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大眾汽車出售新疆工廠到底意味什麼？

（德國之聲中文網）首先，上汽大眾（新疆）有限公司成立於2012年5月，大眾新疆工廠同時奠基並在2013年2月投產。據審計報告，大眾新疆工廠員工最多時有650人。而在出售前，該廠子實際上自2019年起就不再生產汽車。大眾及其國有合資伙伴上汽集團目前在新疆雇用的工人不到200名，他們從事的是將汽車交付給中國西部的大眾經銷商前最後的准備工作。大眾這次賣出其新疆工廠，接手方是一家國有企業，即上海臨港集團旗下上海機動車檢測認證技術研究中心有限公司（SMVIC）。有評論認為，這種賣出方案相當於中方給大眾的補償或獎勵。由於大眾在新疆已經不生產汽車，本來用於生產汽車的測試跑道當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所以該股權現在轉讓給上海機動車檢測中心，該中心由上海市政府的另一個部門所有。

由於筆者無法獲取任何有關賣出的價格的信息，也就很難判定，這裡是否有中方對大眾的補償或獎勵。 至於是否應該把大眾的做法看成是批評者的勝利，這似乎也得經過認真考量後下結論。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大眾作為一個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先鋒角色，在中國市場賺得盆滿缽滿，時間一長，自然使其對中國當局有一種好感。至於說，大眾在新疆辦廠，完全是處於政治上的考慮，即對中共政權的支持，這也未必。但並不排除，大眾當初在考慮在那裡設廠時，並沒有把新疆問題看成是一個問題，甚至是默許當局的做法。 而在那裡設廠，客觀上是對中國當局鎮壓在那裡的少數民族（不僅是維吾爾族，也包括其他民族如哈薩克族）的背書和認同。

經濟或者利潤主導

但大眾說，這次出售工廠和測試跑道是出於“經濟原因”，分明是想擺脫大眾由於在處理新疆強迫勞動問題上帶來負面影響。但筆者同時認為，其“經濟原因”確實也是大眾作出這一決定主要考量。

要理解這一點，應該回到2012年建廠的那個階段。那時，習近平尚未正式上台，但中國當局的“西部大開發”以及“走出去”的政策已經明確化了。估計大眾想趁這個勢頭，擴大在中國西部的市場，同時通過新疆的跳板，把產品運往中亞各國。 但這個美好設想被後來的疫情、中國的清零政策打破了，而至於疫情後習近平政府的蹩腳經濟政策更是進一步嚴重打擊了中國國內消費能力。而這幾年的電動車的發展，自然也是對大眾車的一大打擊。

至於中國外交部當然也了不得把大眾的說法（即“出於經濟的理由“）當作一個很好擋箭牌。因為中共當局一口否認在新疆有鎮壓和強迫勞動之事。

有兩件事，不得不使得人們對大眾的政治傾向提出質疑的。 一是大眾汽車在關閉新疆工廠的同時，為了不希望關閉新疆工廠被中國官方視為遠離中國，大眾集團與上汽集團官宣合作協議再延長十年，直至2040年。而實際上，即便要延長十年，也不必非要現在就宣布。因為目前的合作協議還有幾年的有效時間！第二是，大眾在烏魯木齊附近修建測試跑道時使用了維吾爾族強迫勞工。大眾汽車否認這一指控。去年年底，大眾聘請了一家審計公司對其在新疆是否遵守國際勞工標准的問題進行調查。而事實卻是，該審計公司並非公正地對此項目進行了審計。這也引起人權組織和新疆反對派的批評。

資本主義與民主姻緣論的破產

大眾在中國的表現，實際給人們一個重要啟示就是，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少西方理論家認為，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在本質上相輔相成以及自由市場與競選政治在長期內相互促進。這就是所謂的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婚姻。 而有人更是把這個假設當作事實在闡述，認為，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必定是民主的。或者說，當代資本主義只能在一個民主國家得到發展。

如果要談起資本主義，必定要從資本出發。而在蘇聯垮台後的全球化，大大地改變資本的特性。與其說，本來資本的活動範圍大多是國家內部的，或者是在幾個民主國家內的，全球化開始以後，使得資本走向世界各地，而不少威權國家如中國則也巧妙地吸引了不少西方資本的安家落戶。而一旦資本在一個威權國家發展的順利，它必然就和當局產生一種親和性。 同理，它的“本土性”（如大眾的德國本土性）就會減少，換言之，德國政府對此掌控能力也就減少。

民主和資本主義是一家子的理論，東歐的轉型時期不少國家的發展已經把這種理論駁倒了。而如今大眾在中國的表現更是說明了，資本主義中的主要成分，即資本，實際上是不在乎它的政治環境的。它可以在民主制度下發展，但也可以與威權政府結伴。 現在的問題就在於，全球化走到如此的地步，使得歐洲不少政府無法對其資本有太大的約束力。在這方面，美國政府倒是跟歐洲政府的不同。這體現在拜登政府對中國芯片的限制方面，盡管美國的資本對此怨氣很重，但美國政府多少還能把自己的政策落實下去。至於，特朗普上台後的情況如何，還得拭目以待。

筆者在本文要說明的一點是，資本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它是跟民主政體和威權整體同時合作的。 這樣，對資本有太大的期待，是不合適的。 再以特斯拉為例，特斯拉盡管沒有在新疆設廠，但憑著馬斯克在中國台灣問題上的言論，對中國政治的言論，不也就說明了其與威權主義的親和性？

當然，後現代社會的特點就是民間組織聯合起來對資本進行一定的約束。 而目前全球一種“反全球化“，多少也能使得資本對自己有所約束。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德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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