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能否突破政治僵局？愛爾蘭這麼做

Photo Credit：劉政暉　提供

位於歐亞大陸邊陲的小島──愛爾蘭（Ireland），與隔著愛爾蘭海的鄰國──大不列顛王國（英國）遙遙相望。兩國在近代歷史中，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愛恨情仇。即便時至今日，英國仍以 12 倍的人口與超過 7 倍的國民生產毛額（GNP），俯視著這蕞爾小國。

這樣的情景，是否令人感到似曾相識？

隔著臺灣海峽的中國，同樣以近 60 倍的人口、約 23 倍的國民生產毛額，對臺灣施加壓力。在不同政治體制與對立意識形態的交織下，雙方的摩擦與競合不斷，為這段關係增添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從愛爾蘭經驗看臺灣：全球競爭中的生存智慧

愛爾蘭即便在英格蘭（England）長達 750 年的殖民統治（1171 至 1921 年）下，仍並未被歷史洪流淹沒，堅韌生存並重生。如今，這個小國的文化影響力席捲全球，成為了一個軟實力崛起的典範。

旅居世界的 7,000 萬愛爾蘭裔，憑藉對故土的懷念、自身歷史的驕傲，以及不斷創新與連結的拚搏精神，成功抓住英國脫歐後的順風車。在跨國科技、製藥與金融公司紛紛加碼投資下，愛爾蘭的 GDP 在短短 30 年間成長了 4 倍，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

對於臺灣的未來，國人仍處於學者葉浩所形容的巨大「政治時差」中。身處 AI 時代晶片戰中受益的臺灣，若能借鑑愛爾蘭的經驗，或許不失為一個作為我們共同思考臺灣下一步的重要方向。

解讀愛爾蘭：從殖民陰影到自治的憂傷歷史

談到愛爾蘭的歷史，大多數人會想到「愛爾蘭大饑荒」（Great Famine）。這場 18 世紀中葉的「天災」，表面上因「致病疫霉」導致單一作物的馬鈴薯栽種遭殃。

但歷史學家爬梳資料後發現，在 1847 至 1852 年間──正值「大饑荒」的數年間──愛爾蘭仍向殖民母國出口大量奶油、牲畜等農產品，說明饑荒的根本原因在於人民「買不起」自己生產的食物。

這場「人禍」造成超過 100 萬人餓死、另有 100 萬人被迫移民，讓愛爾蘭人口驟減四分之一，並經歷長達一世紀的人口負成長。

此外，世人耳熟能詳的鐵達尼號，便於 1912 年在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Belfast）建造。這艘船啟程後停靠多處載客，最終從愛爾蘭的科夫（Cobh）駛向大西洋。在意外發生之際，許多底層客艙的乘客正是懷抱美國夢的愛爾蘭裔移民，他們成為這場悲劇的無聲註腳。

隨後，這座悲苦島嶼的歷史更加動盪。從 1919 年至 1921 年的愛爾蘭獨立戰爭（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到 1922 年至 1923 年的愛爾蘭內戰（Irish Civil War）。最終，除了東北方約 17% 的主權範圍仍屬於英國，其餘地區成為一個自治政治體。然而，這並未徹底平息矛盾。

1949 年，愛爾蘭共和國正式建國，但直至 1998 年，北愛爾蘭各黨派、英國政府與愛爾蘭各政黨共同簽署《貝爾法斯特協議》（Belfast Agreement），血腥衝突才得以告一段落。然而，即便是今日，愛爾蘭內部因意識形態差異仍存在政黨間的分歧。

啤酒、音樂與電影塑造的全球魅力

儘管如此，面對外部壓力與機遇，愛爾蘭總能以團結的姿態應對，並以開放的態度走向國際。

以愛爾蘭傳統音樂為例，其生動而愉快的旋律與愛爾蘭歷史中的悲劇形成強烈對比。然而，這些充滿活力的音樂，搭配風靡全球的愛爾蘭啤酒──健力士（Guinness），共同構成了愛爾蘭文化的象徵。

位於都柏林的健力士啤酒廠。圖／劉政暉　提供

依託移民的影響力和政府積極的行銷推廣，「愛爾蘭酒吧」幾乎遍布歐美城市，甚至在不少亞洲與非洲國家紮根，成為當代休閒文化的代名詞，也進一步鞏固了愛爾蘭文化的金字招牌。

風靡全球的愛爾蘭酒吧文化。圖／劉政暉　提供

電影更是愛爾蘭文化的另一重要載體。從奧斯卡最佳男主角席尼・墨菲（Cillian Murphy）主演的《吹動大麥的風》（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深刻再現愛爾蘭動盪的悲慘歷史，到柯林・法洛（Colin Farrell）出演的黑色幽默電影《伊尼舍林的女妖》（The Banshees of Inisherin），愛爾蘭演員憑藉出色表現贏得國際讚譽。這些作品不僅帶領觀眾重溫百年來的歷史傷痕，也讓人重新審視這些衝突對當代愛爾蘭政局的深遠影響。

十分有個性的席尼．墨菲，在一次與哈利王子（Prince Harry）見面的會面中，甚至刻意將手插入口袋，並側視哈利王子，以此象徵對英國的抗議。

美國總統的愛爾蘭血脈，及其深遠影響

另一方面，你能猜到嗎？從甘迺迪（John F. Kennedy）、雷根（Ronald Reagan）、柯林頓（Bill Clinton）、歐巴馬（Barack Obama）到即將卸任的拜登（Joe Biden），多位美國總統都擁有愛爾蘭血統。

其中，受人愛戴的歐巴馬在 2011 年的歐洲之旅中訪問了愛爾蘭，並在首都都柏林（Dublin）發表了一場令人難忘的演說。當天萬人空巷，歐巴馬以他強大的演說能力，強調並感謝自己的「曾曾曾外祖父」來自愛爾蘭。他更讚揚愛爾蘭人對全球的貢獻，指出整個世界都因愛爾蘭而變得更美好。這段演說如同及時雨，為當時正從金融風暴中逐漸復甦的愛爾蘭注入一劑強心針。

3 年後，歐巴馬「曾曾曾外祖父」的故鄉郡，特地在高速公路旁設立了「巴拉克・歐巴馬廣場」（Barack Obama Plaza）的複合式休息站。如今，從都柏林出發、參加一日遊行程前往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莫赫懸崖（Cliffs of Moher）的旅客，幾乎都會在這裡停留。這個休息站不僅販售歐巴馬相關的紀念品，還有他與其妻蜜雪兒（Michelle Obama）的銅像供遊客拍照留念，成為一道別具特色的觀光景點。

莫赫懸崖。圖／劉政暉　提供

與全世界最大經濟體建立深厚連結的好處，不僅限於外交層面，也為愛爾蘭帶來源源不絕的觀光客。有了交流，便能促進連結與互動。這也正是為何與愛爾蘭相關的好萊塢電影能屢屢登場的原因，再次印證了這個僅有 500 萬人口的國家，擁有無遠弗屆的文化影響力。

愛爾蘭語的消逝，國族認同的重生

在這種全球化連結中，愛爾蘭同樣面臨著如何保存語言的挑戰。儘管愛爾蘭將「愛爾蘭語」訂為第一官方語言，英語為第二，但英語的普及程度卻遠遠超越愛爾蘭語。

例如，《都柏林人》（Dubliners）、《尤利西斯》（Ulysses）與《快樂王子與其他故事》（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這些膾炙人口的英文小說，其作者——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愛爾蘭作家詹姆士・喬伊斯（James Joyce）與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創作時所使用的語言便是英語，殖民時期遺留的影響可見一斑。

不過，這一情況隨著愛爾蘭文化復興和教育政策的推進，正在逐步改善。根據調查，目前已有近四成的愛爾蘭民眾能夠使用愛爾蘭語。

雖然英語的地位相對突出，但它同時也帶來不可忽視的優勢。英國脫歐後，跨國企業積極尋求與歐盟保持連結，而作為歐洲地區僅有的兩個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之一，愛爾蘭因其語言優勢和地理位置成為企業總部遷移的首選之一。

此外，與紐約僅 6-7 小時的航程，讓愛爾蘭更具吸引力。連愛爾蘭國寶級演員席尼・墨菲也在 2015 年攜全家搬回都柏林，象徵愛爾蘭吸引力的回歸潮已經展開。

在處理與英國歷史恩怨的同時，愛爾蘭政府也積極拓展與其他前英國殖民地的連結。例如，愛爾蘭移民博物館（EPIC The Irish Emigration Museum）中，便曾舉辦以印度與愛爾蘭交融歷史為主題的特展。

愛爾蘭移民博物館曾策劃連結印度與愛爾蘭歷史的特展。圖／劉政暉　提供

而博物館外，利菲河（River Liffey）河畔矗立的雕像則由加拿大政府出資設立，用以感謝愛爾蘭移民對加拿大的貢獻，同時緬懷大饑荒的歷史。

圖／劉政暉　提供

即使移出愛爾蘭仍是許多國民的選擇，但那些選擇留下的人，正面對現實，努力探索一條專屬於愛爾蘭的發展之路。移民博物館的一句標語：「移民雖已改變，但連結的渴望依舊存在（Migrants have changed, but the desire for connection remains.）」，恰如其分地展現了愛爾蘭如何化劣勢為優勢，並以大器與智慧在全球站穩腳步。

全球變局下，臺灣如何找尋未來的出路？

相較於愛爾蘭，臺灣島上的原住民世居千年，400 多年前移民陸續抵達，共同築造了這片土地的多元樣貌。然而，在 21 世紀大國競爭日益白熱化的局勢下，臺灣也被迫加快腳步，致力於打造屬於自己的國族認同，而其中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依然艱鉅。

參照委身於大不列顛一隅的愛爾蘭，他們接受了「移動」這一不可逆的歷史本質，張開雙臂面向大西洋，將遷徙與變遷的既成事實，轉化為強韌的民族基因。憑藉對自己國家的熱愛與對家鄉的驕傲，遍布全球的 7,000 萬愛爾蘭人團結一心，成為國家的珍貴資產與驕傲。

當川普即將就任美國總統時，臺灣所處的「地緣政治壓力鍋」無疑將被添上一把薪柴。在這樣的局勢下，無論是急於移居國外的，還是選擇（或被迫）留守本土的每一位臺灣人，都請將「臺灣」牢牢放在心上，等待並創造那個連結與團結的契機。

願我們能以愛爾蘭為鏡，參透臺灣的本質，凝聚共識，以堅定的步伐深耕在地，同時拓展至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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