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教育制度很自由，學生就要懂自律

今（2022）年 5 月，我終於從世界聯合學院亞美尼亞分校（United World Colleges Dilijan）畢業了。在過去兩年裡，我所就讀的是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nternational Baccaulaureate Diploma Program，以下簡稱 IB）。

IB 重視批判性、思考表達、國際與在地連結的教育模式，對於從小學到高中都在台灣體制內成長的我，無疑是一段跳脫舒適圈的旅程。

過去在台灣想要讀 IB，大多只能選擇私立學校，但是從 2021 年起，部分公立學校──像是台北市西松高中、桃園大園國際高中──也加入了 IB 學校的行列，提供給公立學校的學生另一種選擇。

在本篇文章中，我將透過學生的視角書寫我個人適應 IB 課程的故事，從而反思台灣教育體制的機會與挑戰，希望能提供有意願進入 IB 高中課程的學生一些參考。

面對高彈性的課程，先問自己：「我是誰？」

在 IB 課程裡，我最喜歡的就是它提供學校很大的彈性，無論是在選課、授課、課外活動的證明形式，甚至是考試題目，學生都能掌握一定的自主權。

以選課為例，IB 雖然在選課有部分限制，在 6 個領域（數學、文學、第二語言、自然科學、人文社會、藝術）要均衡選擇 3 個高難度科目、3 個普通難度科目，但學生可以依據自己的能力和興趣，選擇領域內細化的科目，並調配難度。

比如我自己的科目選擇就有高難度的全球政治、經濟、英語，普通難度則有中文文學、環境、理論數學。由於當時我已經確信自己對人文社科的熱忱，這樣的選課制度讓我不必花太多時間鑽研文學和數學理論，可以更深入地學習政治和經濟，同時保有跨領域知識的基礎。

然而，這樣的設置也是在考驗學生的自我認知程度。無論是科目選擇，還是難度調配，都需要權衡個人的興趣、志向和能力。一年級時有學姊曾經告訴我，因為家人希望她學醫，她被迫選擇了不喜歡的生物，面對 IB 龐雜的作業要求，包括實驗紀錄、小論文、考試等等，想當然是讀得非常痛苦。每年期末考後，也總是有許多學生會從高難度的數學轉到普通難度，或是從化學、物理，轉至環境這門相對不要求進實驗室，且與人文社會連結更多的科目。

我也不覺得自己的選課安排是完美的，重來一遍的話，我會想選擇應用數學而非理論數學。當時選擇理論數學，是因為我看過課綱後，認為 IB 的理論數學和台灣所學相像，比較少需要用到分析圖表或統計，學起來可能會比較輕鬆；但如果考量我未來想要讀社會科學的志向，其實應用數學會更為合適。

正如英國思想家韓第（Charles Handy）曾說：「你是誰，比你做什麼更重要。」在面對IB 課程大大小小的選擇，小至寫考卷要選哪一個申論題、大至畢業論文（Extended Essay）該寫什麼主題，很多時候並不存在所謂「較優秀」的選擇，重要的是哪一個「更適合」自己。

唯有正視自己的需求和現況，才能踏實地走在屬於自己熱愛的道路上，真正發揮 IB 多元彈性的最大價值。

IB 有多自由，學生就要多自律

入學之初，我就聽聞了學校流傳已久的「3S 理論」，分別代表社交（Socialising）、學校（School）和睡覺（Sleep），這 3 個 S 組成了高中生活，卻往往無法兼得。例如，想要顧好社交和課業，可能就必須犧牲睡眠。而這意味著想要讀好 IB、過好生活，便相當仰賴我們自己的時間管理和自律能力。

由於 IB 的上課時數相較台灣少，課堂外個人可以自由規劃的時間就變多了。以我自己的課表為例，一週的上課時數大約只有 22 小時，通常早上 8:30 開始第一堂課，放學時間則一般落在下午 2:45 或 4:10，一年級時每週三甚至在中午 12:00 就沒課了。

筆者一年級的課表。圖／李易庭 提供

課外時間除了用於完成作業，像是報告、申論題、閱讀等等，大家也都會去做 CAS 的活動。

所謂 CAS，其概念類似於台灣的「社團課」、「服務學習時數」或「學習歷程檔案」，作為 IB 要求的課外活動，CAS 分為創意（Creativity）、運動（Activity）和服務（Service），除此之外還有自發項目（Project），畢業前必須上傳約 30 篇的證明，提供給學校審核。

根據我的觀察，CAS 雖然是畢業要求但並不算分，加上審核不難通過，形式為文字心得、照片、影片、會議紀錄等不拘，因此如果到學期末才開始上傳心得，心態上就可能顯現得較為被動，也難以讓他人信任該學生學期間能持續參與。而且我們學校很多CAS 並沒有點名制度，因此課外活動的投入還是非常仰賴學生的責任心和自主積極性。

IB 學生的「自學能力」這項特色也體現在其評分機制。首先是在紙筆測驗裡，我的 6 個科目之中只有英語有選擇題，當沒有了絕對標準的答案，評分項目變成題意理解、結構、知識應用、提出實例、相異論點的探究，便讓 IB 的學習很難速成。上述這些能力都需要時間練習，才能在短少的考試時間內，寫出一篇有說服力、具備自己立場、符合時局的申論文章。

另外，IB 不只有紙筆測驗，還有口頭報告、文字評論，甚至社會參與等不同的評分型態。以全球政治課為例，「參與活動」（Engagement activity）佔總分 20%，「全球政治挑戰口頭報告」（Global political challenges）佔總分 20%，剩下的 60% 才是紙筆測驗成績。

「參與活動」這個項目，是鼓勵學生去親身參與議題，無論是訪談、實習、參與政治倡議都可以，比如我個人當時是以台灣 2030 雙語國家政策為題，透過去智庫實習、訪談不同族群、參與講座，最後繳交了一份約 2,000字 的文字報告。我的口頭報告則是以「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擴張是否會造成安全困境」為題，分析了中美對抗、漁獲和油資源、東南亞國協、國際法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上這些作業，都難免會超出課堂所學範圍，需要學生自主去延伸探究、尋求資源。

而 IB 學生在申請大學時，招生官主要也是經由預估分（Predicted Grades）來判斷申請人的在校學術表現。預估分是分別在一年級末、二年級上和下學期獲得的成績；依據學生這一年來的表現，包括作業、考試、學習態度、成績變化曲線等，老師們會預估學生在最終成績的表現，並給出這個預估分。

不可否認，紙筆測驗的表現還是評斷預估分的最重要一項指標，但如果你是個平時認真努力的學生，就算期末考不小心考砸了，預估分也不會因此一落千丈。我曾經問老師，得知我們學校的預估分和實際分數大約誤差 1-2 分，預估分之所以要盡量追求準確，是因為虛高或低估不僅對個別學生的申請有影響，也會影響整個高中在大學招生辦公室的信譽。

此外，我在IB 不同科目的部分核心概念之間發現了連貫性，這讓我認知到跨領域知識結合的力量，還有即便面對不喜歡、不擅長的科目，也不會偏廢的能力，我認為這也是一種自律。

接著就進一步談談 IB 跨領域的應用，比如宏觀經濟裡學到的「貧窮陷阱」，可以應用在政治學裡的「國家發展」單元裡，因為「不平等」是兩個科目共有的核心概念；環境課裡探討如何解決環境迫害帶來的外部成本時，也可以應用到經濟學的圖形、財政工具。在 IB 的第二年起，我時常發現不同領域的科目，有或多或少的概念重合，像是過去習得的知識點，一個一個被世界這個架構撐起，發散、延展為一張有批判性思維的大網。

記得我的政治老師最喜歡把 IB 比喻為跑步，不是刺激的百米賽跑衝刺，而是考驗耐力的馬拉松。我覺得這個形容很貼切，因為在 IB 裡，大家都有不同的科目選擇、不同的課外活動、不同的研究主題，比起與他人競爭，更多時候是要找到自己能夠為之奮鬥的目標，與自己比賽。

我從IB 看台灣教育的機會與挑戰

IB 官方組織發布的「十大 IB 學習者特質」，描述了 IB 希望培育富有國際責任與視野、關懷環境與人文的學生。出國在外的兩年期間，我曾經無數次反思，難道在台灣、讀台灣的課本，就不能成為具有批判性思考的世界公民了嗎？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回望我在台灣教育裡汲取的知識養分，絕不亞於 IB 中所獲；尤其在台灣教育的數學訓練之下，我在 IB 數學的第一年可說是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順風順水。就我個人的感受而言，過去台灣的體制教育像餐桌上營養豐富的大魚，學生只要負責吃下去，無論是課堂裡聽講、刷題目、學速解法，都可以幫助我們在反覆練習裡奠定穩固的知識基礎；至於IB 則像面向真實世界這個大魚塘的釣竿，透過真實案例分析、訓練思考表達、養成軟實力，讓學生學會自己釣魚吃。

因此我認為，如何透過台灣紮實的教育，幫助學生保持對學習的好奇心和熱忱，從而找到自己合適的生涯道路，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觀察 108 課綱，有不少內容和措施都富有這樣的精神，比如 108 課綱所訴求的「核心素養」重視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與 IB 發布的學習者特質（IB learner profile）所列舉的溝通力、知識力、關愛他人等目標相當類似。

雖然立意良善，但概念新穎的 108 課綱還是存有一些大眾尚未達成共識的議題。比如 108 課綱廣受爭議的學習歷程檔案，類似於 IB 的課外活動（CAS）心得，希望可以幫助學生多元發展、探索興趣；然而，學習歷程檔案的其中一項爭議在於，它作為大學申請的依據之一，會直接影響升學，公平性還尚未被普遍認同。我認為如此便相當考驗大學招生官，能否判斷學生是否真正適合申請科系，而非單單為了升學而刻意為之。

以我們學校大部分人會申請的美國大學為例，雖然美國非常重視活動經歷，但並不需要繳交 CAS 心得作為證明。大學通常是透過學生的活動列表（需要填寫活動類型、時長、密集度）、作文、推薦信、獎項、面試，去評估學生在做課外活動的熱忱和深度。儘管如此，申請頂尖美國大學也還是常常被學生們稱為「玄學」，面臨著加劇社會不平等的爭議。

除了升學制度上的疑慮，108 課綱要在有限的資源下轉型成功也是一大挑戰。首先，台灣的高中班級一般有 30 至 40 人，而我所在的 IB 學校一班只有 6 至 11 人，對比之下，「師生比」較低的學校可以提供給學生更多個人化的輔導，而這恰恰是輔導學生多元發展的關鍵。作為兩個不同的體系，IB 和 108 課綱適性揚才的願景固然美好，但如果過度增加了教師的工作負擔，反而有可能導致教學品質受到影響。

最後，我認為台灣教育擁有幫助台灣高中生「在地國際化」的潛力。回顧我大大小小的 IB 作業，幾乎都是以台灣議題為主。例如：我的 4,000 字論文是寫新南向政策、經濟學評論是寫疫情如何衝擊台灣的就業市場、環境小論文是寫台灣碧潭修建水壩的生態影響。在寫這些作業時，遠在亞美尼亞的我總不免會想：如果自己在台灣就好了！因為無論網路再如何神通廣大，若真正身在台灣，語言、人脈資源、資料蒐集都還是更加方便自在，老師也能比較了解我的議題。

不只是我，觀察學校裡世界各國的同學，我發現大家也都傾向研究自己國家的議題，通常都是利用放假返鄉的時間進行訪談、實驗、資料蒐集。首先，高中生的學識有限，研究單一國家的在地議題可以限縮問題的範圍，有助於深入研究；其次，個人參與（personal engagement）是許多 IB 作業的評分依據之一，研究本土更容易展現學生對議題的興趣、動機和連結。

總而言之，教育的選擇本來就沒有哪一種比較好，只有哪一個更適合自己而已。雖然樂見台灣教育認知到軟實力養成之必要，但距離完善整個體制內外，還需要藉由各方努力以促進學生、家長、學校、大學、教育產業、政策制定者的對話，共同討論出台灣希望培育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才。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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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喜愛學習的高中生，為什麼我學得不快樂？──「學校在講求效率的時代，執行沒效率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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