、30年的今日不妨幻想，一個無需平衡的世界會是如何？如今失去了張國榮的這個世界又是否仍需或更需平衡？

張國榮終其一生都在平衡。如今回顧，這「平衡」實在是說得太客氣、太謙卑，因為他的平衡就是革命。他，如同程蝶衣，是在不平衡的世界裡表演，不平衡的世界是他們表演的脈絡，這脈絡使他們的表演成為，也必須是革命。

2000年至2001年的「熱情演唱會」是張國榮在世時最後一場演唱會，為他設計表演服的是2020年剛辦完告別秀的「時尚頑童」尚保羅高堤耶（Jean Paul Gaultier；如今已是「老」頑童了）。20年後再對該場演唱會進行搜尋，找到的多是美言，正如現在也不再有誰攻擊張國榮的性別及性向。

畢竟，他已是神壇上的「哥哥」，不好與茶餘飯後供人大講八卦的明星藝人同日而語。但走筆至此，還是要追溯幾句當時香港媒體對他在演場會中束長髮、穿裙子的揶揄與中傷，包括「貞子化身」、「扮女人」等。

如今多用力歌頌，都收不回曾無情丟出過的石頭。但也因為這些石頭，我們不只記得他在銀幕、舞台上的一舉手、一投足，也要記住這些表演都是硬仗。

這在距離他選擇提早離世19年後的今天尤其重要，年復年的悼念中，他被追捧為酷兒偶像。但張國榮之所以酷兒（queer，起初用於譏笑同志，後性別研究與同志運動扭轉其貶義，如今多與LGBT並列或強調不只認同某特定性別／向），或他的酷兒性（queerness）所在，不只是表演多美、多前衛，也是基於這些表演具政治性。

此政治性並未與他同死、繼而消失，反而如遺物般，隨其表演的錄音／影被保留下來。於是，每當重聽／看這些表演，除了讚嘆與不捨，也應當思考其中的政治性如何在19年後，看似更性別進步的社會與世界仍然發揮作用。

• Text by 陳穎｜本名陳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研究所博士生（文學組），亦為兼任講師、影評人及譯者。曾任台灣國際酷兒影展選片人、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客座選片人及台灣競賽獎初選評審，現任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理事。譯有《中國剩女：性別歧視與財富分配不均的權力遊戲》、《倫敦的生與死：一部關於移民者的大城悲歌》、《卡卡女性主義》、《變裝的藝術》、《膠卷同志：當代中華電影中之男同性戀再現》等，尤專於性別研究之學術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