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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個人對抗集體主義
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發表於 1967 年，蔣中正總統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了對抗共產黨統治下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於是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這種國家機器由上而下的文化動員，不僅僅是一種高度政治力的展現，對於民間社會的壓抑，同時企圖灌輸一套僵化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以便遂行有效社會控制。
這套官方意識形態下展現的意識形態控制，深入學校，甚至包括家庭，譬如 1971 年實施的家庭計畫，控制生育，亦即國家機器直接控制身體，同時控制了慾望以及慾望的表現形式。
在那樣的時空脈絡下，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做為一個對抗集體主義文化思潮與意識形態的文本，所具備的個人主義敘事風格，其背後隱含的權力運作，個人主義是一種對抗集體主義的形式，個人主義彰顯了敘事者的主體性，敘事者企圖透過自我理性的運作脫離國家機器的掌控，用一種敗壞社會集體價值的方式來訴諸解構的力量，同時將個人從這種集體的束縛之中解放出來。
七等生的敘事策略凸顯了個人的主體性，並訴諸個人理性思考的模式來解構社會集體價值，並企圖揭露此種集體價值的非理性，具有榮格集體潛意識控制的國家意識形態，透過此進路，個人將獲得自由，儘管此種自由帶有虛無主義的色彩，因為解構集體價值後，個人獲得獨立思考自我價值的空間，但卻無力建構一種集體價值，以致於此種個人價值因為無法得到集體認同而具有虛無的傾向。
此一個人主體性的辯證發展過程，恰恰好就是現代性的困境，前現代的集體主義提供了個人主義掙脫束縛的論述場域，個人主義得以用自我的理性對抗集體的意識形態，然而具備理性的個人也在解放後面臨缺乏社會認同基礎的虛無性格。
七等生透過個人主義敘事來對抗集體主義價值的結果，是慾望主體的重設，七等生以敘事者與黑眼珠外遇來顛覆集體價值所設定的倫理關係，以及這種倫理關係下所設定的慾望主體的樣貌。
但是這種個人主義敘事所展現的現代性，最終都不免出現價值失落的樣貌，因為個人生命從集體價值解脫後，對抗集體價值的慾望主體並無法提出一種具有社群性質集體認同的慾望形式，而是有賴每一個慾望主體的解放，重新建構或者重設自己的慾望主體，然後才能在相互肯認中使得慾望主體之間獲得一種相互認可、肯認的過程。
換言之，現代性的超越必然要經過後現代理論的批判，最終才能從現代性的困境中出發，從而超越了現代性。
▌個人主義在威權統治的獨白
七等生（1939 年 7 月 23 日－2020 年 10 月 24 日）的童年面臨一個歷史上政權的交替與置換的轉折期，他的青年時期又面臨新政權企圖用新文化運動來對抗國共內戰中的勝利者。
由新政權提出的新文化運動形塑新的國族認同，一方面企圖由國家機器發動一場由上而下的集體價值革命，充分地把過去的殖民文化革除，代之以新的殖民文化。
一個以中華文化的道統為根基的價值革命，內在卻是承襲自儒家思想做為官方統治意識形態的倫理規範，一個外在於這個社會卻有企圖覆蓋在社會上的集體價值，由此誕生，並變成七等生企圖對抗，以便保有個人主體性的國家文本。
因此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是敗德的，敗的是國家高舉的道德大纛，敗的是國家機器強加於人民的意識形態，敗的是國家企圖建構的集體價值，在形態上，這個新文化運動與日本的皇民化運動並無不同，都是國家建構的一部分，都是歷史發展的上層建築，也都是一種殖民論述。
從企圖超越殖民論述來看，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是一種後殖民論述。
對抗集體價值，以便保護及建立個體的自主性，這是一種現代性的表現方式，是現代主義的工程。
七等生透過李龍第在一場洪水中的道德實踐展演了一場關於道德自主性的論述，非常典型康德式的論述，道德是不證自明的，他在面臨此岸俗世的救贖命題時，刻不容緩的，必須符應內心的道德召喚而援救這個已經在他懷中的妓女，至於她的妻子晴子則在這場洪水裡面，處於彼岸他無法援救的對象，他非常理性的做出道德判斷來援救當下的這位妓女。
當晴子因為這樣的舉動處於不能理解的狀態時，七等生所塑造的男主李龍第堅定地以自己的道德信念決定援救這位妓女到底，以至於妻子晴子竟因而發狂，企圖到達此岸但慘遭落水而不知去向，這其中的道德兩難困境，是作者七等生一開始的敘事結構就設定的，直到末了。
李龍第的道德判斷與道德實踐體現了其主體性，尤其是相對於七等生企圖透過文本的論述對抗的國家機器集體價值而言，他充分尊重了內在不證自明的道德判斷，基於理性的道德判斷。
當李龍第完成了這場在緊急危難中的道德實踐後，他回到了家，並企圖向晴子的母親訴說其道德實踐的正當性，其主體性宣告完成，他未曾屈從於任何權威而保有正當性。
李龍第的道德正當性建立在自己不證自明的理性上，這個理性主體同時也是道德主體透過自我肯認獲得主體性與正當性。但是，他卻充分地將晴子與妓女客體化了，李龍第既無能也無法對於這樣的道德處境與其妻子晴子進行對話，也沒有企圖對妓女說明事實，其存在處境的荒繆性似乎隱隱約約在諷刺當時當道的道德教條主義，但同時他彰顯的也是個體的主體性，而無法與晴子或妓女透過對話來進行意義的交換及詮釋，使對方來重新理解這樣看似荒繆的道德處境。
這樣的主體性建構是以犧牲其他主體，如晴子或妓女的話語權，來成就其自身，換言之，他是個人主義式的主體建構，同時帶有性別歧異色彩的主體建構。
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企圖探討殖民社會中主體性在對抗集體主義，尋求一種現代性過程中，如何進行論述及建構文本，以彰顯其自覺，主體性的建構在重塑權力關係時，隱身在理性主體後慾望主體如何成為預設，此一慾望主體在七等生的論述脈絡而言，仍然未能顛覆父權社會裡的性別權力關係，從而彰顯的只是特定性別的主體性，而非互相肯認。
作者：陳竹奇博士，高雄大學退休教授
右手寫歷史，左手寫文學。
台灣嘉義人，目前從事台灣文學研究。
主要領域為現代性、後殖民書寫，專事寫作。
出版詩集《光影之間》、《這究竟仍是一場夢》
短篇小說集《以父為名》、《涵碧樓傳奇——雲林故事集》（致良出版社）
長篇小說《Psoseongana》
（本文轉載自報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